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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绥回忆录:林彪事件给毛泽东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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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5月1日,毛泽东与林彪、西哈努克亲王夫妇、董必武在天安门观赏焰火

全中国此时处于备战状态。毛计划和美国缓和紧张关系。毛对他的“接班人和亲密战友”林彪越形不满。九大结束后不久,我在一趟南巡中,第一次察觉毛对林的敌意。

中南海仍由汪东兴率领的八三四一部队负责守卫。即使人数确有增加,也不容易觉察出来。对我来说,从针织总厂回一组后,最令人注意的是毛的女友更多了。外面的文化大革命正在激烈地进行着,毛仍然过着他的一如既往的逸豫生活。

一九六九年五月毛又出巡,一路到武汉、杭州和南昌。招待所的服务员全部换上穿军装的女孩子。这次南下,浙江省文工团的两位女孩成了毛的“密友”。这两人甚至把自己的妹妹分别从温州、绍兴调来,充任毛的服务员。文化大革命时期奉行“简仆”的生活纲领。但党的教条越道德化,毛主席私生活越是“资本主义化”。

就在招待所卧室咫尺之外,身着军服的军人来回巡哨。这次南下时我就发现,军队军管后,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军人。从武汉、杭州到南昌,上自省领导,下至服务员,清一色全是军人。

毛对招待所里换成了清一色的军人,很怀疑这种作法的动机。他同我说过:“搞这么多当兵的来作什么?”毛知道军人会向上级如实报告他的活动。毛自然痛恨被“监视”。他要这些军人撤走。

我认为毛对军人的敌意,来自于他对林彪日益坐大的不满。我将这话告诉了汪东兴。汪说:“这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军队搞军管支左,夺了各级的领导权,自然要换上军队的人。警卫局没有军管,可上穿上军装。”汪一向政治敏感度颇高,但他不相信毛、林两人关系已渐渐出了裂痕。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发生的一椿小事,使我肯定毛对林持有严重敌意。九月底回到北京,住了不到两个星期,十月上旬出发到武汉。十月下旬起,不断有寒潮南下,气温骤然下降。到十一月中旬,已经很冷了。我从多年经验知道,不开暖气,毛一定会感冒。但他不同意,认为室温低,正是锻炼身体耐寒的好机会。这时汪东兴因病,回北京住院去了。张耀词怕负责任,打电话给叶群,让叶将这件事告诉林彪。林也建议要开暖气。

张将林彪的话向毛讲完后,毛一言未发,似乎不置可否。等到张出去以后,毛对我说:“什么事都向人家报告。人家(指林彪和叶群)放个屁,拿来当成圣旨。”从这句话,明显看出毛对林已经有了明显裂痕。

十一月底,仍旧没有开暖气,毛感冒了,不肯让我治疗,于是又引起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不得不接受治疗。毛很快恢复了,这才同意开暖气。

毛叫我给他写一个书面报告,写明这次生病的源起和治疗经过。他说:“这个报告是说明,我这次生病,起源的责任不在你们,是我不让开暖气。”

在此同时,我也替汪东兴与林彪的关系日形密切而疑虑重重。我警告过汪几次,但他不以为然。汪对毛绝无二心,但汪野心勃勃,力求与任何可使他达到政治目的人建立关系,以扩大势力。在文革的风声鹤吠中,汪意图与林巩固关系是招稳棋。林彪是毛的亲密战友,林曾说过“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跟林合作也等于为毛做事。这是合理的推论。

但政局又在风云暗起。这次汪东兴竟没有马上察觉。

一九七〇年初,一组内流言蜚语,盛传毛的一位女机要员和毛的某位随员过于接近。汪觉得这影响不好。汪的私生活毫无可议之处,他对他妻子非常忠心。因此他无法了解毛“哪来那么大的劲”。毛既然是个特异人物,汪便也不以一般常理来看待毛。但他对一组的人则是一丝不苟。四月在杭州时,汪要我开个会,批评两人。

