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 史海钩沉 > 正文

学术独立的丧失 中共建政早期的北大三任校长的无奈与悲哀

—留在北大三任校长及家人身上的痛

作者:
身为北大校长的汤用彤、马寅初、陆平的经历再一次告诉我们,在中共治下的所有大学,都早已丧失了独立精神,早已成为了中共的附庸。

中共1949年建政至文革爆发,北京大学历经了三位校长:1949年4月至1951年9月的校长汤用彤,1951年9月至1960年的校长马寅初以及其后的校长陆平。在中共治下,身为北大校长、同时亦是学者的他们,不仅无法维系大学、学术领域的独立精神,而且他们和家人收获的是中共对他们的侮辱,乃至迫害。

上、汤用彤

学术成就

1893年生于甘肃的汤用彤,父亲汤霖是清末的恩科进士,平生致力于汉学。汤用彤三岁时,有一天,突然一字不差地背出了《哀江南》,父亲非常惊异。因此,他很早就开始在父亲的教馆中接受教育。

1911年底,汤用彤考入清华学堂,1916年毕业,因患砂眼病需要治疗,暂被留校教国文,并兼任《清华周刊》总编辑。一年后赴美留学。在美留学期间,他先是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哈姆林大学获哲学学士学位,其后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哈佛期间,因其才学出众,与吴宓、陈寅恪并称为“哈佛中国留学生三杰”。

1922年,汤用彤回国,先后执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哲学系、南开大学哲学系、北大哲学系、西南联大哲学心理教育系等。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北大在北平复课,汤用彤始任文学院院长。

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汤用彤是少数几位能融汇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他的学术代表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隋唐佛教史》等,这些研究填补了从汉到魏晋南北朝、再到隋唐,佛教对中国的影响这一学术领域上的空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出第一届院士81位,其中人文组(含社科)院士28位,北京大学的汤用彤与清华大学的金岳霖、冯友兰,均因哲学研究的突出成就等,一起当选中研院人文组院士。其学问可见一斑。

而汤用彤的这些成就都是在中共建政前取得的。汤用彤的儿子,北大已故教授汤一介就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汤用彤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1949年以前取得的,之后就没有写出过像样的学术著作,只偶尔写一些考证的小文章,更多的时间是在看书,查资料,写读书札记……

放弃留美和去台湾机会

1947年汤用彤利用休假机会,赴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讲中国佛教史一年,次年婉拒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之邀,决定回国。

国共内战中国民党走入颓势时,蒋介石于1948年12月派飞机到北平“抢救华北学人”,汤用彤也在抢救名单上,但他并没有乘机南下。其后,离开的胡适也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却依然选择留下。

一念之差后的岁月

中共占领北平后,汤用彤被师生推选为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校长),任期为1949年5月—1951年9月。其后,马寅初接任校长,北大搬到燕园,汤用彤则担任北大分管基建与财务的副校长,与专业风马牛不相及。

1954年汤用彤出席《人民日报》主持的胡适批判会,回来后即患脑溢血;此后长期卧床,再无学术新成果。估计此时的他已然对中共心生恐惧,选择了明哲保身的态度。1964年3月他因心脏病发作住院治疗,5月病逝,终年71岁。

大概汤用彤不会想到的是,死后的他也没被中共放过。文革爆发后,他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他的儿媳、汤一介妻子乐黛云,在某篇文章里写道:“我真是从心里庆幸他已于1964年离开这个他无法理解的世界。”

的确,如果汤用彤活到文革,一定避免不了被红卫兵抄家、鞭打的厄运。

儿子汤一介文革遭遇和自责

根据大陆《新京报》年刊发的《2015儒学家训下汤一介一门三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文,汤一介在1943年春在西南联大附中读初二时,读到了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他和他的同学们虽然对“革命”一点不懂,但觉得延安“一定很有意思”,于是一行五六人偷偷前往延安,结果到了贵阳就被抓了回去。被教务主任接回昆明后,汤用彤并没有责备汤一介,而是联合几位家长写信给校长,“对联大附中提出了批评”。

