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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是"叫兽”的民国教授的“民国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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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上风靡“民国教授都不是叫兽”、“民国无李刚”、“民国没有郭美美”……去民国找答案,已然成了人们的习惯。被称为“万恶旧社会”的民国,似乎渐渐成了“民主”、“自由”、“道德”、“惩恶扬善”,甚至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代名词。这些认知,究竟是真实的史实,还是对历史的无知?!

曾几何时,网络上风靡“民国教授都不是叫兽”、“民国无李刚”、“民国没有郭美美”……去民国找答案,已然成了人们的习惯。被称为“万恶旧社会”的民国,似乎渐渐成了“民主”、“自由”、“道德”、“惩恶扬善”,甚至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代名词。这些认知,究竟是真实的史实,还是对历史的无知?!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民国无奴才,文人堂堂正正、敢作敢当。

也许,这正是网络上称呼的“民国范儿”。

民国时期,文人儒士大多狷介,或放浪形骸不合流俗,或狂傲不羁言谈骇世。傅斯年一生不党,拒不做官,他认为:教授做官是“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与傅斯年同时代的还有一位教授叫刘文典。刘文典因跟蒋介石拍桌叫板而名噪当时。他的经典理念是:“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马寅初教授是经济学家,他与蒋介石的一段恩怨,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学者的铮铮铁骨。马寅初教授有句掷地有声的话:“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而今天,“大到院士,小到大学教师,前有高校毕业生,后有企事业单位人员,都争先恐后跳进了‘窃门’。堂而皇之扒他人学术成果,为自己牟取功名利禄的伪知识分子大有人在……层出不穷的问题教授、‘文化妓女’得了软骨病,抛气节、丢良知,将尊严一脚踩至脚底,啐上一口浓痰,向名利把头低……”无价的学术、高尚的知识分子气节,在市场化的大潮中贱廉到这等地步。

著名画家陈丹青说,“在立人这一块,我相信共和国一直到今天的人,看到民国还是很羞愧。要论做人的堂堂正正,敢作敢当,我们在民国人面前根本没有资格说,全是奴才。我在所有大学看到都是奴才,当然我本人是资深奴才。”

民国,特别是抗战时期,尽管官方管制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断发生,但整个国家仍有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无论是民间办报还是独立的新闻批评都还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据统计,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在重庆发行过刊物的民营报社、通讯社即达二百多家。除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外,还有《国民公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以及无计其数的杂志和期刊。

虽然在当时也有记者遭到军阀迫害,但是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他们并没有遭到所“攻击”对象的报复。究其原因,首先是当时的政客大多都以民主自由标榜,同时追求自由的欲望很强烈,报纸是他们获取信息的窗口,因此报纸的言论自由有很大的市场。

看看这些让人会心一笑的标题:1947年,金元劵大贬值,民不聊生,工薪阶层苦不堪言。武汉《大刚报》曾在头版头条刊出大字标题:公教人员不是东西(主)是东西也应当涨价!(副)。如今知识分子的地位确实和那时没法比!

如果说民国是“黄金时代”,那也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鲁迅15个月工资就够在北京买个三进大院;英达当教授的爷爷,厌烦城中尘嚣,便在京郊买了地皮,建了别墅,后来为了出行方便,又买了一辆福特轿车代步;梁实秋每月工资400元,而当时江青工资才30元……有人曾说,1976年人们的生活水平比1949年强,但和1936年比起来,没法比。说的也是知识分子的待遇。

1927年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后,继续秉持了北洋政府对待知识份子的态度。当时大学教授的薪水为400-600元(相当于现在的18000元),副教授为260-400元,讲师为200-260元,助教为100-180元。而当时北京四合院一个月的租金不过20元,北京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60元就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上海100元就可以。因此,说当时的知识份子为高收入阶层丝毫也不过分。

不少描述民国时期的书籍或文章都慨叹那个时期的知识份子,是一批有“骨气”而又“好玩”、“有趣”且学问深厚之人。他们有时如孩童般天真,而且对于世事,亦常有惊世骇俗的作为。显而易见,他们可以如此恣意妄为正是得益于民国政府的宽容。民国时期,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蒋介石治下的南京、重庆国民政府,不仅礼遇知识份子,使其成为高收入阶层,而且对于那些冒犯自己的知识份子也尽量包容。

“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活在清末,那样,离民国就不远了。”央视名主持崔永元曾调侃道。历史学家、中国民盟创始人章伯钧之女章诒和也曾说,“胡耀邦先生有一句话,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退步。所以我希望大家都退步,退到哪?退到民国就好。这个很现实,这个可以做到,因为民国离我们不远……。”

其实,许多如今追捧民国的人,也都知道那个时代的不完美:“民国是很破烂的国度,没有这么多的GDP,有人抽大烟,也有人种大烟”,“民国的三民主义的民生,民生搞的非常糟糕,他们国家建设也有很多问题,他的军队也不是特别会打仗”……民国的自由,也是乱世的自由,毫无法律制度保障。可是,自由终归是自由。做一道选择题:盛世的禁锢,乱世的自由,你选哪一个?

