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998年我写过一文《中共对美外交的步步为营》,分析以尼克松为首的"熊猫派",如何步入中共布下的迷阵。那时我还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没有人相信我们说什么,在周围人眼里,我们都是怪物。看到这位基辛格,如今还活跃在美国的媒体上,还在为北京效劳,就想起了这篇旧文,它躺在我的硬盘也睡了快三十年,谁知世界的变化并不大。】
中共凭借操纵外商进入中国市场的许可,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颇为收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利用那些最可能从美国迁就中共的政策里大捞好处的人,在美国政府和公众当中不遗余力地推动对中共的迁就政策,而其中最惹人注目的就是前国务卿基辛格(Herry Kissinger)和黑格(Alexander M. Haig Jr.),还有前副国务卿伊戈伯格(Laurence Eagleburger)和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斯考克罗夫特(Scowcroft)等。
如果这些人想为他的主顾(某家美国大公司的董事长)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中赢得一项合同,那么根据中方的要求,这场交易的条件是,这个公司要在美国为中国的利益公开辩护,或者安排美国的国会议员或记者团访华;美国公司主管也可以通过这位"顾问"认识中共的高级官员,美国公司为此付钱给这位"顾问",而这个顾问为了巩固他与中共官方的私交,则要在美国公开支持取悦北京当局的政策建议。这种安排从来不会明显地写在商业合约里,但人人都懂得这种交易。
基辛格为中共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辩护是很著名的。就在屠杀的第二天,他同时在多家报纸上发表专栏文章,称邓小平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之一",说邓为中国"选择了一个更为仁慈而较少混乱的过程"。美国国会呼吁制裁行动,布什当局正准备在一定范围内采取相应措施,基辛格却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著名晚间新闻主播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的采访时说,"我不会主张任何制裁","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会容忍示威者占领首都的主要广场达八周之久,"这种占领导致了失序和混乱,因此实行镇压是"不可避免的"。八九年十一月,他陪伴一个商务代表团到中国,见到了邓小平和中国外长钱其琛,钱对他大为夸奖,回美后他在白宫又报告了与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谈话。基辛格一年中会数度访问中国,而中国的大门对他则永远是开放的。
基辛格总是回避一个问题,即他能从他鼓吹的对华政策中图到多少利润。基辛格的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代表许多想在中国寻求商机的公司,而这些公司付给基辛格大笔的钱。一九八九年他发表那些为中共辩护的言论时,他组建了一个名为China Ventures的有限合伙公司,与他的老熟人荣毅仁负责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合资在中国投资。美国全国民主政策委员会(National Democratic Policy Committee)的Scott.Thompson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发言中指出,基辛格确实从那些在中国有投资的公司那里拿到大量酬劳。
显然,由于基辛格这样的原美国高级官员又从中帮忙,使美国产生了一个新的强大的中国游说集团,这个集团不愿意批评北京当局的人权记录,反对与中国"对抗"或制裁中国,并借此捞到了可观的利润。此中要害是基辛格、黑格所扮演的双重角色,他们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影响力公开地或私下地推动美国的政策,然后个人也从中国渔利,这个样式,其实就是后来在中国泛滥成灾的腐败模式。
(那时候,中共成功打破西方对华制裁,乃是颇有研究价值的一段中国外交史,足可列为美国对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个课题,即"分化西方",至今如此——又及)
"六四"后中共的对美外交,从一开始就不纯然是被动式的"韬光养晦",而是力图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和政府决策;不仅仅是无孔不入的活动,包括私下游说的宣传、威胁和恐吓,还包括购买或盗窃技术。美国政府和公众对中国问题的种种争论,已经被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由原美国高级官员组成的集团所支配,而这个集团的人则通过推销他们所主张的对华政策获取暴利,中共惯于以发动经济战相威胁,企图这样来改变美国的国家政策,这种做法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是罕见的。
