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左二）与斯大林（右三）在1949年12月莫斯科举办的斯大林71岁庆生会上。（维基百科公共领域）
在几次遭到苏联拒访后，业已窃取政权的毛泽东终于得到斯大林的首肯，开启了他的首次苏联之旅。1949年12月16日，毛乘火车抵达莫斯科，陪同他的是“笔杆子”陈伯达和翻译师哲、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等级别并不高的官员，苏联方面的陪同人员有驻华大使罗申、斯大林特使科瓦廖夫。
按当年的外交惯例，斯大林不会亲自迎送贵宾，因此也没有前往车站迎接毛，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苏联元帅布尔加宁和不久前被任命为苏联外交部长的维辛斯基、外贸部长缅希科夫等苏联高层官员，中共驻苏大使王家祥等，在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上迎接毛及中共代表团。
中共党史没有提及但苏联档案记录的是：在车站，苏联当局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授予了毛当时在苏联可以受到的所有最高官方荣誉。而中共党史则强调毛在车站上检阅了苏联红军仪仗队，并发表了简短的书面讲话。毛在讲话中称，访问莫斯科“是生平很愉快的事”。
不过，后来毛却说感到自己受到了冷遇，他对“接待的冷淡感到不快”。毛随后前往所下榻的位于莫斯科南部的斯大林的孔策沃别墅。
就在毛抵达莫斯科六小时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会见了毛。苏联档案称“谈话非常热情、友好、坦诚、相互尊重”，而师哲在回忆文中则如此描述：毛泽东略带拘束地迅速迎到斯大林面前，双方相互双手握了很长时间。毛东略显激动地向斯大林问候道：“您好，斯大林同志！”而斯大林声音不高地回答说：“欢迎您的到来，毛泽东同志！您比我想像的更年轻，更健壮。”
参加斯毛这次会晤的苏方人员主要有莫洛托夫、苏联政治局委员兼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维辛斯基与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费多连科，费多连科亦担任苏方翻译。而参加会晤的中方人员则只有师哲，出于某种原因，毛并未让王稼祥大使出席。
斯大林没有向毛道歉
斯大林和毛在互致问候和简短的礼节性谈话后，开始就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众多问题进行了讨论。
上个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包括师哲在内的一些中共领导人在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及斯毛这次会晤时，说毛在见到斯大林后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而斯大林的回答是“胜利者是不受评判的，不能谴责胜利者”。回忆录的作者还称斯大林因为不相信中共的胜利，甚至“阻碍”中共革命成功，而向毛道歉。
然而，苏联档案中根本找不到斯大林说的这句话，斯大林也没有“道歉”，而当事人费多连科在其记录里也不曾提到斯大林这句话。这显然是中共某些人为了吹捧毛，而有意杜撰出来的。因为无数事实表明，没有苏共对中共金钱、武器等方面的支持，中共是很难取得国共内战的胜利的。斯大林与毛泽东的谈话记录也证实了这一点。
毛表明不惧任何威胁实则内心忧虑
在交谈中，毛首先谈到了他最关心的战争危机问题。虽然在公开声明和中共内部文件中，毛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称不惧任何威胁，坚称中共的力量将击退任何外部势力的攻击，但实际上，中共领导人内心深处充满了不确定和焦虑。他们明白美国未必会接受在中国的失败，有可能与台湾国军卷土重来。
因此，毛在谈话一开始就说：“当前主要问题是保证和平的问题，中国需要3到5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来恢复经济战前水平，稳定国家大局。中国的重大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和平的前景。为此，中共中央指示我向您，斯大林同志，询问国际和平前景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保证。”
斯大林回答道：“在当下的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和平之战。和平问题也是苏联最关心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四年了。对于中国来说，目前还没有直接的威胁。日本尚未恢复元气，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美国一边喊着战争，一边最怕战争；在欧洲，他们被战争吓倒；本质上，中国没有战争对象，除非金日成反对中国，否则没有人与中国开战。”
随后斯大林强调，和平取决于苏中共同的努力。“如果我们保持团结，和平不仅可以保证10到15年，而且可能保证20到25年，甚至更长时间。”
随即，毛和斯大林又谈到了中苏条约问题，并最终在毛临离开莫斯科前，双方签订了新的条约。因为篇幅较长，另文再述。
斯大林七十岁生日毛蹊跷发简短贺电
毛此行的一个目的是庆祝斯大林生日。因为是70岁生日，苏联大办，很多共产国家领导人或代表团相继抵达莫斯科，一些领导人也给斯大林发来贺电。
