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美国民主党拜登靠选票作弊上台，不仅重创美国的民主灯塔形象，更导致左派不仅在美国，也在全球更嚣张。左倾在西方兴起，过去一个多世纪来，虽经历苏联和中国两大国家惨败的惨痛教训，但西方却一直有一大批左倾的铁杆捍卫者。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他们有三个理论家成为他们思想的支柱。
第一是马克思。他的《共产党宣言》核心是“消灭私有制”，要公有共产、全部国家化。那么谁来实现公有？就要有一批人来剥夺私财，抢劫个人财富，然后再分配（所谓均贫富）。这批人自然就有了特权，成为前南斯拉夫副总统、反共异议人士吉拉斯说的《新阶级》，一个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共产党贵族集团。
马克思的另一个想法是消灭利润，用他的话说是剩馀价值。事实上，不论国有还是民营，任何企业都需要利润；企业不挣钱，拿什么发薪水？更别提扩大再生产。没有利润，什么企业能撑得下去？所以“剩馀价值”不仅不是罪过，而是经济启动发展的根基。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苦思冥想几十年，结果闭门造出违背最简单经济规律的害人宣言。
但这样的马克思理论至今仍被西方左派推崇。不择手段上台的拜登，掌权后就推行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要更多的国有化，把企业税从21%涨到28%，窒息企业发展；更要着手自1993年以来、过去三十年最大幅度增税，推行马克思的均贫富。几年前法国有左疯理论家还写出一本《新资本论》，被西方左媒热捧；不仅从书名到内容都与马克思的论调大同小异，作者当时还跑到美国给左疯总统奥巴马出谋划策，推销马克思理论。当时拜登就是奥巴马的副手，本质上他们都是马克思的信徒。
光给病人吃补药是自欺欺人
第二是凯恩斯。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之际，左派总统罗斯福掌权，推行“新政”，实质就是社会主义。当时左派经济学家凯恩斯为大政府、国家干预经济提供理论，主要两条∶更多国家项目，更多印制钞票。凯恩斯认为，国家项目多了，就可雇用更多工人，从而降低失业率，促经济活跃；多印钞票，多发美元，就使人民手里有钱，增加消费，活跃市场。凯恩斯的药方很像对一个病人给更多补药，更多输血，让病人显得红光满面、健康起来。但这不是病人内在机制的康复，而是外在涂脂抹粉的化妆，是假健康，长远更害人。但这种违背常理常识的理论和做法，今天拜登政府照搬，而且连提出的口号都是罗斯福的“新政”，也是大把印钞票、大撒币∶拜登上台就一下发放1.9兆美元，然后大增税，摆出一副不把美国经济搞垮绝不罢休的架势。
第三是罗尔斯（John Rawls）。他没有凯恩斯那么有名，但是左派学术圈鼻祖性人物，因他为当今西方左派的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理论。他的《正义论》提出∶善（good）应优先于权利；平等优先；分配至上。为了平等，国家有权拿走一部分人的财产、重新分配，实现均贫富。
罗尔斯成为左派的宠儿，因为今天不仅美国的拜登们，西方国家的主要左派政党，都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政策根基，以此推行社会主义。
三大权利是对左派三支柱的悬头之剑
对左派的三个邪恶理论支柱，保守主义阵营也有三把大刀在砍断它们，也是他们的三个克星∶第一是英国理论家约翰.洛克，他的《政府论》首次明确提出，人有“生命、自由、财产”这三大权利，谁都不可侵犯。如遭政府剥夺，人民有权推翻政府。后来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照搬了这三大权利的精髓，成为对左派三大理论家学说的悬头之剑——以个体权利的刀锋，砍断左派群体主义的理论支柱。
第二把刀是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通篇痛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强调自由市场，自由竞争，个体权利。这个群体还有更深刻的米塞斯等经济学家，但因《通向奴役之路》写得通俗，又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哈耶克更成为左派三支柱的克星。
第三把刀更锋利，直砍要害，它是诺奇克（Robert Nozick）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作为哈佛同事，诺奇克这本书与罗尔斯的《正义论》针锋相对，反驳“善优先于权利”，而提出“权利大于善”。诺奇克从人类历史出发，强调先有人，后来才有了政府，所以人、个人权利是第一位的，而不是国家权力。
诺奇克提出，经济上的不平等是无法解决的，因人的才能和财富不同，有很多先天和后天因素，是无法强求平等的，强求的结果一定会剥夺他人权利，走向群体主义。强行平等不仅带来更大的不平等，更导致不公义和更大的灾难（共产社会就是典型）。诺奇克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国家权力，而保障个体权利。他和约翰.洛克等于遥相呼应，强调了人、个体权利这个根本点。
今天拜登等左派掌权得逞于一时，但保守主义的三把刀高悬，越来越多信奉常识常理的人在阻止左派大潮，捍卫个人的基本权利。这场左右派博弈是长期的，但人类历史已多次证明，常识将获得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