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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斯诺说: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毛泽东回忆说:“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可以领到一笔巨款——八块大洋,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李大钊,1887年生人,他1918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才31岁。

毛泽东,1893年生人,比李大钊小6岁。

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之后,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被李大钊安排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

后来毛泽东回忆说:“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可以领到一笔巨款——八块大洋,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这让毛泽东的“自尊心”很受伤。这一经历,也许就奠定了他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北大受伤之际,也正是李大钊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以及《青年与农村》等文章的时候。由于李对他的关照,更由于李对他的影响,后来毛泽东对斯诺说: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因为有这样一个老师,毛泽东对于俄国民粹派在1874年夏天掀起的那场“到民间去”的运动,应该是耳熟能详。在那个“疯狂的夏季”,俄国有数千名大学生自愿下乡鼓吹革命。俄国的这段历史,对后来毛泽东改造知识分子的作法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俄国民粹派是把农民视为启蒙对象的话,那么毛泽东则把这种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他很早就认为,不是农民需要知识分子对他们的帮助,而是知识分子需要农民对他们的改造。

正因为如此,离开北大之后没有几年,毛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把知识分子归入小资产阶级,把自耕农和贫农归入半无产阶级。他认为前者在革命中摇摆不定,只能进行改造;后者具有坚定的革命性,完全值得信赖。

不久,他又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这样一来,就连文化知识,也成了罪恶。

他还说:“农民一向痛恶学校,……乡村小学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老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俄国民粹派“疯狂”下乡,是自发的、短期的、教育农民的;到了毛泽东那里,中国知识分子(包括知识青年)下乡,则是有组织的、长期的、接受农民再教育的。

毛的这种想法到了延安以后,得到进一步发挥,并且更加具体化。

1939年4月,他为抗日军政大学的题词说:“知识分子之成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看其是否还愿意并实行结合工农民众,他们的分界仅仅在这一点。”

随后,他在《五四运动》一文中再次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最后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同年12月,他又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分析说:“知识分子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是的讲话》中重申这一观点:“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版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炎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对待知识分子(包括知识青年)的问题上,毛泽东真是李大钊的好学生啊!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东方白 来源:爱思想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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