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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绥给林彪看病 认定林的精神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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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显然是个怪人,他不仅怕光、怕风、怕凉、怕出汗、还怕水,视水为敌。他每天最多听秘书讲半小时的文件,余下时间全部是独自一人坐在暗室里,如同一具苍白的枯尸,数小时地一动不动。文革开始时,毛泽东的御医李志绥在一次为林彪看病时为之大吃一惊:“这明明是一个精神上不健全的人,怎么能让他来管理国家呢?”

四个伟大讨嫌

平心而论,毛泽东的要求也并非完全无理。例如,庐山会议上林彪等人群攻张春桥的一个最主要的罪证是张在讨论《宪法》时不同意“(毛泽东思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其实,这三个副词是毛泽东自己反对和圈去的,在以前的中央文件和九大党章里就发生过。而林彪从来不亲自阅读这些重要文件,只是每天听秘书“讲文件”。后来,连林的秘书都承认这是林彪的疏忽。

此外,根据今天陆续问世的材料,林彪又确实是庐山会议上以设国家主席和保卫“天才论”为名,企图搞垮张春桥等文革派的幕后推手。从毛泽东的视角来看,林彪是应当高姿态地做一个自我检讨的。而他一直没有点林彪的名,已经是很保护他的了。但林彪并不领情,坚决不做检查,开始了和毛长达一年的“冷战”。并在不同的公开场合向毛闹了情绪。从宫廷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非常不智之举。在皇太子政治中,任何一个极其个人的和偶然的因素,都可能导致储君的废黜,更何况是用闹情绪来向最高皇权示威呢?对于这一点,文革研究学者陈益南认为:“如果林彪能在九一三事件前,向毛泽东认错并作出检讨,那么,他的下场便远不会有后来所发生的那样惨……”这当然是历史假设的一家之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林彪以冷战对抗“圣威”,大大加速了毛泽东对他从一般的“埋怨”到“愤怒”的过程。要知道,“从不服软”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性格同样是毛泽东的枭雄个性,而他则是一念间可以决定“储君”林彪兴亡的“君主”。在这一性格冲突中,失败者必然是林彪。原林办工作人员官伟勋就举过这样“一个例证”:

1970年斯诺来访是一个例证。据Y秘书讲,斯诺来京之后,毛主席指示林彪首先接见,林彪就是不见。……一拖就是几个月。毛主席怎么能高兴?你不是说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吗?我让你接见一下斯诺你都不见!后来毛主席自己接见了,“四个伟大讨嫌”这句要命的话就出来了。

林彪在庐山会议后处理和毛的关系上举措失当还有另外的个人原因,那就是他的心理疾病的加剧导致他病态性的固执、使他更悲观消极地应对。因为精神病常识在今天的普及和政治禁忌的打破,无论是林以前的家庭医生、秘书,还是主张为他“翻案”的研究者,都公开地认为林患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病。大陆的林彪研究学者舒云在采访了林彪女儿林豆豆以后,得知当年苏联专家诊断林彪的精神病症是严重的忧郁症。在日常生活中,

在1970年9月的庐山会议上失败后,林彪显然是精神受到刺激极大,情绪极其消沉,出现了“恐惧害怕、敏感多疑、委屈易哭、悲观失望、不愿见人、不想说话”等多种精神病的症状。属于精神忧郁的焦虑症、疑病症、恐惧症都时有出现。对此,原林办秘书们的回忆录中对此都有很多的记载,如“1970年庐山会议后,本来就深居简出的林彪,更加孤家寡人,情绪低落到谷底。……更多的时间是一个人蜷缩在沙发里。看来他是更加郁闷了。”1971初,林在苏州时和叶群一起抱头痛哭。又如,林对警卫李文普极其悲观地说:“北戴河的房子不要盖了,反正我活不了几天啦!”再如,他突然抱着来访者大哭。这些症状虽然还没有到主导林彪正常思维的地步,但对他的性格的变异还是有不小的影响的。

超天才让毛忍无可忍

最后,“望子成龙”的血统世袭的思想造成了林彪在处理储君和最高皇权关系上的最大失策——他错误地把自己的儿子林立果当作“接班人”的“接班人”来培养。且不说这一做法原本就可能大大触犯没有儿子接班的毛泽东的内心深处的禁忌,又和毛所心仪的第二代接班人(张春桥)唱了对台戏。更重要的是:它直接挑战了在变异的中共皇太子政治中,只有最高皇权才能决定第二代接班人的权威。此外,林彪还极不适当地纵容和帮助林立果建立自己的文臣武将班子。无论是林立果身边的“调研小组”还是后来扩展而成的“联合舰队”,都带有传统的东宫太子府开衙建府的性质,而这正是毛氏皇太子政治最不允许的潜在的第二权力中心。而林立果在各地建立“上海小组”、空四军的“教导队”和广州的“战斗小分队”等等,又都无一不是紧紧围绕着这位林“少帅”的私人武装。这里林立果又触犯了毛泽东的又一个更大的禁忌——染指军队、建立“军中之军”的秘密组织。

更有甚者,林彪还默许并参与了对林立果是“超天才”的造神运动。古往今来,为了证明逆篡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阴谋家们常常借助于“天命”说。如历史上有名的王莽以“禅让”为名篡汉,便事先造足了他“承天命”的舆论。毛泽东多疑寡信,又熟读《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之类的史书,他对于林立果被林彪集团吹捧为“超天才”的终极目的当然是心知肚明的。这同时也使毛对林彪对他搞的天才崇拜彻底地倒了胃口,“超天才”的说法更使毛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以致毛在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后不久就罕见地进行了批评。此外,林彪培植林立果为第二代接班人的种种做法还在阴差阳错之中,使毛占领了所谓的“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的道德制高点,并使毛可以背靠党的政策和路线的大义来进行废储。总之,林立果的“超天才”少帅梦无疑是触发毛泽东下决心罢黜林彪“接班人”地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1971年9月13日,毛林之争写下了最后一章,但还是没有跳出皇太子政治的怪圈。它在“九·一三事件”前夕进入了这一恶性循环中的最常见结局和最悲剧性的一步:皇太子被逼造反、不久兵败身亡。纵观毛林之间由数十年的“最亲密的战友”到成为“接班人”以后迅速反目为仇的经过,不难告诉世人他们之间注定翻脸的制度原因。毛泽东时代的最高权力的传承其实是一种以禅让为外形、以封建世袭独有的立储为实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里,最高领袖还拥有哪怕对世袭制中皇帝也所有限制的、完全凭个人喜好来立储或罢黜的绝对权力。和传统的皇太子政治相比,这一“接班人”制度还在革命的名义下变异出不少新的规则来,诸如绝对不允许有“接班人”的潜在“第二权力中心”、最高皇权有隔代指定储君的“接班人”的权力等等。因为这一新的皇太子政治的随意性,不仅造成了国家最高权力交接无序的危机,还使皇权和储君之间的一些个人性格等因素造成的矛盾激化为无法调和的冲突,从而大大增加了储君被废或被逼造反的变量。简言之,相比较本来就处处刀光剑影、步步血雨腥风传统的皇太子政治,它的革命的变异使“接班人”通向最高权力的一步之遥更难跨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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