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代表张群，调停使马歇尔，中共代表周恩来
（二）马歇尔使华
(1)背景及谬误
马歇尔使华虽然与之前的赫尔利使华相隔仅一年，但国际形势和中国战局都已发生根本变化。
赫尔利时期，国共合作尚且符合美国速胜日本的战略目标。但日本投降，时过境迁，国共合作之基础无存。抗战甫胜利，中共即在苏共配合下公开反叛政府，再次点燃分裂国家的战火。外患刚除，内忧又起。当年的红军叛匪，经过八年养精蓄锐，复活了，再生了。它们已不满足于国中之国的共区边区，它们要推翻国民政府，要赤化全中国。国民政府面对的是比日寇还凶恶的敌人，中华民国有亡国之虞。
可这时美国亲共派却要以民主联合政府为援华条件。清醒如赫尔利者，忧心忡忡。他回国述职时当面向杜鲁门抱怨国务院“中国通”同情共党，误导美国外交政策，指出拥兵自重的中共是要推翻合法的国民政府，联合政府之路不通。但杜鲁门不为所动，赫尔利大使愤而辞职，由马歇尔取代。这一任命意味着美国政府决策圈反共强硬派基本绝迹，预示美国新一轮对中共绥靖政策出台。
1945年12月，杜鲁门总统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其要点为：中国政府军与共产党武装应通过和平谈判停止敌对行为。美国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强烈希望政府扩大包容，实行民主改革，使各党派在政府内有公平有效的代表。共产党的军队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容，应有效归并于国家军队之内。马歇尔使华即以此为基准。
但杜鲁门声明所表述的，是一个对中共叛国恐怖势力妥协的政策。美国自以为是所开出的药方，也是建立在对中共错误的定位之上。杜鲁门和美国的外交决策层，总是习惯于以美国的驴像之争去看待国共两党的关系，而实际上二者毫无共性。国共的性质和纲领是完全对立的，国民党信奉三民主义，以民主宪政为目标，与美国的价值观一致，是具有人道精神的正常政党。
而中共推崇违背人性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是反人类的恐怖组织，不属于正规党派。国共本质上是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自由与极权、君子与流氓的区别。即便从国民政府坚决反共抗俄这一点上看，美国也应当全力支持国民政府。可美国的新政策却视共党为合作伙伴，让反共的国民政府和叛逆的中共停止敌对行为，建立联合政府，是典型的敌我不分，是非不辨。
杜鲁门的对华政策，就好像雅尔塔协议一样，之前并没有与中华民国盟友咨询磋商，而是单方面强行给国民政府设定政治红线，把政治解决作为唯一选项，与蒋中正的两手战略相抵触，实际上干涉了中国内政，其对中华民国国家利益损害之巨之久，又远甚于雅尔塔协议。
重庆谈判失败后，国民政府的总体战略是剿除共匪，重建国家。可是美国的绥靖政策却与之南辕北辙，使政府如何应对成为难题。抗战时期，中美互有所求。因此蒋中正多次强硬抵制美国政府内为共匪张目者，甚至不惜脱离美国同盟独自抗日，连罗斯福都不得不让他几分。
抗战胜利后，美国自以为中国的战略价值不再。而中国因长期抗战元气大伤，百废待兴，再加上共匪叛乱，急需美国援助。因此，尽管蒋中正并不认同美国的对华政策，为维护两国关系，只得被动配合。但顺从美国就要对共匪让步，坚持剿共又受美国掣肘。马歇尔来华后，国民政府一直在两难之间徘徊往复，既定之剿共战略无法顺利实施。就好像正邪大战，正义一方非但要看美国脸色，好不容易出手时又饱受美国指责怪罪，甚至干脆被拦腰抱住，如此焉能取胜？如果说日本侵华使中共趁机坐大，战后美国的绥靖政策，则成为国民政府剿共平乱的绊脚石，间接帮助中共逆势壮大，并最终夺取中国大陆。
不过，马歇尔本人初时却信心满满，自以为能不辱使命，而实际上其使华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原因有三。
