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福利国家之后》及《贫困与福利国家》中，作者和编者汤姆·G·帕尔默对增进人类福利、解决贫困问题的方式进行了一个排序。由好到坏分别是：自助，即个人生产财富的自由；互助，即个人自愿结成的团体；慈善；最差的是通过征税以转移支付。本文从反方向对这些方式进行一一解读。
这是一篇长文，总标题是《个人自由是最大的福利》，今天推送第一部分：“法定慈善”是最坏的福利。若有时间，大概还会写其他部分。第二部分的标题大概是“自愿慈善作用有限”，第三部分是“互助组织增进福利”，第四部分是“个人自由是最大的福利”。
人们往往把“福利”首先设想为一种政府行为。例如会用一个国家是否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发放救济金的覆盖面和数量，来衡量它是高福利还是低福利国家。
这种认识有几个明显的认知错误。首先，它认为福利是国家赐予的，不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其次，国家并不生产财富，财富是芸芸众生生产出来的，所以国家并不能从无到有地发放福利，它必然是从一部分人那里拿来，交给另一部分人。最后，这意涵着生产之上可以有一个单独的分配行为存在，而这个分配的巨大权力，理所当然地由国家掌控。
如果我们承认财富是个人积极生产的结果——事实上这毫无疑问——那么每个人当然就有拥有他生产的成果的权利。如果我们都反对劫掠和剥削，那么，把一个人的劳动成果强制性地拿走一部分给另一个人，是不是劫掠和剥削？它的正当性何在？
有人说，我们要对弱势群体有同情心。没错。人类有悲悯情怀，面对自己同胞的苦难会自然流露出同情心，并有一种精神力量驱使人们去帮助他人。我们之所以会赞美这种行为，就是因为这种行为是自愿的结果。如果强制性地要求一个人去帮助另一个人，我们还会赞美这种行为吗？
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慈善行为分为自愿慈善和’法定慈善’。前者为两个阶层之间建立了道德联系，后者则去除了这种道德性。法律剥夺一部分人的盈余，而不用参考其意见，会使他们把穷人视为立法者招来瓜分他财富的贪婪的陌生人。”
所谓的“法定慈善”，实际上就是以强制性征收为前提的收入再分配。这本身就是一个语义矛盾，因为所谓慈善，必然以自愿为前提。
需要首先明确的是，市场上并没有一个独立于生产过程的“分配”存在，商品的价格、用途、受众不同，自由交换的过程完成，财富的“分配”就自然完成。市场上这样的分配方式时时刻刻都在发生，财富随时在发生著转移。这是最公平正义的“分配”，因为它以服务消费者的能力大小来确定收入的高低。
其次，这是侵犯财产权。财产的生产与分配方式密切相关，当自己生产的财富注定不属于自己时，会打击生产和财富积累，最终结果是普遍贫穷。
再次，它会摧毁人的道德。“国家能发放多少福利，就能制造多少穷人”。当一部分人可以借助强制力拿走别人财富却心安理得时，整个社会就会发生道德溃败。人们不再自立自强，而是好逸恶劳，纷纷向权力靠拢，组成各种压力集团，去争取不劳而获的特权。但是要换取这样的特权，就必须付出交出自由、听令于权力的巨大代价。这是往奴隶社会的倒退。因为家长式照顾与家长式权威总是紧密相连。
最后，巴斯夏说：“财产权先于国家而存在，国家的唯一任务就是保障财产权。”那么，必然要思索的问题是，能不能赋予国家分配财富这样巨大的权力？它不但要拿别人的钱养活自己，而且要充当一部分人的保姆？
让我们听听曾经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否决“退伍老兵养老金法案”、“德克萨斯种子法案”的、美国唯一分开任两届（第22和24任）的总统克利夫兰的深刻洞见：
“我在宪法条款中找不到任何允许这种拨款的根据，而且我也不认为政府应该有救济个人痛苦的权力和责任，对于公共服务和福利来说，这样的方式是不恰当的。在我看来，对这种普遍存在的、无视政府权力和义务限制的倾向，我们应该坚决予以抵制。最终应该不断强调的一点是，虽然政府是由人民所资助的，但政府不应该反过来对人民加以资助。
我们的同胞可以通过他们的友好和慈善来减轻其他同胞的不幸，这一点已经得到反复论证，并且最近也得到了证明。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援助会助长人们对政府照顾的期望，削弱我们民族精神中的坚韧程度，同时，这样的做法还会让人们逐渐不再倾向于相互帮助，而正是这样的帮助让大家像兄弟般团结在一起。”
其含义与米塞斯的箴言异曲同工：“公民靠纳税支撑的国家才能是民主的，而国民能够搞到补贴的国家则不可能再是民主的。人民如果为获取政府的资金而彼此争夺不已，则必然会卑躬屈膝地服从于那些承诺给他们最多资金的独裁者。”
因此强制性的收入再分配，是最差的福利“增进”方式。事实上，它是在减损福利。那些研究所谓“福利经济学”的人，只要足够诚实并做到逻辑一致，不难发现：
首先，国家实行再分配，以及它存在的根本前提是凭借在一定地域内的强制性征敛，而不是自愿交易。征敛行为不创造任何财富，而是从社会中抽走了财富，不利于资本积累和生产结构的延长，不利于分工合作的扩展，不利于就业。
其次，资源是稀缺的，征收行为就是将稀缺资源用于供养不事生产的食税阶层，造成可用于满足人们需求、提升消费者福利的资源更加短缺，由此造成供给受限，价格提高，人们生活成本上升。
第三，花费这些税收的过程，又会造成一次资源配置的扭曲。国家会用税收在市场上竞买生产要素，一方面会推高要素价格，另一方面会造成满足个人更加迫切需求的资源变少。它还会用税收去投资或者补贴自己中意、而不是消费者满意的产业。看得见的是激动人心的大型项目，看不见的则是以人们的福利受损为代价。整个过程都是让个人的目的服从于国家的目的，它实质上是一种消耗财富的消费。
第四，国家没有盈亏计算，没有利润激励机制，因此必然造成浪费和低效。
第五，权力的存在，必然要管制和干预，而且会“干预递增”。自愿交易必然增进双方福利，管制和干预则会使人们的财产权处于受限状态，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它还会造成强制交易，或者让人们的选择变少，或者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满足自身需求。因此任何管制和干预措施，必然减损福利。
综上所述，收入再分配，及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征敛和管制干预措施，本质上都是反福利。所谓北欧模式中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本身就是反福利的组织。中国实行简政放权、减税降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归根结底是让个人有更多的经济自由——这些措施落到实处，才会切实增进人们的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