新闻 > 人物 > 正文

美国驻延安的观察组被中共忽悠 只有赫尔利头脑清楚

—美国三次误判中共的历史教训

作者:
美国政府中还有少数清醒者。他们对中共有过幻想,但并不会像谢伟思们那样媚共,比如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和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军。

202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未来》的演说,宣布美国与中共国盲目接触的旧模式已经失败,自由世界必须战胜新的暴政。[1]

这次演说的选址颇具深意,因为正是尼克松于1970年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替共产中国的称谓;正是尼克松于1971年派特使基辛格秘访北京,正式迈出与共匪媾和的第一步;也正是尼克松本人于1972年亲访大陆,事实上承认中共极权暴政,背弃反共盟友中华民国。尼克松在《上海公报》签署仪式上曾充满自信地表示,“当我们的下几代人回望这段历史,一定会感谢我们这些天的相会”。[2]

那时,蓬佩奥先生还是个不满九岁的孩子。而此时站在尼克松图书馆前的国务卿,看不出有对尼氏的感激之意;相反,他的通篇演讲是对尼克松亲共绥靖政策的全面否定。两个月后的皮尤民调也显示,73%的美国人对共产中国持负面态度。超过两代人的时光终于换来美国从政府到民间姗姗来迟的反思和行动。尼克松对中共的外交解冻,其实是掀开了潘多拉的盖子,其危害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让美国逐渐醒来。但美国与世界早就因接纳中共魔鬼而礼崩乐坏,危机深重,面目皆非了!

其实,中共并非“新的”暴政;它从瑞金割据、延安避难到北平篡政,其反人类本质与生俱来,从未改变。尼克松也不是误判中共的第一位美国总统,更不是最后一位。

美国对中共的无知、短视、及匪夷所思的姑息与宽容,可以追溯到二战后期。从那时起的七十多年里,美国最高决策层至少有三次严重误判中共,敌友混淆,黑白颠倒,政策错位,还执迷不悟,对中共邪恶势力绥靖累计超过半个世纪之久,构成当代国际政治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不能不令人深思。

美国的三次战略误判,直接导致中共邪恶势力的膨胀和撅起,对美国国运以至整个自由世界造成持久伤害,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杜鲁门、马歇尔认敌为友,助中共赤化中国大陆,摧毁中华文明。尼克松、基辛格媚共卖台,解围中共,把红祸引入国际社会。老布什、克林顿等的全盘开放和扶持,促成中共僵尸还魂的大裂变,其邪恶能量足以挑战和赤化美国,祸乱全球。如今已造成一百七十多万人死亡,仍在肆虐全球的武汉肺炎大瘟疫,只是中共恶魔危害全人类的最新例证。

对美国人来说,厘清美国对中共绥靖的历史,有助于反思既往,将功补过,加速改弦更张,与中共暴政彻底了断。但中共欺骗的不只是美国人。不下几代的中国人也都错看中共,错认共产中国。很多人直到现在仍未清醒,看不透中共本质,分不清真假中国,亟待大彻大悟。而了解历史真相,回归正常人类,则是清除邪恶中共,光复中国大陆的先决条件。

一、杜鲁门、马歇尔助纣为虐,丢掉中国

历史上美国对中共的了解,长期被一些左派记者和学者所误导而失之精准,流于皮毛。抗战期间,斯诺、史沫莱特、斯特朗等人争相入共区采访,主动接受共党洗脑,极尽美言共匪之能事,义务为其在西方做宣传。

美国民间对中共的无知还不算,政府高层亦不乏亲共派。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其手下幕僚及重庆驻华使馆官员如戴维斯(史迪威顾问)、谢伟思(使馆二秘、后来担任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顾问)、费正清(早年曾任美国大使助理)、拉铁摩尔(罗斯福派给蒋中正的私人顾问)及后来担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等所谓“中国通”都同情共匪,认为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力主美国支持中共。史迪威一向不看好国民党,却对共匪有莫名其妙的好感,认为共军才是真正的抗日力量。他曾说未能与朱德并肩抗日是一大遗憾。后来的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就是由史迪威一手促成。

更为严峻的是,美国的亲共势力足以左右最高决策层。罗斯福就曾多次接见斯诺,确实对中共有过误读。比如罗斯福认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终究都是中国人,他们是抗战的朋友,朋友之间总会有商量余地的。罗斯福有所不知,中共恰恰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中国人,甚至很难称之为人。国共就像美苏一样绝不可能成为朋友。可以说美国对华政策从一开始就步入歧途。