多年后,谈及这段经历,汤一介说:“正是由于我没有去成延安,我才有机会在北大念书,也才能在北大遇到乐黛云,我们才能结合在一起……”

1947年,汤一介考取了北大哲学系,1951年毕业,期间加入了中共,开始接受了马列主义。毕业后与同学乐黛云结婚,并留校任教。按照汤一介的说法:“生活给了我这样一个错觉,好像通往‘真理’的门大开着,是一条平坦笔直的大道,几乎什么人都可以掌握真理,只要你熟记那些由前苏联输入的教条。”

1957年反右期间,乐黛云被打为“极右派”,汤一介则受到一定冲击。文革开始后,乐黛云成了“翻天右派”,汤一介则是“走资派黑帮”,并被中止上课资格,除了要接受批斗,每天还要在校内劳动,或在广场上拔草,或清扫马路等。之后,他和乐黛云、儿子汤双,与北大两千余名员工一起,下放到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

在中共的洗脑下,汤一介夫妇曾真心支持文革。据二人回忆,汤一介“真心认为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站到革命路线的对立面了;乐黛云则写道:“我们真的从心里为这次‘革命’欢欣鼓舞。”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文革中,汤一介珍藏的成套佛经,每函被抽出一本检查,有去无回。十年间最窘迫的时候,汤一介卖掉了父亲送给他的一套武英殿版《全唐文》,换了六百元。在这样的环境下,更说不上做什么学问了。

1973年,一场“反右倾回潮”风暴刮起,汤一介担心再次受到批判,正好北大相关部门要把一些“熟悉孔孟之道”的教员调到“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中,他便“很高兴”地加入进来。没想到,掉进了“梁效”这个名声很坏的深渊。在“梁效”大批判组中,汤一介很卖力,其中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就是他和另一个学者周一良编写的。“紧跟”、“迎合”成为批评组成员唯一的选择。

毛死后,文革结束,“四人帮”被抓,被政治裹挟的汤一介也被没完没了地审查。对于自己的这段经历,他在遗作《我们三代人》一书中,开篇即说“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接着用1.2万字的篇幅首次诉说个中细节,连乐黛云都大感意外。

或许是看透了中共,“觉悟”了的汤一介“再不说那些违心的话”,试图“恢复知识分子应有的骨气”。在袁伟时看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办中国文化书院,标志着汤一介自我的觉醒。晚年,汤一介最投入的是《儒藏》的编纂工作。

2014年9月,汤一介去世。学者赵白生认为:“杨沫(的儿子)也写过《忏悔录》,但真正能做到忏悔的是汤一介,他敢于把家人的孤陋抖搂出来。”

中、马寅初

1882年出生的马寅初的经历,是那个时代不少知识份子的缩影:在新式学堂学习、赴美留学、在国民政府任职、在大学任教,中共建政后选择为其服务,但却惨遭批判。与不少有着类似经历的知识份子相比,马寅初还算是幸运的:虽遭批判,但由于其民主人士的背景和影响力以及中共的顾忌,未受太多冲击,是以活到了99岁的高龄。

提出“控制人口”主张

身为经济学家的马寅初缘何遭到了批判?这还得从其提出的控制人口的理论说起。

1951年,马寅初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53年,中国大陆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60l,938,035人,估计每年要增加1,200万人到1,300万人,增殖率为20‰。这次人口普查引起了马寅初的怀疑,他认为此次抽样方式不能真实的反映人口的真实增长情况。

于是,马寅初花了三年时间进行调查,发现中国人口实际增长率是每年22‰,有些地方为30‰。如此高的增长率,很可能导致50年后中国的粮荒。马寅初将研究成果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并在1955年7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宣读,但很多人表示反对。

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的主张。马寅初的主张受到了毛泽东的欣赏。

3月,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次会议上,支持马寅初的邵力子就计划生育问题做了长篇发言。他针对卫生部严格限制人工流产规定,提出“不造成以法令或权力限制人工流产”,建议修改婚姻法第四条“男20岁,女18岁,始及结婚”的规定,主张提高结婚年龄,宣传迟婚。他还主张大力向农村推行节育工作等。

