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月至1971年2月，斯诺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期间被告知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0年12月18日，毛会见斯诺，对他说：“谁会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斯诺答：“你想到了。”最后的中国之旅彻底改变了斯诺的看法，他认为毛有可鄙可厌的一面，因此对当年写《西行漫记》深感歉意。他的夫人后来成为了中国人权活动最坚定的支持者。只是这样的醒悟还是太迟了。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接见了他的老朋友爱德加·斯诺。接见期间，毛对我说：“斯诺这个人，看来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让他知道中国的内幕，有好处。”毛利用这次接见机会来促进中美关系，并传达他愿意邀请尼克松来中国或接见美国其他高级官员。他也想借此使中央情报局知道，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目前十分紧张，看看美国有什么反应。毛在谈话中指出：“喊我万岁的人有三种。第一种是真心喊，这种人不多。第二种是随大溜，这种人最多。第三种嘴上喊万岁，心里希望我早死，这种人很少，可能那么几个。”

我们节目100多期，已经说了很多为土共夺权掉了脑袋的黄皮肤在地中国人，但这100引号英雄里也有几个洋另类。第92集里，咱们说了老毛外教、美国鬼子李敦白，来中国挺共党，却被土八路关监6年多，最轴的是这位还矢志不渝，到老了回国才睡醒。本集说说大名鼎鼎的埃德加·斯诺，他是又一位被列在共党榜单上的“英雄模范”。

20世纪的中国革命洪流中有一批长期居住在中国的来自西方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们有斯特朗、路易·艾黎、爱泼斯坦、李敦白、马海德、阳早、寒春等。这些人多数是专家，有的是搞翻译的，有的是搞农业、医学的，他们虽然支持中国革命，但是对中国激烈的革命政治都是若即若离的态度，李敦白是其中最热心参与政治，也是涉入中国高层政治最深的一位。

记者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艾格尼斯·史沫特莱，称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公认的天才”。毛泽东为这些具有自由主义和半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记者的到来，作了一切准备。他不遗余力地想使他们对他产生好感。中央委员会主席在会见他们时，对中国革命谈得还算有分寸，而谈他自己就太过份了。毛泽东向埃德加·斯诺谈出来的他青年时代的政治观点，一直使我吃惊。毛泽东说，那是空想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大杂烩”。

埃德加斯诺与中国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中共主席毛泽东。图摄于1960年的北京。中央社刊图并指取自维基共享资源，版权属公众领域。 © 维基百科 照片中共百年党庆前多次提及写下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称要找到新时代的斯诺，正确报道中国。但...

内外交困之下，中共急于寻找外宣工具。中共百年党庆前多次提及写下“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记者斯诺，称要找到“新时代的斯诺”，“正确”报导中国。但斯诺的女儿近日投书媒体，直指其父不会支持中共政府打压记者的政策。而事实上，斯诺在晚年也因为曾帮中共宣传而陷入悔恨。

siuying：倪匡表示，坊间流传一句宣称是他说的话：“妓女比共产党更可信。”不过他澄清自己从没有这样说过，笑称这句话是侮辱妓女：“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很尊重妓女，这句话对妓女很侮辱。”

林彪显然是个怪人，他不仅怕光、怕风、怕凉、怕出汗、还怕水，视水为敌。他每天最多听秘书讲半小时的文件，余下时间全部是独自一人坐在暗室里，如同一具苍白的枯尸，数小时地一动不动。文革开始时，毛泽东的御医李志绥在一次为林彪看病时为之大吃一惊：“这明明是一个精神上不健全的人，怎么能让他来管理国家呢？”

陈沅森：进行土改为什么要杀那么多地主呢？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大意）：我曾追问毛泽东，井冈山时期，苏区的面积只有那么大，人口只有200多万，每年的税赋有限，你们是怎样解决几十万红军军粮军饷的？毛泽东王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诺的提问。