我认为这件事办不得。我喜欢那位女机要员,她是个天真纯朴的女孩子。我并不相信那些指控,她和那位随员只是说笑闲聊罢了。而且,开会批评尽管是好意,但受批评的人,心里一定不满意。传到毛那里,毛会认为这是指桑骂槐,因为毛本身就有这个毛病。汪不以为然,说我胆子太小,顶多惹得毛不高兴了,不在这里干工作,还可以到别处去干。他是我的领导,我只好奉命了开了会。

事情果如所料,尽管语言和缓,但是批评总使人不舒服。女机要员非常不高兴,于是联合了张玉凤,到毛那里去告状,我不知道她们告些什么。但不久,我就知道我犯了大错。

几天后在从杭州回北京的专列上,毛找我谈了一次。毛说:“你太蠢了,不该你管的事,你要管。我看你还是缺少锻炼。回北京后,你组织一个医疗队,到农村搞搞巡回医疗。多接触社会,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会好一些。”

我决定去黑龙江。现在那里的人正忙着挖深洞的备战工作。我可以观察一下当地备战的实际情况。

能去黑龙江让我松了一大口气。虽然有毛的保护,我在北京的情况仍岌岌可危。这段期间,我住的卫生部宿舍内,给部长和副部长开车的司机在一九六九年也造反了。他们切断了水源和暖气。这样,日常生活也难以维持。卫生部内另一派抢得了会计室的钥匙,凡是取工资的人,就得加入这一派。我拒绝加入任何一派,保持中立。

我同毛讲了我的困境。毛让我转告汪东兴,将我和吴旭君的人事关系全部转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宿舍也搬到位于西单附近的中央办公厅宿舍内。

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五七干校成立后不久,娴的机关全部搬到黑龙江省离中苏边界不远的肇远县农村中,我只好请一位老保姆照顾两个儿子。

娴不但体力劳累,还得不断承受精神上的打击。她每天从早到晚,要在农田里和年轻的壮年男子一样地耕田劳动,晚上还要参加思想批判会。会上有些人的发言总是旁敲侧击,提出她的政治历史有大问题。我们都知道,只因为我仍在毛处工作,所以才没有将她的名字点出来。可上这种精神上的折磨,真让人受不了。

所以如果我去黑龙江,我可以去看看娴,顺便安慰她。就算我的医疗队驻在不同的地方,总比我在北京要近得多。只要远离北京的政治紧张,我们总能找到法子见面。

我这次去黑龙江是带着被流发的心情的。牡丹江市向南大约一百多公里是宁安县,满清时代叫作宁古塔,是流放政府官吏的所在。因此我选择了宁安作为我巡回医疗的地点。

汪原本不想让我去。汪说:“这把我们的计划全打乱了。现在北京医院没有恢复秩序,主席有了病,没有地方可以住院。我们已经将养蜂夹道的高级俱乐部(位于中南海外北海附近)接收了,正在这里组建一个医院,名字叫解放军三〇五医院,这是专这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准备的。已经同意任命你(指我)为院长。”

但我仍为下放黑龙江一事怪汪。汪一定要我开会,导致我的下放。毛已对我日渐失去信任。江青和康生也一直在攻击我。和觉得自己其实是个替罪羔羊。汪东兴跟林彪走得太近,没有注意到毛对他两人都有了戒心。我多次告诉汪,毛对林的敌意时,汪总是嗤之以鼻。这次我确定毛是拿我来代替整汪。

我从北京医院抽了一位内科医生侯,一位妇产科杜,从三〇五医院抽了一位外科医生牛,一位手术室护士小邵,警卫团派了一位大队政委张,加上我和卫生员小李,一共七个人,带上器材药品,六月二十九日乘北京到哈尔滨的直达快车出发。