二战后期,美国政府通过驻延安观察组和调停国共军事冲突,与中共有过短暂的面对面交往。但美国这两次外交努力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前者被中共欺骗和利用,后者反助中共在战乱中壮大并篡政。

(一)美军驻延安观察组

1944年,美国在菲律宾海战后取得海空绝对优势,对日本本土作战开始提上日程。为减少未来对日作战伤亡,美军考虑先在山东半岛登陆,以便利用华北机场轰炸日本本土,因此打算进入中共控制的所谓晋察冀“解放区”收集军事和气象情报。同时,史迪威也想实地评估共军的抗日战果和实力,为其所主张的联合共军打击日军的策略提供依据。因此,史迪威向国民政府提出向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Dixie Mission)。

如果共军真心实意抗日,史迪威的提议还有一定道理。可实际上,除了在平型关伏击日军小股辎重部队(1937年)和百团大战(1940年)之外,共军再无像样的对日战绩。它们对日寇基本上避而不战,游而不击,只一味扩张人马地盘,不惜围歼抗日国军(如1940年新四军在苏北的黄桥战役),甚至私通日军,合谋对付国民政府,为日后拿下中国积蓄力量。

蒋中正自然不会任凭美国被利用,稀里糊涂地为中共提供帮助。他多次要求罗斯福撤换亲共的史迪威,但都被史的上司、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所阻。最后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向蒋中正面陈,并以召回史迪威为条件,国民政府才勉强同意美军观察组进驻共区。1944年7月,美军小组抵达延安。

美军观察组是为中共送上门的礼物,自始至终都被其玩弄于掌股,既误帮共匪,也误导美国,是美国战后调解国共冲突失败的一次预演。

美军观察组是美国政府与中共大本营的首次正式接触,客观上提升了中共的政治地位与合法性。中共本是受苏共扶持反叛国家的恐怖主义组织,几乎被国民政府剿灭,因承诺抗日才获政府宽恕。但中共趁机大肆扩张,任意创建所谓解放区,实为改头换面的“苏维埃共和国”。美国作为合法政府的盟友,却主动上门对中共非法政权示好,等于对中共恐怖组织的认可。受美国加持,中共更加以合法政治势力自居,极力争取美国的同情和支持,至少能在国共之间保持中立,为战后与国民政府对决创造条件。毛泽东周恩来甚至做起赴美与罗斯福面商中国未来的黄粱梦。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共党孱弱时无知地主动施以援手,愧对中华民国盟友,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后来还多次发生。此是后话。

在尽收美军观察组所带来政治红利的同时,中共也渴望获得美国军事援助的实惠。蜗居陕北等地的共匪,名义上归顺,实际上数度违抗军令,逃避日军,攻击友军。作为惩戒,国民政府从1941年皖南事变后停发其军饷,并对延安共区严密经济封锁。而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为避免腹背受敌,需要中国拖住日本。他清楚中共无心也无力真正抗日,再加上苏联在外交上承认国民政府,对中共的援助有所消减。为避嫌,斯大林甚至将共产国际解散。

正当中共靠种植、贩卖鸦片毒品脱困时,美国人来了。中共借机游说美军观察组,要求与国民政府平分美国军援。戴维斯等也确实有此意向。[3]他们曾背着蒋中正,答应装备两万共军。由于蒋的抗议和大使赫尔利的干预,此计划落空。

虽然中共没能得到美援,但赢得了公关的胜利。在中共的刻意安排下,谢伟思等所谓中国通对中共的美言、漂白与误判,反而被延安之行所印证而更加权威化,以至美国战后对华政策仍受其观点所误导。美军观察组最大的危害就在于此。

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组员戴维斯、谢伟思都是所谓“中国通”。前者在中国服役多年,能说流利汉语。后两人都在中国出生,长大。然而,他们是去与中共打交道,“中国通”不等于“中共通”。他们对中共基本上一窍不通!主要原因有二。

首先,中共不同于一般的中国人,它们虽然长着华人的面孔,但并不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中国人自古以来崇尚忠孝仁义,尊师重道,温文尔雅,谦虚善良等。而中共从建立开始就要彻底打破国人之固有德行,就像毛泽东在湖南祸乱乡村时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共党所到之处,胁迫农人向乡绅造反,搞得乌烟瘴气,赤地千里。中国人本来是信神的民族,儒释道三教经久不衰。而共党不但是无神论者,而且还与神为敌,以共产歪理邪说为圭臬,颠覆传统是非善恶。共党名为中国人,却公然宣称效忠苏联,本质上是苏共在中国的代理人,连死后都是去见马克思。它们的全部目的是摧毁中华文明,代之以苏联那样的反人类的共产主义价值体系和社会模式。中国共产党人根本不能算作中国人,更不配做中国人。

