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打工30年》爆款，老无可依的农民工让人无比同情。打工一辈子，每个月就拿100多块钱的“退休金”，退无可退，只能生命不止、劳作不休。这样的晚景让人唏嘘。
这的确是分配不公，到底问题出在了哪里？
“分配不公”的不是市场
很多人应该听说过经济学“三次分配”理论。市场分配是第一次分配，分配结果是薪资收入为主的可支配收入；政府通过税收-财政提供再分配，即公共福利体系，社会慈善公益的第三次分配，是针对弱势群体的民间救助。
近年来，中国舆论场上反市场回潮，“分配不公”是反市场的主要理由。反市场人士开出的药方是用税收财政的再分配，用以“纠正”市场的第一次分配。然而，农民工养老问题的分配不公，恰恰是公共福利体系的再分配挖了大坑。
农民工的收入偏低给社会留下了普遍印象，这的确是实情。但是，2005年后，随着中国出口制造业的发展，“低端劳动力”的薪酬持续上涨。2015年前后，农民工的薪酬水平已经达到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平均线。2018年农民工月均收入3721元，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每月3300元，农村居民人均月收入为1218元。
在疫情前，制造业用工难、用工贵受到普遍关注。“小白领”收入比不上农民工不算新闻。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蓝领岗位，薪资收入处于城镇居民收入的中上水平。尽管农民工整体收入水平可能还是偏低，但是与普通市民的差距已经大幅缩小。与退休金的几十倍差距相比，要小得多，甚至在农民工进城潮的低收入时代，与市民的收入差距也远没有退休金差距那么夸张。
市场分配是供需关系决定的，而不是按照“市民”“农民”的身份分配的。工资报酬随行就市，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农民工和普通市民的薪酬鸿沟基本被填平。农民工今天遇到的养老困境，并不是市场分配造成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产——城乡二元制造成的系统性困境。
困在户籍身份中的农民工
农业户籍和非农户籍的公共福利不平等由来已久。今天农民没有的，计划经济时代更没有。这也不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状态。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里，农民都只是职业身份，而不是与生俱来的、绑定公共福利分配的“户籍身份”。
改开后的市场经济发展，撕开了城乡隔离的缺口。农民用脚投票，从赤贫的乡村涌入大城市。劳动力迁徙是市场现象，但户籍管理不归市场管，归政府管，所以人进来了，户籍进不来。当了工人，户籍身份却还是“农民”，才有了“农民工”的特色身份标签。
人已经进城了，二元户籍制只剩下绑定公共福利分配的功能。这是一项对地方政府很“有用”的功能，因为涉及到财政资源分配。
面对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政府既无心也无力增加相应的福利财政开支。计划经济时代，名义上上生老病死都管的公共福利，并没有真实的经济基础。我国长期把人口视为负担，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穷经济必然穷财政，普通市民的福利是纸上谈兵的“穷福利”。给教师、国企职工发工资都犯愁的，医疗报销、退休金拖欠更是普遍现象。城市主政者当然不愿意增加城市的户籍人口，乐得进城农民工“人户分离”，成了城里的“黑户”。
城市是“穷福利”，农村则是“负福利”。农民没有公共福利，却要承担农业税费。农民缴纳的“三提五统”，甚至成了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在一些农业县，70％～80％的财政收入均来自农业税费。很多农业税费是按照户籍上的人头摊派的，留住户籍，就是留住税源。农村地方政府当然也不愿意放手。
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民工进城潮，就成了人户分离的大潮。一边不想要，另一边也不想给，城乡二元制的户籍制度就双方默契地长期保留下来。
穷财政时代锱铢必较，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政府财政状况改善而改变。
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是上级的转移支付。很多农业补贴是按照户籍人口计算，农村户籍人口从税源变成了财源，农村地方政府还是不愿意户籍迁出的逻辑没有变。