汪的办公室事先已打电话跟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打过招呼。我们到哈尔滨后,一切都安排得很周到,光参观哈尔滨市就足足有一个礼拜。我们参观了工业区,工厂组成了民兵,发了枪和弹药,随时准备迎战苏联。地下的地道连成一片,开始覆盖上水泥,成为永久性建筑。我们也去看了近郊的几个野战医院,房屋和设备都很简单,但用作急救站是绰绰有余的。我想去看珍宝岛的提议被拒绝。省革委会主任说,中苏边界仍然有时有小型冲突,战争的气氛很浓,还是不要去的好。

从哈尔滨又乘火车到牡丹江市。这是一个小城市,但是很整洁安静。我们在镜泊湖住了一夜。这是一串湖泊连在一起,景色宜人。当地人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前,这里还有些白俄居住,靠狗熊和东北虎为生,文革以后都离开中国了。由市革委会钟司令招持参观和款宴十天后,我们乘车到了宁安。我们人员增加了,黑龙江省卫生厅派了一位医生,牡丹江市又派了一位外科医生和护士。我们一起在农村走家串户,进行义务医疗。我这下真成了“赤脚医生”。

我住在人民公社的办公室里,和卫生员小李同一个房间。李对我像对父亲一样照顾我。黑龙江的黑土丰沃,适合种植玉米和大豆。

农民的土屋也和南方不同。屋子用泥土砌成,稻草覆顶。屋内有个大坑,一家男女老少都一起在上面吃饭和睡觉。黑龙江省不像国内其他地区,森林未遭到滥砍,因此家家有足够的木材做柴火。炕下有个煮饭的火炉,烟囱冒的热气可以暖炕。

宁安县有汉人,也有朝鲜族人。朝鲜族人有不同的习俗。他们用一种彩纸贴在炕上,让炕台看起来干净,屋内也显得整洁。中国人习惯铺一层稻草在炕上,所以看起来葬乱。公社的农民没有江西穷,但手头也很拮据。没有医生,如果生了病,得走去宁安城里看病。但没有人想到要去看病——医药费太贵,城也太远。现代医疗观念在此并不存在。

秋收时,有天有个老农妇被麦芒扎穿眼睛的角膜,我没有适当的医药或设备,我要她去城里的医院看看。但她没有钱,不可能去。

我是大部分农民平生仅见的医生。我从一村到一村,走家串户,用最基本的器材药品进行义务医疗。他们看到我们时总是笑逐颜开,十分亲近。公社内有两种肆虐——肺结核和条虫病。农民养猎,在田里野放,不设猪圈,常食生的粪便而染上条虫。农民吃猪肉,总不煮烂,因此很容易染上条虫病。

我虽然喜欢这里的义务医疗生活,却没能见着娴一面。娴所在的五七干校由于战备,已经从黑龙江迁到河南省沈丘。我非常思念我的家人。冥冥中,似乎命运的魔掌一直在把我们分隔开来。从娴的数封信中我得知她日子很不好过。我下放到黑龙江后有不少传闻。一个说法是说我因政治问题被调,另一个说法是说我向苏联“投诚”,或遭俄国人绑架。我的家人和我都为这些恶意中伤而感到沮丧。但宁安的封闭生活非常平静。宁安似乎是文化大革命纷拢世界中的桃花源。

我已经到宁安四个月了。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六日我们正在村子里给农民看病,一辆吉普车开来。钟司令从车上跳下来说:“找你足有两个小时了。我们从一个村子到一个村子,真难找啊。”

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北京中央办公厅来了长途电话,有紧急状况,要我立刻回去。我将医疗队交给张政委和牛医生,同钟司令上了吉普车。到牡丹江市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这一地区只有牡丹江机场)。钟司令一定要给我饯行,我推托不掉。但我一点也吃不下去,我不知道叫我赶回北京是什么事情,会不会有了新的周折。