美军观察组里的那些所谓“中国通”,平时接触的主要是国统区正常的中国人,包瑞德上校据说还长于国学经典(他退役后在美国大学教中文)。但这并无助于其了解中共。他误把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投射到中共匪徒身上,对国府称共党为匪颇不以为然。把中共党徒当成正常的中国人看待,是所谓“中国通”的一大通病。

第二,中共也非正常人类。它们徒具人的外表,却无内在的人性,不承认普世的道德标准,为达到目的,可以无视任何规则,突破所有底线。共匪违背天理人伦的种种兽行,往往超出善良人之想像。比如日本投降后,逃离苏北“解放区”的难民所讲述的共匪血腥土改,连一江之隔的南京人都没当真,觉得共党不可能那么坏。[4]而来自基督文明的美国人所接触过的人性之恶,与共匪所擅长之邪恶相比,更是有两个世界之差别。类似苏区“过红军”和共区共产共妻、泯灭人伦、乱斗滥杀的凄风惨景,离美国人的生活经历实在太遥远了。即使听说了,也不会轻易相信。

再说,谢伟思之流在重庆时就已经被周恩来的笑脸外交、花言巧语所俘掳,难以把表面客客气气的共党高官与共匪恶魔联系起来。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匪区后,仍习惯于依照文明社会的行为准则行事,注重真实、守信、坦诚、荣誉等,自然也期待中共相待以诚,告以实情,毕竟它们也是口口声声民主,信誓旦旦抗日的。但君子与流氓交往,吃亏的往往是君子,因为流氓是不屑于遵从文明规则的。尤其中共这个黑心流氓,又极善于伪装成谦谦君子,而美国人偏偏对心怀鬼胎、两面三刀、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中共匪徒没有最起码的警惕和防范。他们身在共区,其所见所闻又都是共匪想让他们看到和听到的,因此尽管与共匪近在咫尺,却仍似雾里看花,无法识破共匪本质,做出正确的判断。低估共匪的邪恶和轻信其谎言,则是美国人与共匪交往的另一大通病。

中共的首要骗术就是大打民主牌。为迎接美军观察组,《解放日报》专门发表社论庆祝美国国庆,盛赞民主美国和美国倡导的天赋人权和自由尊严,声称中共是民主美国的同伴,中共所追求的与华盛顿,杰佛逊和林肯相同。毛泽东对谢伟思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5]毛泽东假意叫喊民主,只不过是一种公关策略,为的是骗取美国的认同和援助,同时也起到美化共匪,抹黑国府,离间美国和中华民国关系的三重作用。

谢伟思、戴维斯等人按照文明世界的习惯,自然认为毛泽东以共党主席身份所说的话,不会是信口开河,认定是其真诚的表白。再者,他们本来就认为国民政府腐败无能,拒绝改革,中共与苏联不同,只不过是土地革命者。所以听了毛泽东的民主谎言,竟似遇到知音,深信不疑。可他们却忽略了国民党再独裁,共党仍可在国统区活动,其《新华日报》也在重庆公开发行。而在延安则看不到国统区的痕迹。

更为讽刺的是,就在他们赞美共区仿佛另一全新中国而令人振奋惊叹时,[6]延安正在进行一场地狱般恐怖的清洗和造神运动,即臭名昭著的“延安整风”。数万党徒被诬为国民党特务或反党反毛分子,惨遭批斗、监禁、酷刑,近千人被逼疯、逼死或处决。毛泽东还未登基,就已经成为不可一世的共党暴君。其实那些指责国民政府一党专制的美国人,根本就不了解真正的极权暴政为何物。与毛相比,蒋介石的所谓“独裁”又何足道哉!

除了轻信中共谎言之外,美军观察组还习惯于用开放社会的眼光去解释极权社会的现象,自以为是地得出种种幼稚可笑,甚至近乎白痴的结论。比如在延安街头没看到警察,就以为共区安全祥和,[7]而实际上延安监狱里的政治犯人满为患。在驻地周围不见乞丐,就以为共党的经济政策优越,[8]而实际上共匪主要靠种植和贩售鸦片毒品维持生计。共匪的所谓“抗日”捐税,使本来就赤贫的陕北民众雪上加霜,曾有当地农民愤而诅咒毛泽东被雷劈死。

