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从这些材料中得出了如下结论：1.在奉军与南方军战争期间，李大钊参与了军事谍报工作；2.李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3.李和冯玉祥国民军的关系非同一般；4.李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北方领导人进行了颠覆政府活动。颠覆中华民国，显然属于叛国罪。张作霖据此认定：李大钊该杀。 不久，李大钊等20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被以“和苏俄里通外国”的罪名绞刑处决，时年38岁。而绞刑是李大钊自己提出来的受死方式，张作霖为此还特意从美国买了一个绞刑架。

与陈启修认为苏俄没有侵略中国相反，徐志摩坚决认为当时的苏俄正在侵略中国。为此他曾编发两位青年读者陈均和陈翔的反驳陈启修的文章，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徐志摩对苏俄侵略的看法，陈均在反驳陈启修的文中写到：“苏俄之抛弃宣言，继续占据中东路；唆使蒙古独立；中俄会议延不举行；最近之擅捕华人……种种举动，是否不含侵略的色彩？” 徐志摩心中无形的信仰自然是他视为至高无上的个人自由，而个人自由与以群众运动为基础的集体暴力是格格不入的。

大部分的场次都是要么没人买，要么就满座了。网友猜测满座应该是强制性给的任务，像是影院自己设置的。剩下放映的场次购票人数就正常多了，购票人数不超过10人。有网友说，“我得到一个消息，电影院满座是下发的任务。”“他们强迫学生买《火种》电影票。”“听说有地方强制学生去看。”

在日本的那段光阴，如同蜜月。秦德君先后为茅盾两次怀孕，两次堕胎。毕竟两人还不是夫妻，茅盾说不能让孩子没有名分，为了纪念这因快乐而心酸的时刻，堕胎前两人还不忘合影留念。然而接下来茅盾却突然离去，任凭秦德君如何写信联系，皆如泥牛入海没有回音。

中共一大主席是张国焘，他奔走南北，是陈独秀和李大钊的联系者，也是共产国际在中国代表最早的接触者之一。湖南代表和山东代表在会上没有发言，山东代表王烬美、邓恩铭都是中学生，在会上没有人注意他们。湖南代表何叔衡听不懂大家讲些什么，提早离开。毛泽东在法租界警探搜查后从厕所走出来，探头一看，知道出了事，问了一句：“怎么，大家走了？”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一大唯一的一句话，不算是正式发言。

李大钊最终被处死，直接原因是“俄奸”“通敌叛国”。其实还有深层原因：他带给中国的危害，比一般的叛国犯大得多。直到今天，那片土地还在承受后果。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他在中国大力宣传马列主义。第二个深层原因：李大钊在共产国际操控下建立了中共。李大钊被杀的第三个深层原因是：他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从事反华活动。

多如牛毛的史料均可证明，张作霖杀李大钊，是因为李大钊秘密策反冯玉祥，而且更多地，李大钊是代表苏联和国民党，劝冯玉祥哗变，以策应蒋中正北伐。不错，李大钊是共产党，但他更是苏联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的代言人，以此秘密身份，一并指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北方党务。在张作霖看来，他是汉奸，替洋人做事，搜集国家军事情报，并勾结南方乱党，企图颠覆政府，罪当以死。

李大钊从广州回北京后做的一件大事，是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对北洋政府施压，要求北洋政府无条件承认苏联，并与之建交。1921年3月18日，苏俄红军赶走中国驻外蒙恰克图（买卖城）的驻军，扶植成立外蒙库仑独立政府，并在外蒙驻军。到了1924年，对于上述两个对华宣言中作出的承诺，苏俄一条也不打算兑现了。李大钊等中共领导人，却完全站在苏俄一边，向北洋政府施压，这不是通敌叛国是什么？

1927年4月，奉系张作霖占领北京后，突袭搜查苏联大使馆，发现了大量军火及策划进行颠覆中华民国的活动证据，共七大卡车文件；此外亦在藏匿在兵营中的李大钊的驻地查获了苏联大使馆的关于发动武装起义的文件，毫无疑问，叛国罪乃是重罪。李大钊全家被捕。 李大钊被捕后，各方都有人试图营救，张作霖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于是发电向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等将领征询意见，除阎锡山没有回复外，其余人等皆主张立即正法。

李大钊在听到顾的回答后，说了一句让人极为震惊的话，他说：“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之下（也就是独立），那里的人民也能生活得更好。”顾维钧后来在回忆录里写到：“我觉得他（李大钊）完全失去了理智，我说身为外交部长，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是我的职责。双方无话可谈，不欢而散。然后我说了句“请原谅”，说完就走了。”

1926年年底，胡适从英国启程前往美国。阔别十年再次踏上这片土地以后，胡适的最大感受有两点：一是汽车工业的高速发展，二是社会和时代给美国人民带来的福祉。为此，胡适在《漫游的感想》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我的老朋友李大钊先生在他被捕之前一两月曾对北京朋友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但他说这话时，我早已到了美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