到飞机场已经快十一点了。一架苏联制伊而六十二飞机停在机场跑道上。我登上飞机,机舱中只有我一个人。抵达北京西郊机场已经深夜二时多。毛的司机老张正有等我。

座车在空荡而黝黑的街道上疾驶向中南海。我仍穿着一身厚棉军衣。车子停在室内游泳池前时,我已满身大汗,对我说:“他老人家坐在大厅里等你。你见过他,我再告诉你详细情况。”

毛坐在他的书房兼会客室的正面沙发上,面色潮红,呼吸急促。他问我在什么地方巡回医疗。我告诉他在宁安,就是满清时的宁古塔。他说,那就是顾贞观写的那首词:“季子平安否”给吴汉槎的地方了。我说是的。他说:“我可是不行了,病了,所以请你回来。你先叫护士长把我的爱克斯光片拿出来看看,明天再给我检查,说说你的意见。”我向毛报告了一下宁安的义务医疗工作,说在那里不苦,做“赤脚医生”是个很好的学习经验。我表示想马上看看片子。

吴旭君在值班室内拿出毛的胸部爱克斯光照片,对我说:“李院长,这回可出了大事了。”

我不禁愕然。我说:“你怎么叫我李院长呢?”

吴说:“是李院长,已经下了任职命令了。”我流放期间,总参谋长黄永胜、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已经同意通过任命我为解放军三〇五医院院长。

我问吴旭君:“到底出了什么大事?”

原来是当年八月到九月在卢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也就是我去黑龙江后不久)的事。毛退居二线后,一九五九年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一九六九年底,刘少奇遭凌虐至死。林彪想经由此会再次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的建议。毛几次打招呼不设国家主席,废除这个职位。

林转而寻求汪东兴的大力相助。后来汪跟我说,上卢山以前,叶群同他打招呼,要主张设国家主席,“否则没有林的位置了”。叶知道毛决定撤除国家毛主席这一职位,便纵恿其他领导人提议。这样主张的人多,毛也不能不尊重多数人的意见。林彪集团主要成员,除了叶群以外,有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司令李作鹏和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以及陈伯达。汪东兴告诉我,一九七〇年八月上卢山以前,他们就已商量好,要主张设立国家主席,并要在会议的各分组发言中首先表态,用以左右全会的代表们的发言。

原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陈事先与林彪和叶群商量好,由陈编选马克思、列宁和毛的一些讲天才的语录,经林彪审定的“天才论”的材料,陈在小组会上宣讲。文中吹捧毛的天才,鼓吹毛复任国家主席,并刊登在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一时会议代表都以为这是毛的意旨,纷纷发言,主张设国家主席。早在一九七〇年初,毛就向政治局党委表示,他决不再出任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但大部份中全会的会议代表并不知道。一旦恢复设立国家主席而毛又不聘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林彪为唯一可能人选。这便是林的如意算盘。林彪这下犯下了和刘少奇一样的政治错误——以为中国可以有两个主席。在毛眼里,想和他齐头并立是犯上作乱。

八月二十五日毛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扩大会议,决定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严厉批评陈伯达,随之开展“批陈整风”【1】。

汪在华北组会上,吹捧林彪,主张设立国家主席。毛发了大脾气,说汪是林彪一伙的。把汪臭骂了一顿,现在汪等于停职反省。汪在家里写检讨,闭门思过,并把叶群找他谈的话全告诉了毛。为些毛表彰了汪,也就解开了怀疑汪的疙瘩。

这期间周恩来同扬德中谈了话,叫杨准备接管警卫局。周想顺着毛的意思,撤消汪的职务。康生则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主任武建华和在清华大学支左的迟群讲了周的布置。武与迟二人却向汪透露了这个消息。汪因此极恨杨与王良恩。

汪对我说:“我犯了大错误了。现在在家里写检讨。这也好,闭门思过,休息休息。主席已经生气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但汪因此对周恩来和康生恨之入骨,又愤愤地跟我说:“他们这几个人等着瞧。”