最为离谱的是,谢伟思根据共匪不断扩张的解放区地盘,误认为是共军猛烈攻击日军的战果,从而推导出共军是真心抗日的结论。他写到:“共产党人明白,如果他们全力以赴赢得抗战胜利,将大幅提升他们在国内以至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因此,共党是真心实意抗日的”。[9]谢伟思误以为中共是正常的中国人。但中共属于黄俄另类,它们并不在乎日寇,反而期望借日军之手多多消灭国军,所以断不会去积极抗日。共党的所谓解放区,很多是从国军手里抢夺来的。它们的敌人是国民政府,而不是日本侵略者。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次抗日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

巧合的是,当时苏共联络员弗拉基米诺夫也派驻在延安,执行与美军观察组同样的任务,即评估共军的抗日成果。作为“自己人”,他的报告与局外人的美军完全相反:各地前线共军接到指示不要招惹日军,都已撤退到安全地带。尽管如此,战斗捷报却频频传来。共军头目们也可以长期脱离部队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他还发现,美军观察组到来之前,毛泽东指示共军大幅修改共军战报,供美军观察组查阅。更有甚者,他还得知共匪与侵华日军暗通款曲,交换情报,合作打击抗日的国民政府。[10]总之,极权社会的光鲜表象下掩藏的阴暗与龌龊,是正常人无法用文明社会的逻辑推理来发现或解释的。

幸而美国政府中还有少数清醒者。他们对中共有过幻想,但并不会像谢伟思们那样媚共,比如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和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军。

赫尔利于1944年8月来华前,盟军在欧洲战场已胜利在望,而日军在中国仍攻势凌厉,其打通南北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使已苦撑七年的国军伤亡惨重,并威胁到美国设在中国西南用于轰炸日本的机场。心力憔悴的罗斯福急于战胜日本,迫切需要扭转中国战局,配合美军在太平洋逼近日本本土的跳岛作战。他派赫尔利使华,促国共一致抗日,毕竟在罗斯福看来,共党想必也是爱国者,共军则是一支可利用的抗日武装。

同年11月赫尔利访问延安,毛泽东老调重弹,将战局恶化归咎于国军一触即溃,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幸灾乐祸地预言日军会进兵四川,国民政府垮台在即等。但赫尔利天真却并不糊涂,他当即反驳说,国军独自抗战已近八年,承受巨大牺牲和消耗,最近在缅北仍有辉煌战果。据他所知,美援大部分都用于缅北战场, 大陆国军所得甚少,并无多少腐败的资源。他以美国人特有的直率,当面斥责毛泽东与仇视中国的敌人一个论调,是在附和敌人的观点,让毛泽东当场下不来台,碰了钉子。[11]

由于缺乏经验和轻信,赫尔利贸然签署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五条协议,毛把中国只有一个政府,一个军队,共军当接受蒋委员长统辖改为,国共组成联合政府,国军与共军均等进入军委会。但赫尔利一旦明白之后,就坚决支持国民政府提出三条反建议,即改组共军,交国民政府统辖;承认共党合法政党地位;共党拥护三民主义。其实这三条都是西安事变后共党曾经承诺过的,但仍被共匪拒绝。

据包瑞德报告,毛泽东与他谈话时一反常态,多次失态暴怒,吼叫绝不让步,跳脚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早就该滚下台等。[12]毛泽东终于在美军观察组面前露出流氓真容。赫尔利闻之,对中共更加警觉,坚持美国必须支持反共的国民政府,并将谢伟思等人调离中国。赫尔利不是“中国通”,但不乏常识、直觉和正义感,比中国通更看透中共。

日本投降后,迟迟不愿撤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无知地被共匪利用,为其反叛政府多次提供帮助。

1945年8月18日,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第一号受降令,指定在中华民国(满洲除外)、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之日军,只能向蒋委员长代表的国民政府投降。而在此之前,内战心切的毛泽东已连发七道命令,要各地共军广泛出击,强行对日受降,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可问题是大部共军头目那时仍在延安,远离各自部队。于是8月25日,毛盗用美军观察组军机,将林彪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等共匪军头偷运至山西黎城备降机场,转赴内战前线,节省了几个月陆路跋涉的时间。之后聂荣臻、萧克等前往晋察冀地区,张闻天高岗等远去东北,都是搭乘美军飞机离开延安的。[13]共匪总说美国帮助蒋中正运兵打内战,其实美国军机最先运送的恰恰是毛泽东的共匪叛军。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经历说明,中共口是心非,另有所图,绝不可信;“中国通”幼稚浅薄,自以为是,绝不可靠。遗憾的是,美国没能认识到这两点宝贵教训,受杜鲁门指派来华的马歇尔,又是(半)个中国通,仍旧没能跳出先前对华政策的思路和框框,继续对中共误判,结果成就了中共的野心,断送了盟友的前程。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本文网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21/0315/15687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