首先，马歇尔反共意识薄弱，是中共眼里的开明派，极易被共党所迷惑。马氏曾于二十年代在天津驻防三年，但和他手下的“中国通”们一样，对蒋中正及国民政府没有好感，而对共党的邪恶则不甚了了。来华一年多直到调停失败回国，都没有认清共匪的本质与真容。
第二，马歇尔实际上具有双重身份。他不单是国共之间的调停人，同时也是美国总统特使，肩负捍卫美国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重任。而他这两个身份本身却是矛盾的。美国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然而，马歇尔作为调停人，自认要不偏不倚，试图在合法政府和叛乱集团之间搞平衡。马歇尔的所谓“公正”立场，使共匪借美国之力占尽便宜，屡屡化解困境，转危为安，最后反败为胜。
第三，马歇尔一心居中调停，对国共双方的影响力和约束力却不对等。国民政府有求于美援，不愿也无法与美国翻脸。而中共本来就是流氓无赖，在谈判中无所顾忌，漫天要价，凡对其不利者，一概强硬拒绝，美国除了游说规劝，没有制约它的任何筹码。马歇尔为能完成使命，一味迁就中共，强迫政府妥协，美国特使成为又一个张伯伦，导致中华民国和美国利益双双受损的毁灭性后果。
一般认为，国民政府失去大陆的一个关键节点，就是1946年6月马歇尔逼迫蒋中正发布第二次停战令，让东北共匪绝处逢生，死灰复燃。
然而，如果我们以大视角检讨那一整段历史，就不难发现，不仅东北战局因马歇尔作梗而逆转，马歇尔使华本身，从头至尾，都在无知地助纣为孽，给国民政府帮倒忙。他所起到的实际作用，就是一步步帮助共匪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舆论上消弱、打击和最终颠覆了反共盟友。
(2)认敌为友的联合政府
马歇尔衔杜鲁门之命来华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建立包括中共在内的所谓“民主联合政府”，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但国民政府先前在重庆谈判时已做过尝试，结果证明那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抗战胜利后，中共叛乱成为国民政府和平建国的主要障碍。蒋中正为此做了两手准备。国际上美国一向对国民党一党政府不满，苏联在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又承诺支持国民政府，而中共也确已坐大，所以蒋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就是尝试政治解决，即在统一政令、军令的前提下，接纳共党加入联合政府。他在日记中曾透露，如共党确实悔悟，准备委以若干省主席。但深知共匪本性的蒋氏，同时向国军重发《剿匪手本》，准备一旦和平之路不通即军事解决。
如果说蒋对共党悔过还曾报有一丝希望的话，毛对国共和解则全无一丝兴趣，它赴渝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蒋多次约毛面谈，试图说服共党改变方针，放弃军队与割据地盘，转而在政治上、经济上竞争。这也确是和平建国的唯一合理途径。但毛想的却是：如果共军和政权被取消，即使党能合法存在，又有什么力量呢？所以军队和政权是绝对不能放弃的。毛的野心始终是武装夺取政权，赤化全中国，由它自己当共产皇帝。
因此，共党在重庆谈判中狮子大开口，要求编组48师，四倍于国府所允许12师之最高限度。同时强要政府承认共区“民选”政府，委任其为华北五省主席、平津正、副市长等要职。蒋在日记中直言脑筋深受刺激，感慨共匪无信不诚，禽兽不若等。他一度考虑将毛泽东扣押，以汉奸叛国罪审判。尽管蒋最终将毛礼送出境，但也打消了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念头。
