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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东北王张作霖在北平逮捕了中共北方区委书记、同时又是中国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负责人李大钊。在狱中，李大钊留下了两份资料——《狱中供词》、《狱中自述》。《狱中供词》是李大钊被审问时的回答，而《狱中自述》则是他以书面形式作出的回...

1921年7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和13名中国代表在上海的法国租界秘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担心法租界巡捕干预，代表们8月3日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了闭幕会议，选举出中共中央局三名领导成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中共后来把一大定为建党时刻，并把7月1日定为“党的生日”。出席中共一大的中外15名代表以及早期两大领袖后来的命运如何呢？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被以“和苏俄里通外国”的罪名绞刑处决，时年38岁。为什么要采用绞刑呢？要知道当时中国杀人主要采取杀头或者枪决的方式。原来李大钊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因此提出采用比较体面的受刑方式——绞刑。对此，张作霖还专门从美国订购了一个绞刑架。

拿了苏联的钱建立中共是坦然的事，今天北京的官方网站历历在目。当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同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尼克尔斯基指导中共“一大”会议。马林向全国各地每位代表寄去经费100大元。对于月薪六元的北大图书馆管理员助理毛润之来说是巨款了。一大中央局组织委员张国焘预算有30个职业革命家按月领取生活津贴20元至35元。陈独秀报告共产国际自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由中央机关支出12000金卢布。

各位读到这里，我想，事实真相是呼之欲出了：在1926年3月18日的游行示威活动中，有一部分激进学生手持削尖的木棍、口喊暴力口号、冲击中央政府，并直接导致了中央政府警卫队开枪。

毛泽东和另外5名中共一大代表自始至终没有在组织上脱离中共，但只有董必武1949年10月1日以胜利者的身份陪同毛泽东站到了天安门城楼上，也只有他一人陪着毛在高位善终。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蓄着浓密胡子的李大钊看起来年龄较大，但是他当时不过30岁上下。直到张作霖对他处以极刑的时候，他才38岁。为什么一个年轻的生命在风华正茂的时候会戛然而止呢？这还要从他的经历说起。

1924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李大钊在会上公开承认自己是苏共党员。1925年五卅运动和1926年三一八运动，李大钊是主要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据顾维钧回忆，李大钊甚至在请愿中提出：“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下，那里的人民也可以生活得更好。”

兄弟我的经验是，不要相信新闻和历史，只相信情报和档案.

1968年年底，《人民日报》引述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当时还在闹革命的全体红卫兵小将，即1966-68年的初高中学生（俗称“老三届”），在锣鼓喧天中被遣送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去。 ...

为什么最终把中共建党纪念日定于1921年7月1日？那是毛泽东于1938年5月提出来的。据说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董必武和老毛都不记得中共一大是7月23日召开。但为何不打电报去苏联查问？尴尬的历史真相不利于毛泽东的最高领导权，因为1920年陈独秀建党时“小毛”还是青年团员。

工作时期，他敏感的心显然被刺伤：“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曾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为有几个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

那些感动了无数人的雷锋搀扶大娘、“精心”保养汽车、关心小学生、给公社积肥等光彩夺目的照片，都不是新闻照片，而是正正经经认认真真搞出来的“剧照”。不光是照片补拍的，红遍全国的《雷锋日记》也是补写的。真实的雷锋并不艰苦朴素，在他的遗物中，人们发现了好些当时时髦的高级商品，其中有一块梅花牌手表。雷锋当时的工资是每月8元，而梅花表价为200元以上。换句话说，雷锋把两年多的工资全都积攒了下来买了这块梅花表，这样的雷锋追求的是什么呢？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被以“和苏俄里通外国”的罪名绞刑处决，时年38岁。为什么要采用绞刑呢？要知道当时中国杀人主要采取杀头或者枪决的方式。原来李大钊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因此提出采用比较体面的受刑方式——绞刑。张作霖并没有置之不理，而是表示尊重，并命令驻外领事馆，向有关国家购买绞刑架，最后从美国买到了一个，完成了李大钊最后的愿望。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又名世界共产党，它从成立之日起，就肩负着双项重要使命：一是领导和帮助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人成就马克思列宁世界革命的理想；一是在资本主义列强包围俄国革命的情况下，通过各国共产党，引导各国民众共同拥护和保卫俄国革命的成果。...

一个相对纯正的知识份子卷入流氓政治，必然是一场悲剧。他既没有庙堂的流氓素质，更没有江湖的流氓素质，在残酷激烈的暴力革命中，不可能成为流氓政治的同路人，不是被整肃，就是被抛弃，替罪羊的结局可想而之。瞿秋白因写下《多余的话》被毛泽东定性为“叛徒”，却高唱“国际歌”和“红军歌”从容赴死，慷慨激昂包裹着深沉的个人悲哀，最终只能成为流氓政治的华丽装饰。

毛泽东回忆说：“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可以领到一笔巨款——八块大洋，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