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英雄模范”榜上，有几个外国人，除了众所周知的白求恩外，还有帮了中共大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早在延安时期，中共就十分重视对西方媒体记者、作家、学者的公关。当时，被称为“红色记者”的知名西方人有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等就曾先后去过延安。他们为中共所欺骗，并为之涂脂抹粉，并成为中共在国际社会的义务宣传员，其中斯诺是最具代表性的，他撰写的美化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不仅为中共在世界上争取到了不少外援，而且也使得众多青年知识分子对中共充满了向往，而投奔延安。
受宋庆龄影响的白人记者
斯诺1905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后进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具有冒险精神的斯诺于1928年9月抵达中国后，担任一家美国报纸驻华的记者。1932年与海伦．斯诺结婚。1934年，斯诺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至1937年，同时担任美国《纽约太阳报》、英国《每日先驱报》特约记者。
关于斯诺为何选择长时间呆在中国，斯诺个人传记的作者托马斯．伯纳德认为：“与经济有关的因素对斯诺留在中国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即他和妻子用不多而且不固定的收入就可以在中国过得很舒适，甚至奢华。”斯诺的第一任妻子海伦也坦诚经济因素对于他们选择留在中国的重要性：“（如果留在上海）我们的生活水平将提高许多倍……我们同上海的3808名美国人，一起在世界各地方正被‘钉在黄金的十字架’上的时候，过着王子般的生活。”
显然，在中国当记者，不但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还能为斯诺带来不小的财富。在1940年到1950年期间，斯诺仅从《星期六晚邮报》获取的稿费就达到25万美元，这在当时显然不是一笔小数目。
在中国期间，斯诺看到了中国老百姓的疾苦，因而对国民党政府产生了负面的看法。此时，随着与宋庆龄与鲁迅接触的增多，其“左倾”思想变的愈加明显，而宋庆龄是秘密的中共党员，鲁迅则是被中共视为朋友的知名作家。斯诺认为，与宋庆龄的私人交往甚至比报导“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枪”之类的事来得更为重要。他因此接受了宋庆龄对于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诸多看法，比如宋庆龄曾把蒋介石看作是“民族的灾星”，比如中共则是“中国唯一一个继承了孙中山未竟革命事业的革命力量，并将最终统一中国”等等。
如果当时斯诺知道为其所信任的宋庆龄乃是中共党员，不知他会作何感想？
进入延安采访中共高官
1933年，出版商哈里逊．史密斯为斯诺提供了一个赚钱的机会，约他在1934年年底写出一本关于红色中国或者其他主题的书。斯诺立即“很高兴的收下来”。不过，直到1936年的初夏，在宋庆龄的协助下，斯诺才与同胞马海德医生结伴，拿着其名片，前往延安。
在延安期间，斯诺采访了毛泽东、彭德怀、徐海东、左权、聂荣臻、程子华等红军领导人，成为第一个采访边区的西方记者。同年11月，《密勒氏评论报》首先发表了其采访文章：《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和由他拍摄的毛头戴八角军帽的照片。1937年1月和2月间，上海的英文报纸《大美晚报》、北京的英文刊物《民主》以及英美的一些报纸也相继发表了斯诺的陕北报导，其中美国的《亚洲》杂志发表了他采写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等。
在这些报导的基础上，7月，斯诺在北京写成30万字的《红星照耀中国》，10月该书在英国伦敦出版。1938年2月，中译本在做了少量增删后，改名为《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但近年来有研究者称，《西行漫记》应算埃德加和海伦两人合作的产物。
显而易见，斯诺并不知晓的是，在他的书中所记述的，都是中共的一面之词，都是中共想让其看到的“美好一面”，进而向全世界宣传中共的形象而提前设定好的戏词，至于被毛害死的刘志丹及其手下的真相，毛的虚伪，毛和中共领导人在延安的私生活的放荡，毛对中共军队规定的“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的抗日总方针……斯诺无疑是没有丝毫办法知晓的，而这正是中共一贯对待西方记者的伎俩。
斯诺帮了中共大忙
斯诺撰写的书籍在国内、国际上产生的广泛影响，可以说帮了中共一个大忙。许多年轻学生纷纷阅读此书，并由此产生了对中共的好感、对延安的向往，并从国统区投奔中共。虽然最终不少人发现他们上当受骗，但为时已晚。
除此而外，斯诺的书也让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共产生了兴趣。而为了掩盖中共假抗日真扩张的行为，提升中共地位，博得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同情和支持，中共此后利用一切机会邀请包括记者在内的西方人士到延安参观，将所谓中共“清廉、为人民”的表面现象展现在这些人面前。而这也导致了美国政府的误判，并在抗战胜利后，减少了对国民政府的支持，甚至主张国共谈判解决问题，等到发现自己上当受骗时，为时已晚。中共最终掌握了政权，并开始为祸中国大地，戕害中国人民。
对此，斯诺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中共的座上宾
1939年，斯诺再次赴延安拜访毛，受到了毛的热情欢迎。1941年2月，斯诺因报导皖南事变而被国民党当局取缔记者特权，被迫离开了中国。回国后，他与妻子海伦分手。但他并没有放弃对中共和毛的宣传。
在其1944年的著作“人民在我们一边（People On Our Side）”中，斯诺强调中共的角色依然是反法西斯阵营。在一次演讲中，斯诺将毛及中共描述为推动中国民主的进步力量，在后来为美国《国家》杂志撰写的稿件中，斯诺表示中共“已经放弃了中国在未来建立共产主义的企图”。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斯诺又出版了两本关于中国的著作：《红色中国随记》和截至于1949年的自传《复始之旅》。
在中共建政后，斯诺成为了中共的座上宾。1949年斯诺访问中国大陆；1964年10月至次年1月，作为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他再访中国，旅途广泛并与大众交谈。彼时的他是否知晓所有与其交谈者都是被事先安排好的呢？
而在斯诺1963年出版的《大河彼岸》一书中，将中国1959-1961年间的饿死三千万人的惨剧称为“营养不良”而非“饥荒”。可以想见，斯诺看到的是怎样的“事实”。斯诺继续走在中共的帮凶道路上。
斯诺的晚年醒悟
1970年8月至1971年2月，斯诺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期间被告知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1970年12月18日，毛会见斯诺，对他说：“谁会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斯诺答：“你想到了。”毛说：“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领还不知道啊。要到占领的那一天才算数嘛。后头日本人又来了。所以我们说尼克松好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些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个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
有意思的是，最后的中国之旅彻底改变了斯诺的看法，他认为毛有可鄙可厌的一面，因此对当年写《西行漫记》深感歉意。他的夫人后来成为了中国人权活动最坚定的支持者。只是这样的醒悟还是太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