重庆谈判未能达成统一政令、军令的目标，完全得不偿失。而共匪方面则大有斩获。和谈为其提供了一个统战宣传、欺世盗名的良机。一个原被政府通缉并仍在作乱的赤色恐怖组织，仅凭一套廉价的民主假面具，就赚得了一纸遮掩其魔鬼真容的《双十协定》，以及与合法政府平起平坐的政治地位。
马歇尔来华，再炒联合政府的冷饭，完全不对蒋中正的胃口。重庆谈判失败在先，蒋极不情愿继续谋求虚幻的政治和解。在他看来，由于共匪全面叛乱，中华民国已陷入战后空前的安全危机。国民政府中有识之士如白崇禧等也都认为，政治民主化时机未到，中共问题除军事解决别无它途。剿共平叛才是国民政府迫在眉睫之要务。但在美国强力插手的国际压力下，蒋只能暂寄望马歇尔能主持公道，与反共盟友齐心合力，迫使共匪让步就范。
但蒋中正很快发现，马歇尔对中共极度无知，就像美军观察组一样，被周恩来曲意逢迎，天花乱坠的统战谎言所迷惑，竟以为共匪真心向往民主政治。他无视中共拥有非法武装和割据政权，向蒋提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赋予共匪自己都不敢奢望的权力，蒋惊叹“足以召亡国之祸”。
中共方面原本已与政府军事决裂，马歇尔来华让它们看到再打政治牌的利好。一是以民主诉求麻痹美国，让马歇尔觉得在政治上“有道理可讲，有文章可作”，从而阻挠国民政府武力剿共。二是在政治协商会上，发起舆论攻势，抹黑国民政府，取得政治和民意上的优势。因此，在杜鲁门发表对华声明的同一天，中共即重启国共关于政治协商会议的谈判。毛泽东曾明确指示周恩来，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可以签字，表面上还可以说它很好。中共这一统战阴谋相当成功。
政治协商会议虽然并非出自马歇尔，但美国积极支持并乐见共党和民盟、青年党、民社党等正规党派一道参加制宪和民主联合政府，甚至把共党看作制衡国民党的民主力量。而共匪又深具统战欺骗之功力，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如鱼得水，反盗为主，再次愚弄国人和舆论，谎称解放区已经过民选，一副率先实现民主自由的正面形象，反过来攻击国民政府独裁专制。政协会议就好比为共匪搭建了一座舞台，蒋中正明知共匪只是在演戏，自己亦不得不违心配合做给美国人看，所以他在日记中表白，政治协商会议的三个星期，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是在委屈求全。
不过，蒋中正再“独裁”，仍在政协会议上作出多方让步，如宪法草案基本采纳了中共的版本，包括限制总统权力，积极保障人权，立法委员直选等。但对共匪而言，重庆谈判也好，政协会议也罢，不过是一种统战策略，只为消弱对手，保护自己。所以无论政府释放多少善意，共匪坚持其“解放区”非法政权维持现状，政治协商会议重蹈重庆谈判之覆辙。
政协之后，“专制”的国民政府不失君子之风，继续还政于民的进程。根据国大决议，着手召开制宪国民大会，结束训政，开启宪政民主。但共匪此时开始忧虑“民主联合政府”弄假成真，妨碍其武装夺取政权的既定目标，可又不便公开反对。于是拿出政治流氓另一手法，胡搅蛮缠。
共匪拒绝提交国民大会代表人选，理由是名单只能交给改组后的联合政府。可国大决议中并无此规定，而且会期已写明在同年(1946)5月5日。政府欲商定联合政府委员会的名额，中共又不真心合作，拉民盟强要14席。开始政府同意12席，后让步至13席，认为只要你争得非共人士一票，就可行使否决，中共死活不答应，并威胁抵制制宪国大，尽管席次问题与制宪无关。很显然，共匪在故意制造僵局。[14]
事已至此，蒋中正认为必须放弃政治解决。他于1946年6月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表示：“我决于一年内完成军事（剿共），两年内恢复经济。”
然而，蒋中正是无法撇开美国放手独立决策的，因为美国还在谋求国共和平统一。调停特使马歇尔对民主联合政府念兹在兹，坚决反对军事解决，施压政府继续与共匪作无谓之谈判，认为联合政府如无中共参加，反促共党扩大叛乱之决心。蒋明确告之共匪要武装夺取政权，而且当时共匪正在苏中与国军激战。可马氏就像走火入魔一般，完全充耳不闻。