汪的事在一组掀起的余波不小。毛还叫吴旭君揭发汪的问题,说吴是汪的一伙。吴说:“我一天到晚在你这里值班,汪搞些什么,我怎么知道。”吴确实不知道汪的活动。但从此对她不信任了,不让她值班。

毛的女友刘和她两位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朋友,都不再充许进入中南海。刘和叶群、林彪关系密切,毛怀疑刘是林彪的特务。林立果现在空军权倾一时,毛认为她们三人都是林立果派来的。毛有一次对我说过:“这些人都靠不住。”

张玉凤从这时开始,才搬进中南海,给毛正式值班,照管毛的日常生活。

两位外交部的女孩子——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海蓉和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司长兼毛英文翻译唐闻生,几乎每隔一两天来一次。也是从这时开始,毛接见外宾都由她们二人经管。甚至周恩来要向毛呈报一些事,也都经过她们向毛报告,并转过毛的意见。

我有时很奇怪,江青为什么不再来查访毛的私生活。我问吴旭君。吴说,在卢山会议时,毛和江谈了一次话,有了“协议”,毛向江点明了自己的私生活问题,毛要江不要过问毛的私生活,代价是毛在政治上提拔和保护江。

八、九月卢山会议所爆发的党内政治斗争余波未平。林彪声望逐日下降。毛像身处往常的政治斗争中一般,在鹿死谁手、局势未定之前,十一月又生了病。

在卢山大闹一场以后,毛就开始不大舒服,到十月下旬越来越重,周恩来派了三位医生来看,照了爱克斯光胸片,已经注射了抗生素。他们的诊断是肺炎。那时毛的迫害妄想狂已经十分严重。毛一听就火了,说他们是林彪派来的,是按着林彪的指挥治病,连着发了两天脾气。张玉凤向毛提出来,不如叫我回来看看。毛同意了。汪东兴其实早就想叫我回一组了,但汪不能提,否则疑心病重的毛会将我和汪连在一起。这样我才从黑龙江赶回北京。

我拿起片子看,是肺炎的影像。可是在当时的激烈政治斗争中,毛的精神处于高度紧张和怀疑状态。按照科学态度,应该实事求是说明诊断,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也就成了林彪一伙了。因此我同他讲,看来仍旧是老毛病,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只要打针就好了。

我讲完以后,我看一脸焦虑的神情立刻放松了,然后用双拳猛扣前胸说:“林彪大约希望我的肺烂了。你再拿着片子去看这三位大夫,看看他们怎么说。这三位太可笑,一个只管检查,不说话。一个只是说话,不检查。另一个戴个大口罩,既不检查,又不说话。如果是肺炎,我就停止打针,看死得了死不了。”

我去找了三位医生,将我与毛的谈话告诉他们。我说,在日前,如果一定坚持是肺炎,他接受不了,只要他同意继续治下去,就达到了目的。他们都同意了。中南海门诊部主任说:“我们也不知道卢山上发生了什么事,谁也没有想到将病和政治连在一起。真是倒霉。其实都是总理在指挥。”

我又回到游泳池,向毛说了,三个人都同意我的看法。毛很高兴,当夜请我吃饭。我巡回医疗期间原定是一年,现在毛不要我回黑龙江。毛说:“你不要去了,我这里可能还有事要你办。”我当时认为,我为汪受过,被流放到黑龙江,很不公平。我向汪说:“主席还是用我啊,为什么我的爱人不能回北京呢?”于是一、二周后,汪东兴安排将娴由河南调回北京。我们一家总算又团圆了。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接见了他的老朋友爱德加·斯诺。接见期间,毛对我说:“斯诺这个人,看来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让他知道中国的内幕,有好处。”【2】

毛利用这次接见机会来促进中美关系,并传达他愿意邀请尼克森来中国或接见美国其他高级官员。他也想藉此使中央情报局知道,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目前十分紧张,看看美国有什么反应。毛在谈话中指出:“喊我万岁的人有三种。第一种是真心喊,这种人不多。第二种是随大溜,这种人最多。第三种嘴上喊万岁,心里希望我早死,这种人很少,可能那么几个。”

