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志愿军战俘在中立区外南朝鲜一侧等待进入中立区。（大纪元资料图片）
在《毛首次访苏秘闻斯大林未道歉》一文中，大家知晓了毛访苏期间的一些秘闻，因为篇幅有限，本篇将继续说说毛在莫斯科期间，与斯大林商讨援助和签署中苏条约问题。
苏联再次援助中共
中共的成立以及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苏联财力、物力上的支持。毛此次访苏，自然希望再从主子那里讨得金援。
米高扬在西柏坡，毛就向其提出了贷款的要求，即“希望获得白银（可能用于发行稳定货币）、石油、原材料、设备等贷款，金额达3亿美元”。刘少奇率团访苏时，斯大林同意了这笔贷款。
此次毛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再次提到了这笔贷款，并表示可以支付相应的利息。毛认为该信贷协议的条款是“对中国非常有利”，因为中国人“只支付了百分之一的利息”。斯大林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在贷款问题落实后，毛向斯大林呼吁“解决贸易问题，特别是苏联和新疆之间的贸易问题”，因为中共国获得必要的货物、机械和其他经济和技术援助，几乎唯一来源是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
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中苏关系出现冲突后，苏联政府关闭了在新疆的所有工贸企业，拆除了这些企业的所有设备，并断绝了与新疆的一切商业联系。新疆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封锁，新疆人不断起来反抗国民政府和中共。毛为了加强中共在新疆的权威，希望苏联可以给予帮助，开通商业往来。
对于毛的请求，斯大林同意建立广泛的贸易和经济联系以及工业设备的供应，并建议毛尽快提出具体要求，因为苏联没有储备设备，订单至少要提前一年向苏联工厂下达。
此外，毛还要求延长苏联航空中队在中国的停留期限，该中队主要是协助中共军队抵达某些由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曾助力中共运送了一万人到新疆。毛希望其可以帮助将共军运送到西藏。斯大林表示将与苏联军方就此商量。
对于毛请求斯大林帮助建立并培训海军，以及协助攻打台湾的对话，可参见《毛两次请求斯大林支持共军进攻台湾遭拒》一文。
中苏条约背后是出卖中国利益
在了解了斯大林的态度后，毛和斯大林的话题又转向了1945年8月苏联与中华民国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问题。这一问题在1949年米高扬前往西柏坡以及刘少奇秘密访苏时都讨论过。
毛和周恩来主张保留该条约，因为中共认为这是“爱国条约”。米高扬在向斯大林汇报其与毛的谈话内容时，这样写道：“我问毛泽东，他在谈话中如何论证中苏条约的爱国性质。毛说，苏联人来到大连港是为了保卫自己和中国免受日本法西斯的侵害，因为中国太弱了，没有苏联的帮助就无法保卫自己。苏联人来到旅顺港和大连港，不是作为帝国主义而是作为社会主义力量保卫共同利益。对于共产党为什么反对美国在青岛的海军基地而支持苏联在旅顺口基地的问题，毛回答说，美帝国主义在中国让人焦虑，而苏联在旅顺口驻有军队，是为了抵御日本法西斯主义。当中国变得强大到足以独立保卫自己免受日本威胁时，苏联本身就不需要旅顺口基地了。”
早在米高扬前往西柏坡前，苏联领导层就已做出决定，一旦中共在中国建立政权，他们将废除1945年中苏关于旅顺口海军基地的条约并撤军。这一决定的动机是认为《旅顺口协定》是不平等的，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因为它授予苏联拥有对海军基地及其周围广阔的陆地和海洋区域的单方面控制权。
事实上，1945年6月至8月在莫斯科谈判期间，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为了抵御日本侵略，虽然不反对缔结旅顺口协定，但却坚持海军基地的控制权应掌握在中国人手中，或者至少由苏联和中国平等地共同管理。然而，苏联却坚持要求军港由苏方管理，附属区之行政官吏，中国征得苏俄同意后可以任用，并要求旅顺附近约一百公里以外岛屿不设防。
宋子文中断谈判回国后辞去了外长职务。宋子文对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说：中苏协定“对于向它负责任的人来说，在政治上将是毁灭性的”。其后由接任外长的王世杰与苏联继续谈判，出于防范日本和中共的目的，中华民国政府作出一定让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旅顺口协定》。1953年，中华民国台湾政府废除上述条约。
到了毛共统治时期，斯大林认为没有特别需要将苏联军队留在辽东半岛。当米高扬告诉毛这个想法时，毛和中共其他领导人都感到十分惊讶，但他们却立即表示，苏军不应该从从辽东撤军，旅顺口基地也不应该消失，因为这只会有利于美国。
毛还表示，苏联从辽东半岛撤军需要保密。不过，一旦中共加强了自身的实力，苏军就可以离开中国，中苏可以缔结类似于苏波条约的苏中互助条约。
在毛与斯大林会面后，斯大林询问毛是宣布保留1945年的《中苏同盟友好条约》，还是提出相应的修正案，因为这其中牵涉到《雅尔塔协定》。毛在确认了中共领导层先前表达的关于维持1945年条约不变的权宜之计的立场后，决定再仔细考虑一下。
签署新条约和秘密协定
1950年1月15日，毛抵达列宁格勒进行为期两天的参观访问，受到热烈欢迎。20日，包括中共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在内的大批官员和工作人员抵达莫斯科，成员中还有东北（满洲里）政府副主席李富春、商务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国家司司长吴秀全等，大部分是东北（满洲里）政府机构的官员。这是因为满洲里在中苏关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也是中共在篡政初期培养中共干部的主要基地。
1月22日，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举行会晤。斯大林也改变了保留1945年条约的想法，转而同意缔结新条约，决定责成维辛斯基和周恩来起草条约草案，强调苏中之间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要进行密切合作。
就中东铁路和旅顺港协议，毛周随后与斯大林、莫洛托夫又进行了一次谈话。双方同意，《旅顺港协定》在与日本签署和平条约之前一直有效。和平条约缔结后则失去效力，苏联撤军。毛称“旅顺港可以成为我们军事合作的基地，远东可以成为中苏经济合作的基地”。至于中东铁路，中苏将继续共同开发和管理，但在如何管理上，是否应由中方发挥主导作用，还要进一步商讨。
