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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派核心媒体《大公报》在内斗中被合并整肃

—钟原:《大公报》针对法轮功或涉中共内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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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表面上或许替中共现政权卖命,暗地里可能又在替江曾集团卖命,试图继续把迫害延续到香港,令现政权不得不背黑锅,并在香港不断搅混水,充当被摆弄的棋子。香港的乱象,本就是中共内斗的延续,《大公报》及甘愿卖命者,大概等不到清算的那一天,可能很快就会在内斗的漩涡中被吞没。

2021年5月3日,香港法轮功学员代表到《大公报》位于香港仔总部抗议,强烈谴责《大公报》连续发表诬蔑法轮功的文章,要求《大公报》撤销诬蔑文章,并公开道歉。(宋碧龙/大纪元

近日,香港《大公报》连续发表诬蔑法轮功的报导,还派人跟踪大纪元记者梁珍。《大公报》反常举动的背后,很可能是中共内斗在香港的延续。

《大公报》的真实背景

目前人们所说的《大公报》是1949年后,由当时的中共港澳工委(现为中联办)直接领导的机关报,实际是中共在香港的喉舌,经常发布北京的相关政策报导,也与香港一些亲共社团举办活动。《大公报》、《香港商报》、《文汇报》也是在中国大陆少数几个不被禁止的香港报刊和网站。

最早的《大公报》1902年创刊于天津法租界,曾是中华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1949年之前,《大公报》奉行“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中共掌权后,《大公报》被中共政权接管,在北京和香港发行,特别在香港替中共发声。

据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出版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纪实》一书,时任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廖承志“经常叮嘱教诲港澳工委及香港《文汇报》、《大公报》负责人,‘不要将我们在香港的报纸办得很左,也不要办得像《人民日报》一样。要办得有香港特色。’”

1967年的“六七暴动”中,时任《大公报》社长贵彝民担任了“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的副主委,该报还刊发了《毛泽东语录》,包括《我们必胜,港英必败》特刊。

2010年12月2日,《大公报》报导《一年一度工展会维园举行营业额可望倍增》,文中出现“希望带旺摊位堕胎”怪异字眼,后发现原文简体字应是“希望带旺摊位人流”,简体中文的“人流”代表“人工流产”(堕胎),报社将简体字自动转为繁体字时,“人流”变成了“堕胎”,估计文章实际来自大陆。

2011年2月6日,《大公报》再度犯下同样的错误,报导《商场新春堕胎生意较去年同期录得增一成》中,又多次出现“堕胎”字眼。

《大公报》、《文汇报》、《香港商报》和《香港经济导报》并称为香港“四大左报”,时常采用文革式手法。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2016年的民调,《大公报》的公信力评分为4.21,在收费报章中排名倒数第一。2019年11月的民调,《大公报》再次垫底,评分只有3.30。

《大公报》在内斗中被合并整肃

2016年2月,《大公报》与《文汇报》合并成“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但《大公报》在大陆各省市21个办事处被裁撤,合并只是幌子,《大公报》实际变相被裁。

《大公报》被整肃,主要因为一直扮演了江派核心媒体的角色,曾强烈支持薄熙来“唱红打黑”。2012年2月6日,王立军乔装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当日,《大公报》组织的“重庆红歌唱响香江”活动,在香港隆重登场。社长姜在忠为了向薄熙来献媚,自称唱红团每场演必定到场观看,还肉麻地说,“每看一场都有新的感受和体会。”

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被否定后,一些接受重庆资助的个人和机构被调查,也包括了《大公报》。《大公报》报导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时倾向明显,据称也介入了薄熙来的政变部署,密谋阻击习近平。在周永康处境危机时,《大公报》也不时报导周永康的消息,为周永康释放烟雾弹。

2013年4月18日,《大公报》报导《北京的哥奇遇:习总书记坐上了我的车》,很快被中国大陆媒体广为转载,但后来中共官方辟谣,《大公报》马上声明为假新闻致歉。

一般认为,习近平仅带秘书打的完全不符合中共高层运作的惯例,《大公报》更可能是受当时的江派常委张德江、刘云山指使,故意制造假新闻,甚至有意对习近平阵营进行“死亡威胁”,警告习近平不要再“越界”碰触法轮功问题,反腐行动也要适可而止。