我于一九八八年在美定居多时后,才知道斯诺在一九七〇年访问中国当时,他在自己家乡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物。中美建交后,他才将这段话转告美国政府。我想斯诺极有可能也不了解毛上段话中的深意。毛指的第三种人正是林彪。

到一九七一年八月时,毛对林彪的不信任达到极点。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谢静宜的丈夫小苏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通过谢传来消息: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包括“联合航队”、“上海小组”和“教道队”,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小苏要毛注意。毛决心南巡,趁南巡的机会和大军区的领导人及省的领导人打招呼。

林彪个人任命的党羽多半在中央,也分布在各省及军区。毛自信以他的威望仍可以得到省和军队领导人的支持。这点毛讲的很清楚。他行前同我说:“我就不相信,这些司令员们就都跟林彪走。难道解放军就都会造反不成?还是那句老话,如果解放军不听指挥,我再上井岗山打游击去。”

八月十日专列循京广线南下,途中停过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一路上,毛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作了多次谈话。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毛指出:“卢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有人急于想当中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毛从未挑明想夺权的人是林彪,但他的暗示已昭然若揭。另一方面,毛对林为他大肆吹捧的个人崇拜的背后动机也起了疑心。毛讽刺地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和列宁不是在几十年内相继出现的吗?什么‘大树特树’(指杨成武写,由陈伯达修改的一篇吹捧毛的文章),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指林彪)。”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那四大金刚(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

林彪想夺毛的领导权,要分裂党——毛的话中影射这些已明显出现的问题。毛说林彪对这件事(指卢山会议之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但是毛仍留有余地。毛说:“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得过来,有得可能救不过来。大凡犯了路线错误的人,是很难挽回的。看,陈独秀、王明、张国焘,他们回头了吗?”

此次南巡离开北京将近一个月。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傍晚到了北京丰台。回中南海前,毛又找了北京市和北京军区的负责人做了丰台谈话。主要的内容是林彪。谈话以后,回到中南海游泳池已经快到晚上八、九点钟了。

汪东兴接到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时,我正在游泳池内整理我的器械装备。那时是晚上十点多钟。

这电话是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由北戴河打来的,说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又名林豆豆)讲,叶群和林立果要绑架林彪外逃。

74

汪东兴立刻给周恩来打了紧急电话。

周恩来此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接到电话后,立刻奔往中南海。周十一点到游泳池。毛仍不知道这件事。周恩来向主席报告林彪叛逃,我在一旁听着。

周恩来向毛报告。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密报给北戴河的张宏,叶群和林立果绑架林彪上了座车。叶群刚才打电话给周,说林彪要移动一下,但是说没有飞机。但周查了空军,有一架三叉战斗机就停在北戴河外山海关机场。因此周怀疑叶群这是声东击西法,用来掩饰他们的潜逃。这些都说明情况有变。

毛一听到周说林彪要潜逃,全身一震。但他随即表情自若,静听周的报告,看不出他内心的感受。

周建议,毛还是搬到人民大会堂去住。林彪逃走的目的仍然不明,林彪的人在北京不少,如果他们计划政变,可能随时会爆发武装攻击。看样子,人民大会堂比较安全,容易防卫。汪又规定,任何人没有得他同意以前,不许同外面联系,不许外出。

毛的随身工作人员都在凌晨前的抵达一一八厅。汪东兴和张耀词在隔室设了办公室。汪一直在等北戴河的后续报告。周恩来也在等消息。

毛在看史书。

到十三日凌晨零点五十分,张宏打电话来说,林彪乘红旗车跑了。张等开了辆吉普车尾追,并曾对有防弹车开枪,但拦不下来,不起作用。红旗车是十二个气缸,吉普车只有四个缸,无论如何也追不上。半路上那辆防弹的红旗车突然停下来,林的秘书李文普被猛然推下车,车里有人对他开了几枪。(李后来被送往三〇五医院救治,右臂上中了一枪。汪东兴下令将李隔离审查,后来不知关到何处。)等张他们尾随直追入山海关机场内时,林的飞机已驶入跑道。