根据苏联档案，1949年12月19日，毛泽东也向斯大林发来了贺电。与其他共产国家党政领导人所发的内容不同，毛的电文很简短，而且写得非常正式，或者说“干巴巴”，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风格。至于原因很难确定。
12月21日，生日庆典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除了苏联最高领导人之外，包括毛在内的共产国家领导人也出席了主席团会议。在外宾中，毛获得了第一个发言的机会，这彰显了其与斯大林以及苏联领导层之间的特殊关系。与贺电不同，毛的讲话“生动、情感丰富”。
12月22日，苏联政府举行招待会，庆祝斯大林生日。苏联全体最高领导人、其他苏联官员、科学文化界人士、外国代表团成员以及外国使馆和使团负责人出席了此次活动。招待会期间，主持招待会的什韦尔尼克在向斯大林、布尔什维克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敬酒之后，向中共代表和毛敬酒，给足了毛面子。
就水坝和燃油问题毛向斯大林求援
毛在莫斯科期间，与在北京代表他行事的刘少奇保持着不间断的加密通信，以了解国内的情况。此外，毛还收到了周恩来发来的有关外交事务的电报。
就从电报获知的国内事务，1950年初，毛向斯大林求援的还有如下两件事：一、满洲里松江河晓风水坝出现紧急情况，满洲工业断电、松格里河流域居民遭受灾难以及哈尔滨和吉林市洪水泛滥，毛要求苏联紧急派遣水坝和水电站专家前往现场检查情况并采取必要措施。
二、苏军为中共培训飞行员急需能源一事。因航校已经开始为解放军培养飞行员，刘少奇紧急要求调运9.3万吨高辛烷值汽油、3.8万吨低标号航空汽油、10%的所需润滑油以及相应数量的其他物资运往中国。
对此，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专程拜访毛，告诉他苏联政府决定在五天内派遣四名苏联专家来华访问一个月，评估林水电站大坝的状况，并同意提供13,400吨高辛烷值汽油，5,270吨吨低辛烷值汽油、1,315吨航空油和26吨R-9产品”，并且“上述数量的煤炭将从1月份开始在今年上半年运往中国”。毛对苏联政府表示感谢。
联合国代表和与美建交问题
维辛斯基在与毛的谈话中，还提出中共应呼吁联合国剥夺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在安理会代表中国的权利，并将这一权利移交给中共国代表的问题。维辛斯基告诉毛，苏联政府准备在此事上坚定和积极地支持北京。
在谈话快要结束时，毛一改往日态度，提到了中苏应签订新的友好同盟条约，因为条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和国民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维辛斯基则认为，新条约的问题对他来说似乎很复杂，因为签署该条约或修改现有条约，提出任何修正案，都可能被美国或英国利用作为审查和更改条约的那些部分的借口，这些部分如果被更改，可能会损害苏联和中国的利益。毛同意要考虑这方面的情况。
1月13日，维辛斯基与毛举行第二次会面。他向毛通报了苏联外交在涉及中共国在联合国权利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即在安理会上抗议中华民国政府代表是“非法出席”，并拒绝参与安理会工作。维辛斯基随后提议中共任命其出席安理会的代表，并通报大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从而将问题推向具体层面。
毛对此建议完全同意，但对中共采取这一步骤的法律问题以及他其代表是否必须在没有安理会相应支持的情况下与会表示担忧。维辛斯基表示，尽管在这一问题上法律地位较弱，但任命中共代表出席安理会无疑具有重大政治意义。
毛称此事的最终决定，将在与周恩来协调之后，而周定于1月19日至20日抵达莫斯科。
毛随后谈到了与美国建交的问题。他表示，中共倾向于推迟美国的承认，因为“我们需要时间来让我们国家的事情恢复正常”。对此，他表示，中方拟采取两项措施：“一是按照我们的需要，将外国人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的原驻北京外国军队营房接管，二是没收粮食和物资。”通过这两个野蛮行动，中共将有机会收回美国驻北京和其他城市的领事馆馆舍，并没收美国在上海的大量粮食库存。
除此之外，毛还向斯大林转达了中共情报部门1949年12月21日从香港获得的情报。情报称，从美国回来的郑泽明向蒋介石转达了美国的要求，即蒋介石要继续在台湾掌权并防止其被共产党占领，明确国民党领导人中谁应该领导政府和武装部队，谁应该被排除在政府之外。在此条件下，美国才承诺财政和经济援助。如果蒋介石不遵守，美国人可以选择占领台湾。
结语
2月16日，斯大林为毛、周举行欢送晚宴。众多中苏高官出席。17日，毛、周离开莫斯科，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维辛斯基等官员去车站送行。
在车站，毛发表了告别讲话，称“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友谊是有目共睹的，通过条约所凝聚的伟大中苏两国人民的凝聚力是持久的、牢不可破的、不可动摇的。必将影响中苏大国的繁荣，也必将影响全人类的未来，走向世界正义与和平的胜利”。
或许就在那一刻，毛彻底选择全面倒向苏联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至于毛当年在延安高喊的“美国万岁”、高赞“美国民主”，并称“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不过是欺骗美国人、欺骗中国人、欺骗世界的伎俩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