邵力子的发言得到了马寅初的大力赞同,不过,马寅初坚持反对人工流产。他认为有比人工流产更好的办法。这就是“最好是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对只有两个孩子的父母加以奖励,而对超过两个孩子的父母要抽税”。

4月27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发表人口问题的演讲。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马寅初提出了他的《新人口理论》。根据对50年代早期的人口发展趋势的统计,他判断高速人口增长不利于将来中国的发展。因此,他建议政府控制生育率。

“新人口论”遭到批评

然而,此时毛发动的“反右”运动正如火如荼的展开着。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也遭到了批判,有人说这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这让曾认为中共高层认同控制人口的马寅初不知所措。

1958年初,中共中央做出了“全面大跃进”的战略决策,希望推动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在毛和中共看来,只要利用中国人多的优势,调动人们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中国的经济就一定会有飞跃的发展。毛曾说:“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这样,马寅初控制人口的主张开始受到了高层批判,鼓励多生育取代了对人口的控制。如陈伯达在北大举办60年校庆的大会上,就指名道姓的说:“马老要为《新人口论》做检查。”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作报告时,也不点名的批判了马寅初。

7月9日,毛在召见邵力子等人时,邵仍希望毛支持节育,但毛却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可以达到八亿时再讲人口过多。”但又应付了一句:“但对计划生育,仍应实施”。

对此,马寅初并不以为然,他认定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遂于当年5月9日和7月24日—31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再谈我的平衡理论中的‘团团转’理论》和《再谈平衡论和团团转》两篇文章。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再次掀起批右高潮。周恩来特意约马寅初谈了一次话,劝马寅初不要过于固执,从大局着眼,还是写个检讨好。不过,马寅初依旧并不承认自己的理论有何错误,而是对那些批判自己的文章一一进行了驳斥,并写成5万余字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要求《新建设》杂志编辑部公开发表。

杂志社收到马寅初的稿子后,不敢擅自作主,遂上交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理论小组审阅。时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的康生,素以“整人”为能事,他一方面让编辑部刊登了马寅初的文章,一方面迅速部署了对其的全面批判。不仅报刊批,北大也组织了“批马”座谈会。

一天,康生亲临北大座谈会现场,听到发言者都不能击中要害,遂打断别人的发言说:“马寅初曾经说过,有人说他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但他不同意。他说马尔萨斯是马家,马克思也是马家,而他是马克思的马家。我看这个问题,现在是该澄清的时候了。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属于马尔萨斯的马家。”

在康生的直接指挥下,北京大学掀起了围剿马寅初的高潮。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布满了北大校园,连马寅初的住宅燕南园36号也贴满了大字报。全校的批判会连续不断,语言越来越粗暴,帽子越扣越大。批判的核心就是“马寅初的新理论,是源于马尔萨斯人口论,是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怀疑,是对人民大众的蔑视”。

辞职赋闲在家

在这种全国上下暴风骤雨般的批判下,马寅初没有妥协。他在文章里表明了态度:“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不过,马寅初不得不于1960年1月提出了辞去北大校长的报告,并得到了批准。随后,他又被罢免了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只留下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名义。此外,他还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权利。马寅初从此赋闲在家,其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

而不加控制的中国人口,犹如脱了缰绳的野马,在几年内迅速增长。中共为此不得不在后来提出了“计划生育”政策,这无疑证明当年马寅初的理论是正确的。

文革保持风骨

据大陆《同舟共进》2009年第4期一篇文章披露,文革爆发后,马寅初身边的一位勤杂人员也戴起“红卫兵”袖章,并突然有一天,向他叫嚣“要造你的反”。马寅初虽然有些措手不及,但却毫无畏惧之感,只是冷冷的看着对方,一语不发。

这个勤杂人员继续威胁马寅初:“马寅初你听着:你是老牛鬼蛇神,以后你要听我的指挥!如胆敢违抗,我定饶不了你。”马寅初并不为其所动,反而继续我行我素。

结语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中共向马寅初做出了形式上的道歉,同年9月马寅初任北大名誉校长。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病逝。因为一个正确的理论不容于一个专制的社会,马寅初的一生就这样悄然走过,其内心的凄苦又有谁知呢?

