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显然是个怪人，他不仅怕光、怕风、怕凉、怕出汗、还怕水，视水为敌。他每天最多听秘书讲半小时的文件，余下时间全部是独自一人坐在暗室里，如同一具苍白的枯尸，数小时地一动不动。文革开始时，毛泽东的御医李志绥在一次为林彪看病时为之大吃一惊：“这明明是一个精神上不健全的人，怎么能让他来管理国家呢？”

陈沅森：进行土改为什么要杀那么多地主呢？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大意）：我曾追问毛泽东，井冈山时期，苏区的面积只有那么大，人口只有200多万，每年的税赋有限，你们是怎样解决几十万红军军粮军饷的？毛泽东王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诺的提问。

1936年，美国作家斯诺问：谁应对1927年共产党失败承担主要责任？毛回答说：“罪魁祸首是陈独秀”，那时，“陈独秀是中国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此后，毛在党内斗争中多次反复提到陈，称他是“大叛徒”、“坏人”、“反革命分子”、“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对我们党危害最大”，“不可救药”，“只能打倒”。

中共需要什么样的西方记者呢？王毅不知廉耻地给出了两个样板。一个是延安时期的美国记者斯诺 ，一个是现在的法国记者维瓦斯（Maxime Vivas）。按照王毅的说辞，这两个人虽然国籍不同、生活时代不同，但他们都通过自己的笔，“客观真实地报道了中国，并让世界了解了中国”。然而事实上，难道不是他们误导了世界吗？

刘善本高中毕业那一年，曾在一本杂志上读过美国记者斯诺写的关于毛泽东的文章，对毛印象深刻。回国后，他又在书摊上发现了毛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并相信了其谎言。其后他开始秘密收听延安广播，在听到中共欢迎国民党军官、士兵投降并受到优待的消息后，尤其是听到毛所言的“中国的和平民主乃是中国人民神圣权利所在”的声明后，不愿打内战的刘善本决定投共。

抗战期间，国军正面抵抗日军，也得到盟国美军出人出枪的大力支持。中共干吗呢，蜗居在延安地区，保存实力，借机发展壮大。这时的美国政府并没有特别看好中共党军的存在。然而，一个美国人的春秋笔法，让这局面开始改变，一步步走向有利于中共。

斯诺并不知晓的是，在他的书中所记述的，都是中共的一面之词，都是中共想让其看到的“美好一面”，进而向全世界宣传中共的形象而提前设定好的戏词，至于被毛害死的刘志丹及其手下的真相，毛的虚伪，毛和中共领导人在延安的私生活的放荡，毛对中共军队规定的“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的抗日总方针……斯诺无疑是没有丝毫办法知晓的，而这正是中共一贯对待西方记者的伎俩。

斯励，黄埔军校学生，北伐期间在总政治部任秘书，并加入了中共。他的哥哥斯烈是国民党二十六军第二师的师长，国民党“四一二”清党时就是他下令在宝山路开枪的。国民党清党时，周恩来曾被国民党军队扣押过，正是斯励通过哥哥将其营救出来。如今执行顾顺章灭门的周恩来发现斯励认出了自己，心里暗暗叫苦，但并没有选择放过自己的恩人，而是下令将其一同杀死。包括斯励在内的客厅中所有的人，都在死后被埋到了天井里。

这里，毛泽东说的三种人，前两种说的没错，后一种不对了。违心的喊“万岁”就伪善吗？在那个疯狂的极不讲理的年代，哪个中国人敢不喊“万岁”？哪个中国家庭敢不挂毛泽东像？被迫喊万岁和逼人喊万岁到底谁伪善？

八十五岁的老妪竟还像纯情少女一般天真浪漫，相当标准的赤粉，未有丝毫“觉悟”。如此一生坚持马列主义，深度迷醉赤色梦幻，不可能醒来了，完全与中共“同命运，共呼吸”，一只心甘情愿贡献一切能量的政治花瓶，怎么可能对中共产生逆向反思？