中共当年"惩罚波音公司"的深远意义。总理李鹏一九九六年取消了购买波音飞机的承诺,改从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购买了价值十五亿美元的飞机。他极为露骨地说明了采取这个做法的原因,因为欧洲领导人在"对华合作时不附加政治条件,而美国人却任意地威胁要制裁我们。"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对美政策之所以能明显地收效,恰恰就是因为中国政府把经济和政治拴在一起,用经济上的利诱和惩罚来向美国索取政治让步。
卸任的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十分灰心丧气地说:"我们在中国问题上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当我们对付中共时,我们在欧洲和日本的盟友们却拖我们的后腿,把合同抢走。"今天,这种策略已经进一步挑唆法国的反美情绪,最近法国总统希拉克北京之行,不仅签了十二亿合约,还同中共一道谴责"美国霸权"。
中法的这种"合作",无非是冷战时代戴高乐与毛泽东合作的翻版,但值得思考的是,钱其琛在1990年就提出“分化瓦解”、“充分利用西方各国之间的矛盾和美国统治集体内部的矛盾”的策略,七年后开始"见成效"。
通过西方左倾知识分子影响西方舆论,是中共对西方分化的另一个层面,也是中共国际统战的老把式。五十和六十年代,中国只准许很少的外国记者和作家进入中国,这些人被中国称为"中国的朋友";其中著名的,一个是瑞士作家韩素音,另一例子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只有极少数美国人能去中国的"文革"年代,他居然能去中南海,进入毛泽东会见外国贵宾的客厅与毛长谈。还有一些外国人如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新西兰作家伦•艾黎等,澳大利亚共产党员Wilfred Burchett等,也属此类。
自"苏东波"以来,西方左倾思潮一蹶不振,中共控制西方舆论需另求其道,开始运用各种手腕、造就出一小群新的"中国的朋友",办法是去中国的签证、到各地旅游的许可、以及进入中南海会见领导人的特权等。
但是由于效果不彰,西方舆论对中共的基本调子仍是负面居多,因此中共开始采取一套新的做法,被称为"杀鸡儆猴"。最先遭此"待遇"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只因他为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写的回忆录作了序,从此中共不准他再进入中国大陆,这对于一个以中国政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来说,自然是一个损失。
接下来,曾经公开批评中共违反人权的美国学者和作家,或者在申请访华签证时被拒签,或者是被要求参与一场寻求著名美国人支持中共政策的活动、以此换取访华签证。以中国大陆为主要报道对象的著名自由撰稿人夏伟(Orville Schell),曾出版过几本关于中国的书,自从九十年代初以来就再也拿不到签证,原因是他参与了"人权观察"的活动。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六四"以后几乎年年可以得到有效签证进入中国,但一九九六年八月却在北京首都机场海关被拒绝入境,还把他在旅馆里扣留了整整一夜,于次日晨将他送回香港。林培瑞事后说,当他被扣压在旅馆里时,有四个公安局官员在房间里通霄值班看守他,他们把房间里的电话也切断。
夏伟分析,从总体上来看,中共在试图控制外国的中国观察家这一点上是相当成功的。中方制造的恐吓确实使许多外国学者和记者讲话时小心翼翼,他们害怕成为中共的"不受欢迎的人"。他说,其实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完全知道,这本来就是中共对付它自己的知识分子的手法,这种政治上排斥异己的威胁手段不仅在中国国内十分有效,而且对外国记者和学者也产生强烈效果,因为这些人为了保住目前与中国相关的职业,需要去中国,所以对中共有所依赖。
美国有一小群中国问题专家避开"冒犯"中共,依然可以获得与中共高层官员接触的机会,所以反而与当年的韩素音、斯诺一样"走红",为白宫非正式地提供咨询,为美国大公司或政治名人的中国之行"护航",也发表关于中国政治的学术分析,在政治上充当中共的辩护士。可是,这些美国的中国问题学术精英所面对的,是一个不仅排斥本国异己、也排斥外国批评者的中国政府,只要这些美国学者在某些问题上冒犯了中国政府,他们去中国作调查研究的路就被堵死了,他们的学术生涯就会因此终结。那些保持与中共官方良好的接触管道的美国政治学者们,通过这些接触还能了解中共领导人是如何想问题的,这些知识确实颇为实用;他们发表的关于中国政治的文章就有参考价值。但在一些问题上,比如毛泽东的声誉、人权、中共对台湾的军事恐吓、中国对西藏的控制,北京当局紧紧地盯着,这些学者就只好要么是说些奉承之词,要么干脆缜口不言。
(以至今天,美司法部长巴尔呼吁硅谷和好莱坞停止向北京磕头,近乎悲愤说:"中国共产党思考的是几十年和几百年,而我们倾向于聚焦下一个季度的盈利报告。"
耗费三十年看懂这一点,很不错了。时至今日,德国人还是三十年前美国人的认知水平。从2016年起,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考虑到可能的经济后果,德国拒绝对中国实施“更严厉的措施”。有意角逐下届基民盟(CDU)主席的德国联邦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罗特根认为,"中国太大、经济太强、科技太先进,制裁没用"。
文明文化差异,是一个障碍。
美国刚刚醒来,德国还没醒
——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