下、陆平

入职北大

出生与吉林省长春市的陆平,1933年加入中共,1934年至1937年在北京大学教育系学习。中共建政后,他曾任中共松江省委常委、铁道部副部长等。1957年10月至1960年3月,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7年11月起任北大党委第一书记。在1960年,校长马寅初被批判被迫辞职后,陆平还兼任校长,直至1966年6月。

《中华读书报》曾刊登过对陆平女儿陆莹的采访,文中提到了批判马寅初的事情。据披露,批判之事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名,当时重点批的是马寅初的“团团转”,捎带着批他的人口论。陆平曾在中宣部表示,马寅初是北大校长、民主人士,让北大党委组织批他不合适。为此他还受到了批评,但到底没有进行全校的批评,只在系里由北大毛思想学习研究会开会批。

毕业于北大历史系的王曾瑜在《敬爱的马校长和可悲的陆平》(选自《那时我们正年轻——北京大学历史系校友回忆录》一书)一文中提到这样一件事:陆平来到北大后,要继续反右倾,在压力下,他增划了大量新“右派”,并将矛头指向时任北大副校长的邹鲁风。原来陆平和邹鲁风为了配合大跃进,曾派法律系毕业班组织一个调查组,结果调查报告的结论竟与彭德怀一致。反右倾开始,陆平就把调查组的右倾问题全盘推诿给邹鲁风,狠整的结果是邹鲁风自杀。

按照王曾瑜的说法,他们这个阶段的北大人都对陆平存有恶感,因为他害了许多无辜者,耽误了不少人的学业。

文革遭非人虐待

在反右倾中害了北大师生的陆平最终没有逃过文革。文革爆发后的1966年6月1日,北大大膳厅贴出了聂元梓等7人的《宋硕、陆平、彭佩云究竟做些什么》的大字报,指责三人,这三人中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彭佩云是北大党委副书记。大字报一贴出,轰动全校。

当晚,陆平召开全校大会,强调内外有别。然而,不久,毛却下令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大字报全文,其背后正是毛为打倒刘少奇等人的计谋。大字报播出后,北大震惊,全国震惊,许多曾对大字报持观望态度及许多持反对意见的师生,迅速转变态度,支持大字报。

随即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声称“为陆平、彭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至此,陆平等人的命运被注定。

据陆莹回忆,2日,正好是星期六,她和陆微、陆征、陆昀分别从学校回到家。此时,北大冰窖11号的院墙外里三层、外三层的围着学生和前来“了解北大情况的”人,不少人激愤的高呼“打倒陆平”的口号。当晚,还有中学生跳墙进入院墙夹道,敲打着朝院墙开的门窗,大叫“黑帮陆平出来”!

次日,陆平被带走。陆莹透露,陆平在生物楼被吊起来打得很厉害,以至于被打得大小便失禁。此外,还连续多少天不准睡觉,用强光灯泡照射眼睛。其后,陆平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上被批斗,胸前挂着大牌子,坐“喷气式飞机”。在被连续批斗之余,陆平还不得不在校园从事除草,清扫垃圾之类的活计。之后,陆平被发配到江西农场劳改两年。

陆平的家人自然也受到牵连,其妻子成了“与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限”的顽固分子,被隔离审查。儿子陆征也遭到同学的批斗,他“被用铁丝捆了,装进麻袋用马车拉走了”,还被打成了脑震荡。大女儿陆微徒步一个月去山西绛县插队,二女儿陆莹去云南插队。家里就剩下10岁的小女儿陆昀,还被学校推出校门。

文革结束后,陆平被“平反”,但他很多年不能去北大,因为“见到未名湖就难受,是挨打挨批斗的地方”。

结语

身为北大校长的汤用彤、马寅初、陆平的经历再一次告诉我们,在中共治下的所有大学,都早已丧失了独立精神,早已成为了中共的附庸。北大昔日精神的复活惟有等到中共灭亡之日!

2017-06-02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本文网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21/0329/1574371.html

史海钩沉热门

相关新闻

➕ 更多同类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