针对马歇尔的强行干预，蒋中正曾当面质问：难道没有共党参加，即不成民主政府？他在日记中痛鞭马氏“神经错乱”，“冥顽不灵”，“毫无政治常识”等。但毕竟国民政府反共建国离不开美国盟友的支持，所以明知政治和解无望，也只得配合美国与共匪流氓继续谈判扯皮。但蒋氏亦自嘱“决不能以马歇尔个人一时之好恶而变更我基本国策。”
马歇尔为推动和平统一，还要求国共双方停止仇恨猜忌宣传，以营造和解氛围。但只是作为君子一方的国民政府响应，共匪流氓则不屑一顾。当时大批苏北难民逃离共区到南京，向新闻界控诉共匪土改暴行。这本是国民政府向国民揭露共匪假民主、真恐怖的绝好素材。可《中央日报》等反共媒体都奉命不予报导。国民党宣传部长吴国祯回忆说：“再也没有比这个政策更使共产党高兴了。当我们傻傻地保持沉默，他们却大肆宣传，全世界只能听到他们的说法而听不到我们的。”[15]一位国军将军阵亡，遗体运回南京，国府中央禁止刊登新闻，禁止军方参加治丧，以免刺激中共。[16]与此对照，获准在国统区发行的《新华日报》，公然宣扬共党理念，炫耀共军战绩，公布国军被俘将领名单，洗脑民众，瓦解国军士气，引发国统区混乱和恐慌。马歇尔畏共，连累国民政府也被迫做了东郭先生。
共匪还利用国民政府的善意和宽容，在大城市鼓动学潮请愿、罢工罢市、集会抗议等，掀起一波波抨击政府的舆论战，把民怨引向政府。1946年6月的上海人民反内战请愿团和1947年5月宁、沪、苏、杭等地知识界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都是共匪地下党操控民意、抹黑政府的阴谋。共匪在其所谓“第二战线”对政府的另类攻击，是国民政府丧失民心，最终撤离大陆的又一重要原因。这一切与美国不合时宜地强行推动与共匪的政治民主化有很大关系。
1946年11月，在延期等待一次之后，政府给中共保留席位召开国大，通过了中共先前参与制定并认可的宪法，迈出宪政民主第一步。中共却指责政府单方面召集国大蓄意分裂，污蔑其为伪国大，伪宪法。连马歇尔都不得不说：“国民大会确已通过一部民主的宪法，该宪法在各主要方面均与政治协商会议所定之原则相符，通过之宪法即已包括共产党所要求之各项要点，而中共竟认为不宜参加大会，殊为不幸。”马氏还以为中共真在乎政治民主化。
1948年中华民国正式行宪后，共匪叛乱已失控。为因应剿共之战时状态，不得不增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扩大总统紧急应变权力，使之不受制于刚刚施行几个月的《中华民国宪法》。马歇尔政治民主化的努力，除了让政府耗时费力，自寻烦恼，引狼入室之外，又回到原点。
其实共党无论从本质还是目标，都最不可能实行民主。共区内赤化运动和阶级斗争从未停止，所谓“民选”政府实为极权暴政，共区人民绝无任何民主自由可言。美国有心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可惜既看错了对象，也选错了时机，结果是美国上了大当，帮了共党的大忙，让国府吃了大亏。
再说，民主政治本来就是君子之间的游戏。而国共分歧是君子与流氓的对立。流氓不会认同君子的规则，自然也不应享有君子的待遇。硬把流氓当君子对待，吃亏的必然是君子。美国错把共党当成正常人类看待，奢望流氓无赖接受文明规则，害人害己，愚不可及，其深刻教训至今仍有意义。
(3)姑息养奸的整军协议
马歇尔来华的另一项使命，就是协助政府整编军队，取消共党武装，实现军队国家化。
但是，整军谈判就像先前的政治协商会议一样，政府也是被美国强拉入戏的，因为这个议题在重庆谈判时就因共匪无诚意而搁浅。当时强硬反共的赫尔利大使力挺国民政府，共党尚且拒绝让步。如今由亲共的马歇尔主持谈判，政府更无胜算。虽然共党也装模做样地在军队国家化的政协决议上签了字，但它们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