转移支付的钱是从发达地区转移出来的，推行分税制的主要目的就是强干弱枝，增强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因此，分税制导致地方财政的事责与财权不匹配，本地民生支出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但是优质税源归中央。而且，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越是转移支付的比重高。民生支出的财政压力之下，户籍捆绑的公共福利依然是地方政府财政的负担。1999年启动社保改革后，城市户籍准入的门槛依旧排除了农民工。
今天老无可依、无休可退的农民工养老困境，就是这样造成的。户籍制度不是市场产业，城市户籍准入严苛也不是市场逻辑，而是财政资源分配的行政逻辑。
流入农村的财政资金，没有分配给农民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钱从城里转移到了农村，那么社保就从农村地方财政口出呗。左口袋掏钱和右口袋掏钱不是一回事吗？道理确实是这个道理，但是事并不是这么个事。
如果转移支付直接以福利保障的形式发给农民，那就彻底成了“过手钱”，这对地方财政是没有多大吸引力的。要钱时打农村福利保障的农民牌，花钱时的逻辑就变成了“农民工进城了，给城市经济做了贡献，那就得城里养”。如果不看钱的流向，听着还挺像那么回事。
于是，大量转移支付的钱花得离奇，用得离谱。
首先是养衙门。再穷的地方都得配二三十套班子。钱从哪里来的？转移支付来的。
其次是搞基建。人均年收入两三千的村民守着村里造价上千万的“最美乡村公路”，也不知作何感想。
最后能剩下点，才能搞点百十来块钱的人头福利。这就是农村基层政府的户籍财政。公共资源自上而下分配，分配比例自然是就高不就低，台上一桌大餐，台下就是些面包屑。
既然下有对策，上面为什么没有政策？有，但是滞后。这倒不是上面见事迟，而是行政系统是封闭的“内部人体系”。今天是别人的奶酪，明天就是我的蛋糕，下不去狠手。只要给个说得过去的理由，钱花的出师有名，多荒唐都可以睁一眼闭一眼。
转移支付用以“振兴农村经”，看上去挺像回事。理论上讲，等农村经济振兴起来了，养几个退休农民工的福利水到渠成。因此，此前多轮“乡村振兴”，农民社保福利的优先度是靠后的。打农民牌要钱的，打农业牌、农村牌花钱的。
然而，钱烧了一轮又一轮，每年数万亿的资金流向农村，理论上的农村经济振兴从未出现。城乡二元制不仅限制了农民的身份，而是限制了农村空间的一切。从土地到规划，再到种种行政规定，都和城市的市场经济隔离。除了种地，什么都干不了的农村当然是什么都发展不起来，谈何经济振兴？市场经济是要随行就市、因地制宜的高度灵活，需要资源高效配置的流动性，与铁板一块的农村格格不入。
屏蔽了市场化改革的农村，当然没有经济发展空间。农村经济没搞起来，农村地区依然不能为户籍人口提供基本的福利保障。所以过段时间，又来一轮——打农民牌要钱，振兴农村经济画饼，打农业牌、农村牌花钱。农村就这么成了资金的黑洞，完善农民的基本福利保障遥遥无期。
农民工的人户分离，转化为财政上的人财分离，农民工的社会福利就成了牺牲品。人进城，参与了城市经济，创造了经济红利转化为财政资源，财政资源通过大规模转移支付回了家乡，养活了家乡各级衙门，美化了家乡的环境，留给他们的却是区区几个小钱的“社会福利”。
谁亏欠了中国的农民工？这个账是得好好算。
他们打了一辈子工的发达地区大城市亏欠他们吗？大城市也觉得挺冤，两大三角洲的财政净上缴超过了本级财政，八成的转移支付都是哥几个出的，还说不尽力？
“人财分离”的财政分配格局之下，农民工社会福利得不到保障，缺的不是钱，而是钱没花到农民工头上。经济发达地区反哺农村的钱，是谁花掉的、怎么花掉的，需要真相。
结语：今日我怜人，他日谁怜我？
农民工的福利保障缺失，无休可退，城乡二元制是病根。城乡二元制的户籍捆绑公共福利，直接损害了农民工的利益。城乡二元制人为限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间接损害了农民工的利益。政府财政的第二次分配不是解决农民工养老问题的办法，而是造成农民工养老问题的直接原因。
试图用财政再分配去“纠正”市场分配的“不平等”，只会造成严重的不平等。农民工的养老困境是二次分配福利体系失效失能的典型，其他社会普通成员的处境也没好到哪里去。
行政分配按照身份等级分配，造成了社保资源分配的巨大等差。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高增长遮百丑，低效浪费不公平的诸多弊端还不明显。经济增速放缓，叠加少子化的人口结构恶化，社保入不敷出是无法避免的。更可悲的是，为了实现二次分配，大量本该用于市场机制一次分配的资源流入了公共财政，严重影响经济效率，却没有预期的分配效果。中国的社保费率在全球都属于高水平的，职工个人和企业缴纳的“五险一金”占职工总收入的40%。与北欧高福利国家的45%，相差无几。如此高的代价，换来的不是高福利，而是社保基金连年告急、延迟退休已成定局的“虚福利”，这到底值得吗？是不是也要问问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今日我怜人，他日谁怜我？同情农民工，是五十步同情百步。不久的将来，每个普通人都要面对无休可退的困境。打破二次分配福利体系的迷信，才是改变分配不公的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