随后维辛斯基、米高扬、周恩来和李富春负责起草苏中条约和协定。谈判期间，双方就中东铁路苏军使用权、联营企业及其他设施的管理、双方资本投资的分配以及中国向苏联供应钨、锡、铜等某些材料的数量等问题存在分歧。中共声称，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共无法独立经营若干工业经济企业，但同时，他们要求在混合公司的管理中，如中东铁路、远东修船厂等设施，应由中国人起主导作用，所有权股份应由中国人承担，应按51%:49%的比例分配给中国。中共还提出减少1945年8月协议中规定的共同使用条款。最终，苏方都按照中共的意愿签署。
此外，苏方提出禁止第三国在满洲和新疆从事工业、金融、工业等活动。中共提出了对等建议，即禁止第三国在苏联远东地区和中亚各加盟共和国从事同样活动。
1950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中苏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秘密特别协定。该条约从签字日起，有效期30年。它明确规定，如果其中一方在有效期届满前一年没有表示退出该条约的意愿，则该条约将继续有效五年，并根据这一规则予以续展。条约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
而2月12日，即《互助条约》签署前两天，中苏还签署了一个秘密的特别协定。中方以毛泽东为首、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而签约。苏联方面则以斯大林为首、维辛斯基出面签订。《特别协定》本来是对外保密的，但是在1950年7月16日，被美国对外政策协会在纽约公布。
根据苏联解密档案，在协定中的第一条至第六条涉及军事，中共允许苏联驻兵中国境内，中共先行划交东北、华北海空基地给予苏联，作军事上之部署。还将中共解放军改编为国际红军，由红军最高帅直接指挥。如此，苏联就完全控制了中共的军事。
苏联还要求中共负责筹集华工一千万人，协助苏联共同建设中苏军事设备，“以应付帝国主义之侵略行动”。增加兵额四百万，“以准备帝国主义侵略行动”。在后来的韩战中，中共不得不派上百万的志愿军参战，就与这个协定有着直接关系。
协定第七条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人口，因目前资源缺乏，非减少一亿，决不能支持，其详细办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行定之”。此后毛和中共发动一个又一个运动，在韩战中送上百万炮灰，叫嚣打核大战，意欲通过战争减少人口，或许也与此有关。
协定第八条规定中共政府各机关、公营事业，应请苏联顾问。
第九条至第十一条是苏联派大批技术人员参与中国工业的经营管理，中共对这些人员要给予优待。中共还要对苏俄开放沿海商阜、内陆市场，由苏联“自由通商”，税率只有百分之一。此外，苏联得“享受贸易特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应以谷物供应苏联政府”。
协定第十二条条规定苏联有支配中共国“境内之矿铁原料等特权。其中以锡矿，全年产量除留百分之二十自用外，余需供应苏维埃联盟，发展重工业”。
第十三条规定中国境内的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长沙、杭州、九江、芜湖、厦门、汕头、福州等十五个城市的中心地区，要作为苏联侨民居留地。
第十七条协定中规定“缔约国双方同意，内蒙、新疆、西藏、建立各民族的人民共和国，由双方共同负责扶助其独立。”
第十九条称“协定约系机密性质，缔约国双方均有义务保守秘密，不得公布”。
秘密协定明显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利益。1989年，邓小平对来访的时任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从鸦片战争起，列强侵略、欺负、奴役中国，对中国造成损害最大的是日本，最后实际上从中国得利最多的是沙俄，包括苏联一定时期、一定问题在内。”邓小平所言大概就包括这个条约和秘密协定。
条约和秘密协定签署后，毛和中共高层似乎十分满意，毛从苏联那里得到了他想要的大部分东西，虽然他后来也说秘密协定是“丧权辱国”。
结语
人们不难看出，苏联作为中共的主子通过这一密约，已经把中国拉入它的整个战略体系中，并且在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贸易、工矿、交通、资源等一系列重要领域，完全控制了中国。不过，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斯大林还是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一个原因是：为了从苏联获得所需的一切援助，毛和中共坚持不懈地向斯大林灌输这样的思想：共产党人一旦掌权，将在中苏之间建立“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他们一致建议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为他们提供所有国内和外交政策事务的指导。他们坚定地保证，中共将在其所有活动中遵守莫斯科的指示。
例如，1949年6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期间提交苏共中央政治局审议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关于苏共和中共的关系，毛泽东和中共认为：苏共是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总参谋部，而中共只是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参谋部。”一方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国际利益，因此，中共服从苏共的决定。中共表明自己的观点后，将服从并坚决执行苏共的决定。”
而斯大林则在看过报告后在页边空白处写道：“不！”尽管如此，毛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庄严保证显然让斯大林相信，如果共产党上台，苏联与中国的关系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然而十几年后，这份所谓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还是破裂了，这恐怕出乎斯大林的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