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是批评明星、商人阶层收入高，科学家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均的主力人群。而且他们有更大的话语权，将全社会引向反市场的泥潭中，公众观念实际上是被他们塑造的。
他们这样做是有目的行动，但其目的并不是自己宣称那样单纯和高尚。他们为自己赢得为民众请命、为底层发声，仗义执言、打抱不平的美名，然而真实的目的，不过是在为自己叫屈，赢得自身群体的共鸣。
他们批评明星和商人阶层，也是审慎选择的结果。批评谁不批评谁，他们心里门儿清。明星和商人阶层是最没有权势的阶层，再大的明星、再有钱的商人，骂他们的风险都很低。真正该骂的人，他们是不会去骂的，而更想的是得到他们的“荣宠”；广大群众他们也是不骂的，因为那是他们的盟友，而且数量巨大，骂不得。
所以他们看似正义凛然、勇敢无畏，动不动沉浸在自己为自己设定的“人设”中自我感动，然而实际上很懦弱。
这是在恶猜他人动机吗？并没有。那些所谓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了他们的真实动机。因为行动最诚实。
他们总是对自己的地位和收入水平愤愤不平。可是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的财富多寡，取决于他服务同胞的水平。越是满足了大多数人的需求、为他们创造了价值的人，消费者就越会给他们“金钱投票”，把财富“授权”给他们掌管。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人，即使从前辈那里得到了巨额财富，消费者也会收回这种授权，将财产交给更能造福于他们的人掌控。利润，就是消费者对一个人认可的表示，就是为他人创造了价值的勋章。
所以，一个人的收入低，本身就是市场在告诉他：你不行。你输出的、生产的东西，消费者不认可，并没有为他人创造多少价值。
这时候正确的做法是正视现实，开动脑筋，想方设法用更好的商品和服务打动消费者，服务于自己的同胞。然而知识分子并不这样想，他们被嫉妒和愤怒冲昏了头脑，不愿意承认自己不行。于是一方面把自己的失意归罪于社会，认为这都是社会机制造成的，市场经济充满铜臭味，自己没有错。另一方面为了找到心里安慰的理由，就在道德上做文章，把能赚钱的人贬低为庸俗粗鄙、低级趣味、没有追求，说自己视金钱为粪土，从事的是有意义的事业，沉浸在自己编造的谎言中难以自拔。
问题在于，既然说自己在道德上更高尚，视钱财为粪土，为什么又要羡慕和嫉妒他人的财富，而且在客观上把财富数量作为衡量一个人地位和能力的标准？所以他们才是实际上最喜欢钱，嘴上却最讨厌钱的人，因此是最虚伪的人。
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最有意义，不追求金钱，首先就误解了“意义”的意义。这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通过生产改善自己处境的同时服务于他人，实现利己与利他的统一，增进全社会的福利。
一个人当然可以选择安贫乐道，把增进知识作为陶冶自己情操，而不是服务他人的手段，这是他的主观价值，是他自己理解的意义，外人无话可说。但这却并不是社会评判的标准。既然这样选择了，就最好不要抱怨自己的收入水平低。因为任何知识，如果不参与市场竞争，赢得消费者的认可，从金钱收益上讲，就是一文不值。
不想为他人做贡献，服务于社会，却总抱怨社会对他不公，企图在不作出贡献的时候就赢得人们的认可，这些人才是最为自私自利的人。
多数知识分子并不理解财富增长和生活改善的经济学原理，也不认同市场经济这种基于生产的财富“分配”机制。他们幻想的是：由于我知识水平比较高，就应该得到权力的青睐，就应该取得更高的收入。他们不是想着光明正大地参与市场竞争，接受消费者的检验，而是想着依靠荣宠和阶层确定收入。他们不是崇尚自由交换，而是崇尚分配。似乎分配——而不是生产——才是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他们把“公平分配”挂在嘴上，却从来不去想一想：如果两个人能力不同，却强制性地使其收入相等，这叫不叫“公平”？如果取消了市场经济这种按照生产进行“分配”，以消费者认可为基础的收入机制，取代它的，就是由权力来决定每个人收入的专断体制。到那时，决定一个人收入的，将不再是能力和贡献的大小，而是谁更能赢得权力的青睐。这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古老的正义法则被不服从者不得食取而代之”。