马歇尔也不明白，对美国而言，二战结束意味着和平到来。而中国则不然，抗战之后马上面临共匪颠覆政府，赤化中国的绝大危险。强敌当前，国军本应积极整补，提高战力，出击进剿，戡平匪祸。但政协通过的整军协议却要求军队大幅度缩编，显然不符合国民政府之剿共战略。为了配合美国，政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马歇尔主持制定的整军办法，让政府军大批官兵被裁撤编遣不说，共匪非法武装却得以保留，取消共军的目标化为泡影。
关于整军方案，国民政府提出混编，即国共双方按比例缩编复员各自军队之后，取消共军建制，官兵拆解打散后，并入国军序列，不能允许中共再有自己的军队。
然而，共匪坚拒国府的混编方案，因为毛泽东早就说了，共军一枝枪、一粒子弹也不能交出。但它们表面上却拿出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军队属于人民，必须先政治民主化，再军队国家化，不能将军队交予国民党一党政府。马歇尔闻之竟无言以对，毕竟中共的花言巧语也符合他使华的思路。
只要对中共的本质和历史稍有了解便知，共党信奉的是暴力革命，而不是什么军队国家化。不解除共党的非法武装，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根本无从谈起。但马歇尔为尽快完成使命，没有站在反共盟友一边，而是支持共党的所谓统编。
马歇尔提出，国共以师为单位统编成军，两个国军师加一个共军师，国军任军长；两个共军师加一个国军师，共匪任军长。这一方案的离奇在于，允许共党叛军保留师级建制，等于使共军合法化，背离了军队国家化的目标。再者，本来共匪就极善于附体渗透，因此才被蒋中正清党驱逐。马歇尔等于重新引鬼入门，共匪军长还可以名正言顺地统领指挥国军。用周恩来的话说：以一个军长、两个师长，还怕不能影响其余一个师？而在国府军下的共军师则绝无可能听命于国军军长。
在国府看来，如此整军形同儿戏，共军非但未被取消，反而有了存在的理由。这一整编方案的实质是对共匪叛军的认可与保护，完全违背了国民政府的意愿。西安事变后联共抗日的历史恶果犹在眼前。当初共匪假意接受国民政府统辖，实际上只领军饷，拒听军令，视所有阻碍其扩张者为顽固派，方酿成今日国民政府之心腹大患。
不过，整军协议尽管允许共匪保留师级建制，亦规定需先行缩编至十八个师，继而十个师。而毛泽东要通过整军消弱国军，保存自己，以便彻底消灭国军，颠覆国民政府。因此它命周恩来与马歇尔虚与委蛇，拖延时间。周借口中共军队缺乏正规训练，需要时间培训，才能达到正规化的标准。马歇尔不知是计，表示可在共区开办军事学校，由美国军官训练共军，还答应为共军十个师提供装备。他在此之前还曾提议让只有陆军的共军在海空军亦各占三分之一。马歇尔真可谓急共军所急，想共军所未想。
依照文明的习惯，马歇尔特别看重正式协议的作用。他以为共党同意在整军协议上签字，自己就真的完成了杜鲁门军队国家化的使命。在1946年2月的整军协议签字仪式上，志得意满的马歇尔，竟指责起国府中曾给他忠告的正义人士：“此协定为中国之希望。我相信其将不为少数顽固分子所污损。盖此少数顽固分子，自私自利，即摧毁中国大多数人民所渴望之和平繁荣及生存权利。”但协议墨迹未干，到底谁是君子，谁是流氓，谁又是空喜一场，很快就见了分晓。
根据整军协议，军队复员应立即实行。国府从46年3月即开始缩编国军，军改师，师改旅（裁一团），大批官兵复员，其中既有所谓杂牌军，也有黄埔系，以至后来还闹出轰动一时的“哭陵事件”。而共军在华北以裁减老弱残兵来应付中美共三人小组的核查，本应裁撤的部队则以解放区地方武装名义保留。而东北共军更如入法外之地，肆无忌惮地扩编。
整军协议要求一个月内提交部队及裁军名册。国府按时向三人小组提交了国军90个师的表册和前两个月部队复员次序表，而共军则拒不执行。马歇尔军队国家化的结果，就是国军因单方面裁军而自损武功，共军则视协议如废纸，无所顾忌地扩充人马。马歇尔终于领教了中共的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但也只能咽下他一手造成的苦果，因为他对共党毫无约束力。马氏军队国家化的努力恰似镜中花，水中月，沦为笑柄。接下来的停战问题更让他焦头烂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