1936年，美国作家斯诺问：谁应对1927年共产党失败承担主要责任？毛回答说：“罪魁祸首是陈独秀”，那时，“陈独秀是中国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此后，毛在党内斗争中多次反复提到陈，称他是“大叛徒”、“坏人”、“反革命分子”、“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对我们党危害最大”，“不可救药”，“只能打倒”。

中共需要什么样的西方记者呢？王毅不知廉耻地给出了两个样板。一个是延安时期的美国记者斯诺 ，一个是现在的法国记者维瓦斯（Maxime Vivas）。按照王毅的说辞，这两个人虽然国籍不同、生活时代不同，但他们都通过自己的笔，“客观真实地报道了中国，并让世界了解了中国”。然而事实上，难道不是他们误导了世界吗？

刘善本高中毕业那一年，曾在一本杂志上读过美国记者斯诺写的关于毛泽东的文章，对毛印象深刻。回国后，他又在书摊上发现了毛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并相信了其谎言。其后他开始秘密收听延安广播，在听到中共欢迎国民党军官、士兵投降并受到优待的消息后，尤其是听到毛所言的“中国的和平民主乃是中国人民神圣权利所在”的声明后，不愿打内战的刘善本决定投共。

抗战期间，国军正面抵抗日军，也得到盟国美军出人出枪的大力支持。中共干吗呢，蜗居在延安地区，保存实力，借机发展壮大。这时的美国政府并没有特别看好中共党军的存在。然而，一个美国人的春秋笔法，让这局面开始改变，一步步走向有利于中共。

斯诺并不知晓的是，在他的书中所记述的，都是中共的一面之词，都是中共想让其看到的“美好一面”，进而向全世界宣传中共的形象而提前设定好的戏词，至于被毛害死的刘志丹及其手下的真相，毛的虚伪，毛和中共领导人在延安的私生活的放荡，毛对中共军队规定的“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的抗日总方针……斯诺无疑是没有丝毫办法知晓的，而这正是中共一贯对待西方记者的伎俩。

斯励，黄埔军校学生，北伐期间在总政治部任秘书，并加入了中共。他的哥哥斯烈是国民党二十六军第二师的师长，国民党“四一二”清党时就是他下令在宝山路开枪的。国民党清党时，周恩来曾被国民党军队扣押过，正是斯励通过哥哥将其营救出来。如今执行顾顺章灭门的周恩来发现斯励认出了自己，心里暗暗叫苦，但并没有选择放过自己的恩人，而是下令将其一同杀死。包括斯励在内的客厅中所有的人，都在死后被埋到了天井里。

这里，毛泽东说的三种人，前两种说的没错，后一种不对了。违心的喊“万岁”就伪善吗？在那个疯狂的极不讲理的年代，哪个中国人敢不喊“万岁”？哪个中国家庭敢不挂毛泽东像？被迫喊万岁和逼人喊万岁到底谁伪善？

八十五岁的老妪竟还像纯情少女一般天真浪漫，相当标准的赤粉，未有丝毫“觉悟”。如此一生坚持马列主义，深度迷醉赤色梦幻，不可能醒来了，完全与中共“同命运，共呼吸”，一只心甘情愿贡献一切能量的政治花瓶，怎么可能对中共产生逆向反思？

毛泽东回忆说：“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可以领到一笔巨款——八块大洋，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写信给孙中山的夫人、政治上反蒋亲共的宋庆龄，请她帮助中共物色一个合适的外国记者。宋庆龄不但和美国新闻界有关系，而且住在上海，可以和外国人接触。宋庆龄不负中共厚望，很快就选择了斯诺，并打电报告诉延安。延安于是对斯诺的背景作了详细分析。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刘鼎奉延安的命令面见张学良请他帮忙，为斯诺进入中共控制区提供方便。张为刘开了一张特别通行证，而且派出自己的卫队为斯诺和中共地下党开道。张学良如此够朋友，令中共喜出望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