这将是一个极端恐怖、人人贫穷，只有极少数处在顶端的人可以钟鸣鼎食，大多数人却必须卑躬屈膝、乞求权力施舍的社会，将是一个为争夺特权而相互倾轧、残酷争斗的野蛮丛林。
然而有些“知识分子”的诉求，本质上就是要实现这样一个社会。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可以处在顶端。殊不知他们更有可能是被自己的观念反噬的对象。
他们理想中的社会状态，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自己不说做一个“监护者”，至少也要做一个“辅佐者”，“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作为“国师”享有崇高的地位和优渥的生活。他们对权力的批判，只是因为苦恼于自己为什么没有分得一杯羹。
他们骨子里崇拜国家、崇尚权力、沉迷立法。认为一切都可以进行自上而下的设计，通过国家和立法的形式解决，他们不理解并反感千百万人和平合作的自发秩序，因为那将使他们没有“用武之地”。他们看似很有正义感和同情心，但是对他人的同情却从不付诸行动，而是说国家应该管一管，用强制力侵犯他人财产权，干预人们的自由选择。他们只满足自己的道德快感，从来不顾他人的感受，以及这样做的严重后果。他们是国家权力扩张的助推器，是经济发展和劳动者收入和尊严提升的绊脚石。
他们心里常常在勾画：如果我来统治会怎么样。且不说权力的本性就是扩张，它会改变一个人，不论他过去是什么样的知识背景和个人经历；就说以他们的观念，即使抱有对底层人民的真切同情，对改善底层人民处境的愿望是发自内心，但是采取的手段却与追求的目的背道而驰。他们若真的掌权，采取的无非就是打土豪分田地那一套，只不过是包装得更为精妙的变种罢了。查韦斯和卡斯特罗要改善他们人民的处境，谁能说不是真心真意？
当这样的知识分子占据了舆论的话语权，到处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时，沉默的大多数的声音就会被掩盖，人们似乎认为这就是真实的社会舆论。知识分子收入低、地位低是他们鼓噪出来的，环保政策、最低工资法、平权运动、女权运动等等侵犯财产权的西方白左意识形态，以及杀伤力最大的福利主义、平均分配，也是他们鼓噪出来的。
穷困的底层想要改变自己的处境，出于常识，都会采取发现商机、提陞技能、勤劳致富等手段。他们即使看着别人的财富觉得眼红，也仅仅是羡慕嫉妒而已，较少有恨。想去劫掠，也绝对有所顾忌不敢肆意妄为。是知识分子鼓噪的意识形态，才让人们改变了朴素而正确的财产权观念，通过经由第三方——国家立法的形式，将直接抢劫变成间接劫掠，从而将内心深处本可自我压制、受到他人财产权制约的邪念变成现实。
每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以及他们的“思想保镖”——即知识分子阶层，都熟谙这个招数。先在道德上抹黑有钱人，将穷困阶层的苦难归罪于有钱人的剥削和不公的社会制度，把穷人打造成正义和道德的化身，并许诺给他们一个玄幻的乌托邦，于是一呼百应揭竿而起。其目的，不过是利用乌合之众的愚蠢与浅薄，实现自己的野心和欲望。
公众舆论就是这样被他们带偏的，经济停滞和道德溃败，就是他们错误的观念输出的结果。他们与底层结盟，由此形成强大的势力，打开了人性深处的潘多拉魔盒。他们让人们忘记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劫掠就是劫掠，它永远是错误的，并不会因为包装得精美、中间有个第三方就变得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