民国时期,即使战火连绵,却仍诞生许多英雄豪杰名流绅士!“民国范儿”,就是专指那时的中国人,无论穿着打扮还是言谈举止,都散发着一股高雅气质。

那时的民国,人才辈出,不同领域的风流人物各领风骚,不论是对国家怀有远大抱负者,或是在学术艺文有专精者,他们都有各自的魅力,有的能文能武,有的则是才貌双全,还有着一脸的正气,让许多人崇拜不已——

首先是孙中山,中华民国的国父。早年在就学期间,成绩十分优秀,还获得夏威夷王国国王卡拉卡瓦亲颁英文文法优胜奖。受过中西方教育的他,对欧美国家认识较深,通晓粤语、官话、英文,曾在香港华人西医学院念书。但是为了建立和捍卫“民族、民权、民生”的中华民国理想,他弃医从政,并为此奋斗一生。直到今日,孙中山的政治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仍然是众多华人的心声。

蒋中正总统(大陆称蒋介石,台湾称蒋中正),其相貌英武肃然,挺拔潇洒,目光中有一种不怒而威的摄人气势。年轻时参与革命,是第一位成功统一全中国,并同时统治过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领导人。日本侵华期间,引领全国人民齐心抗日直至胜利。虽然败退台湾,整个中华民国政府迁到台湾,但他仍十分挂念对岸的人民,这些在他的书告和演说中均可看见。在文学上,蒋中正写了一手好字,一生坚持每天写日记,每日反省。在他逝世后,可观的日记内容成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见证。他一生都在捍卫国家统一和传统文化

张灵甫将军,1.87米的个头,英俊潇洒,气宇轩昂,目光中透出军人的果敢。他是北大才子,喜爱专研历史,能诗善词,擅长书法,他的字被书法大家于右任看到后,大赞:“奇才!奇才!后生可畏!”此外张灵甫还精通兵书,爱好马术,具备优秀的军人素质。投笔从戎后,在抗日战场上多次杀得日军丢盔卸甲,抱头鼠窜。张灵甫在战死前遗书:“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趋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而此封绝笔信,在大战败亡之际,思绪不见紊乱,整张书信铁画银钩,功力深湛,令后人称绝。

张自忠上将,史称抗日第一将领,英气逼人,双眼烔烔有神,可列民国美男之一。事事都以忠、孝、仁、义的道德来要求自己,主张“八不打”:一、官长生气时,不许打;二、士兵劳碌太过时,不许打;三、对新兵,不许打;四、初次犯过者,不许打;五、有病者,不许打;六、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七、饱饭后及饥饿时,不许打;八、哀愁落泪时,不许打。他治军严厉,但又以仁相待,使所带官兵都愿意和他生死与共。曾多次大败日军,被百姓赞为“活关公”。到了弥留之际,他还念念不忘:“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张自忠将军所展现的军人武德,使当时崇尚军国主义的日军都为之感动,在将军战死后,日军将他的遗体用上好木盛殓,全军向他行礼,在他的遗体运回后方时,为避免伤到张自忠的忠骸,还下令停止空军空袭一日。

孙立人,抗日名将,所率领的新一军在中国抗日史上打下响亮的名号。身为清华才子的他,清秀儒雅,又带有英气与傲骨,早年留学美国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后又考入维吉尼亚军校。文武全才,书法飘逸遒劲,此外还是篮球健将,是清华篮球队队长,之后入选中国男篮代表队担任主力后卫,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中,夺得男篮冠军。从军报国后,骁勇善战的孙将军,在抗战期间创下单一军级单位,歼敌最多、光复地区最广、战利品最丰,掩护中印公路修建通车等赫赫战功,更是东北战场上唯一从头到尾四度击败过林彪的国军将领。

李叔同,出生富贵,受到优渥的栽培,留学日本学习西洋绘画和音乐。他天生充满艺术细胞,对音乐、美术作品有自己的特色,还会戏剧、诗词和书法等。所谱写的《送别歌》歌词:“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当人生事业家庭处于美满之际,他却毅然决心出家,潜心向佛。出家后,原有的艺术爱好除书法之外,一律抛弃,他的书法人称“朴拙圆满,浑若天成”。他有一书法作品写着:“如梦不真实,舍我而修行”,给了反对出家的亲人和不解的众人一个答案,就是对他来说这世上的财富名声都如梦一般,只有修行才是最真实的。

胡适,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才华洋溢的他,令无数女子为他迷恋不已。1949年以后,身处海外的胡适,对大陆土地上的文化浩劫、知识分子的境遇等等,都让他牵肠挂肚。曾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因为提倡独立思考、独立判断,重怀疑,重实证,而被大陆不断地批判。

梅兰芳,艺术和人品皆超群的京剧大师,他闻名世界,以旦角表演而成“梅派”,有着自己的艺术风格。年逾60尚能粉墨登场,迷倒整个民国的女人。《霸王别姬》是梅兰芳的经典剧目,久演不衰。他的艺术和为人都极其高雅。他的艺术高雅在刚柔相济,恰到好处也许学起来不难,却迷倒全中国。他的生活高雅在有着一副好脾气,永远是谦恭礼让,温文尔雅。梅兰芳虽是艺人。但又不是一般的艺人,响亮的名号,钞票又大把大把的进帐,但始终洁身自好,坚守艺人的本分。……

上述人士,都很好的体现了“民国范儿”。

所谓“范儿”,就是一种精神气儿,“民国范儿”连着的是“一种趣味,一种风尚,一种美学。”问题是,这种精神气儿,这种趣味、风尚、美学,能不能代表整个民国?毋庸置疑的是,民国时代新旧文化的碰撞,不仅体现在文人身上,更是出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在1933年10月,国民政府主办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女选手穿着泳服出现在泳池时,好些拄着手杖的清末遗老遗少慌忙离座退场,喃喃自语“罪孽呀,罪孽呀,女子洗澡还招人来看,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之事。”但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蒋介石,却更受到了夫人宋美龄的影响信仰了基督教,并在全国提倡新生活运动戒除陋习。他以身垂范,自己不抽烟不喝酒,甚至也不饮茶;要么一身戎装,外披一袭风衣,要么长袍马褂,而长袍下穿着西裤,脚蹬皮鞋,手拿文明棍。这几乎就成了“民国范儿”的标准行头。

这种中西合璧、新旧同生的服饰,也就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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