毛泽东回忆说：“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可以领到一笔巨款——八块大洋，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写信给孙中山的夫人、政治上反蒋亲共的宋庆龄，请她帮助中共物色一个合适的外国记者。宋庆龄不但和美国新闻界有关系，而且住在上海，可以和外国人接触。宋庆龄不负中共厚望，很快就选择了斯诺，并打电报告诉延安。延安于是对斯诺的背景作了详细分析。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刘鼎奉延安的命令面见张学良请他帮忙，为斯诺进入中共控制区提供方便。张为刘开了一张特别通行证，而且派出自己的卫队为斯诺和中共地下党开道。张学良如此够朋友，令中共喜出望外。

（1927年）8月中秋节前，有个瘦长的男人在镇上经过，因为背的包袱沉重，又东张西望鬼头鬼脑，被民团怀疑背的是枪支，把他抓住，背的原来是100多块银元和一些衣服信件，说是做生意的，当即被解到民团团部审问，经过拷打灌水，才知道是共产党一个头头，他供出好几个同党，有一个同党并且是做县长的，在镇上小铺里等他，也一同被捕获。

毛泽东隐瞒自己被捕的严重历史关节问题，伪造历史，昭然若揭。毛泽东是前委书记，是潘心源、易子义的领导，只有毛泽东软化向国军输诚交出潘心源、易子义等等，毛泽东才能得到释放，释放时有无别的交易不得而知，但毛泽东得到释放，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毛泽东和陈公博的关系非比一般。毛泽东到广东来，得过陈公博的很大帮助。毛泽东到汪精卫兼任的宣传部做干事，是由陈公博引荐的。后来，汪精卫因为事忙，让毛泽东代表出席国民党中央会议。八路军、新四军和汪记伪军互相避战，夹击国军的事，亦可由此得到理解。

斯诺夫人比斯诺幸运，直接地看到了中共的邪恶，随后成了中国人权活动最坚定的支持者。1989年中共制造了六四屠城，成千上万的平民被枪杀、被坦克碾压。从那开始，斯诺夫人开始以一种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中共。她立即谴责了那次镇压，并发誓再也不会重回中国。

大人们把历史数字玩弄得一塌糊涂，试问入世未深的年轻人，又如何懂得分辨真伪？因此有理由相信长征沿途各地，又会有各地方版本的数字和演绎出现。如此数字、如此历史、如此教育、如此民族，你叫他们相信谁的话？长征时间究竟有多长？战斗和战役怎么分？县城和城市是否同义词？这绝对不是咬文嚼字，而是对待历史、对待自己的应有态度。80年过去了，竟然纪念成这个样子，做假还要越做越大，真实社会如何不堪，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意思的是，最后的中国之旅彻底改变了斯诺的看法，他认为毛有可鄙可厌的一面，因此对当年写《西行漫记》深感歉意。他的夫人后来成为了中国人权活动最坚定的支持者。只是这样的醒悟还是太迟了。

图：斯诺最后一次访问中国。 斯诺1905年生，1972年2月15日因胰腺癌病故于日内瓦。斯诺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是1970年12月。 他写了一部没有完成的“漫长的革命”。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伍协力译，王海蓉、章含之整理，一些内容没有。作为作家，一...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英国作家萧伯纳访问了苏联，被领着参观了种种社会主义成就后，他回到英国发表文章，驳斥了各种“污蔑苏联建设伟大成就”的言论。“我们想证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那里存在着经济奴役、匮乏、失业。在所到之处，我们处处看到充满希望和热情的工人阶级。”事实上，就在他参观苏联前后那几年，强制性农业集体化导致了约七百万人在饥荒中死亡。

毛泽东和埃德加•斯诺在陕北 艾德加•斯诺这个名字在美国并没有多少人知道，然而在中国，数十年前差不多尽人皆知，因为他是中共的大恩人。当中共被国民党围困在陕北穷山沟里走投无路时，他在英国戈伦茨出版公司出版了一本《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中译《西行漫记》)，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