《大公报》和前香港特首梁振英也关系密切,曾多次以头版文章力挺梁振英,被认为是梁振英班底之一。江派掌控的媒体如《新报》、《成报》、亚视等先后倒闭或经营困难,《大公报》自然也难逃整肃。

《大公报》一直配合诬蔑法轮功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大公报》立刻在头版刊登文章,抹黑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2001年1月23日,黄历新年的前一天,中共在天安门广场策划了“法轮功自焚事件”,《大公报》却未卜先知。

2001年1月20日,《大公报》曾报导称,19日“朱镕基和随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罗干,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和北京市市长刘淇的陪同下进行考察。”朱镕基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决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

报导罗列了众多中共大员,包括迫害法轮功的要员,还籍朱镕基的口,提前3天预知“法轮功在京滋事”,为“天安门自焚”埋下了伏笔。《大公报》记者还自称,“大年廿九和大年初一,我曾到天安门广场转了转,看到众多警察和警车守候在那里高度警觉”,“警察在寒冷中过不成年”,“令北京在过年的气氛中平添了不少紧张”。

《大公报》的报导提前捅破了中共“天安门自焚”的部署。

2003年2月24日,《大公报》发表文章,公开叫嚣要用“23条”恶法对付法轮功。

2016年8月18日,香港举行器官移植协会(TTS)国际大会,香港《大公报》次日以全版报导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的谎言,替中共掩盖活摘器官的真相,并免费派发当天报纸。

《大公报》替中共卖命打压香港民主

《大公报》不断替中共诬蔑法轮功,也一直授命打压香港民主运动。

2011年11月,前“香港电台”广播节目主持吴志森,曾就“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毒奶受害者代表赵连海”等事件,在节目中批评中共,后遭撤换。《大公报》、《文汇报》、《商报》发表多达70篇文章攻击吴志森,屡次要求香港电台中止其做节目主持。

2014年“占领中环”争取普选示威仍在酝酿之际,《大公报》接连追访“占中”发起人与周边人物,详细披露其亲属的个人背景,不时针对泛民主派政治人物与学者进行负面报导。

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期间,《大公报》“特别政治组”记者跟踪、追拍民主前线参选人梁天琦,曾发生身体接触后打斗至见血。8月14日晚上,梁天琦在港铁太古站同《大公报》记者又发生争执。其后,《大公报》再连续两天在头版报导梁天琦的背景,包括中国大陆出生地的祖屋及先辈资料。

2019年1月,香港青年团体“学生动源”3名成员洪英棠、钟翰林、洪心弦等人到台湾参访,结果遭到《大公报》和《文汇报》记者跟监偷拍。随后,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重谚谴责《大公报》报导假新闻,认为来台旅客在总统府周遭被亲中共港媒不法跟监,人身安全和权利可能受到危害,已要求国安局等相关单位调查。

2019年7月29日,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大公报》拍摄了“洋指挥”在“社交软体向暴徒通报警方的最新动态”,并称是外国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证据。实际被拍摄者是《纽约时报》技术经理Kevin Roche,当时他正在与另一名记者Ezra Cheung通信。Ezra Cheung发推特称《大公报》和《文汇报》这两家亲北京报纸的指控是“可笑的”。

2020年8月14日,立法会议员许智峯在社交网站平台表示,自己连续多日被一辆车牌为WW5399的私家车跟踪,其被发现后试图驶离现场,期间撞到许智峯,许智峯报警处理。后有消息指两名涉案人士为《大公报》记者,有网民表示其中一人是2016年在太古站内与梁天琦争执打架的姓卢男记者。警方在事件中没有要求涉嫌撞伤人的司机下车接受调查,并护送涉事车辆离开,被质疑有别于正常处理交通意外的程序。

2021年1月,《大公报》记者冒充社工老师,跟踪“天水围社区关注组”成员王继祖。

2021年4月,《大公报》连日刊登文章诬蔑法轮功,并派记者屡次跟踪大纪元记者梁珍。

《大公报》表面上或许替中共现政权卖命,暗地里可能又在替江曾集团卖命,试图继续把迫害延续到香港,令现政权不得不背黑锅,并在香港不断搅混水,充当被摆弄的棋子。香港的乱象,本就是中共内斗的延续,《大公报》及甘愿卖命者,大概等不到清算的那一天,可能很快就会在内斗的漩涡中被吞没。

责任编辑: 江一   来源:DJY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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