周提出要用导弹打下来。

毛不同意。毛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林彪要跑,随他去吧。不要打。”

我们只好等待。

旋即又来报告说,飞机紧急起飞,燃料不够,最多只有一升油,飞不了多远。而且起飞时,飞机左翼撞坏了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上的油罐盖。右机翼上的灯撞破,右起落架撞坏,降落会有困难。副驾驶员、领航员、无线电通讯员都没有上飞机。雷达侦测到飞机航路。飞机航向的报告如雪片般汹进汪的临时办公室。

林彪乘坐的那架飞机往西北苏联方向飞去。

凌晨二时,周向毛报告,林彪乘坐的那架飞机已经越出国境,进入外蒙古领空。飞机在侦测仪上失去踪迹。

毛看上去沉着而冷静,只说了一句:“不过是张国焘、王明以外,再加一个罢了。”

在当天下午,周恩来送给毛,蒙古人民共和国照会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的报告:有架中国飞机,在聂滋而库区以南温都而汗坠毁,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

等到十六日驻蒙古大使馆通知周恩来,经核对牙齿后,确定坠机死者之一为林彪。毛只是轻松地说了一句:“跑得好嘛。”

汪东兴则从内心表现出喜悦,说:“死的好,要不然还会有很大的麻烦。”

确定林彪坠机后,周又说:“这样的下场很好,解决了大问题。”

周恩来负责事后的调查逮捕行动。此时林彪密谋叛变一曝光,大家纷纷和林彪划清界线,以求自保。周其实和林的关系也很“密切”。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毛将我从黑龙江调回,给他治病。等到病好以后,毛又让我开展研究和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工作。我同毛讲,这样的工作,一个人很难成,需要通过国务院,由全国有关医务人员共同协作。这样,就要向周恩来讲清楚。毛同意,但是补充说,告诉周不必同林彪讲。那时他曾对我说过,前一段给他治病的医生是按照林彪的指使进行的,林彪其实心里希望他早死,他怕林彪想毒害他。

这两件事我都告诉了周,并且说,毛对林彪已经有了很大的戒备心,希望周不要同林讲。当时周沉呤了片刻,同意了。但是过不到一个星期,叶群突然打电话给我,问毛的健康情况,说她和林都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慢性支气管炎的防治工作。

我听叶群的话,很吃惊,我想叶既然可以给我打电话,说明她已经知道了毛的意图。这件事我只告诉周一个人,可见周露了口风。我去看了周恩来,告诉周,如果毛知道了,毛会怀疑是我向叶、林通风报信。

周凝视着我说:“这是我报告林副主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组织和领导,林副主席是我的领导,我怎么能够不报告他呢?”

等到林彪乘飞机逃跑后,周向毛报告了情况,决定迁移至人民大会堂。行前,周特别向我打招呼说:“李院长,主席的身体健康情况,我们可是都没有向林彪讲过。这点我们还是有警惕心的。”周这是在警告我,不能告诉毛,周向林报告了毛的健康情况。

周既然可以违背毛的意旨,向林透露毛的健康情况,那么可不可能还向林透露别的有关毛的言行呢?

汪东兴告诉我,他派八三四一部队搜查毛家湾林彪住宅中,搜到了许多邓颖超、周恩来和林、叶的合照。汪亲自将照片拿给邓。邓则一再向汪表示感谢。

汪也搜到不少江青和林彪与叶群的照片。汪也拿给江青,江叫人把照片烧毁。

毛是二十二日回到中南海游泳池。这时参与林彪密谋政变的人都已经被捕。

林彪坠机死亡,也说是所谓“九.一二事件”,以后经过周恩来数月的调查查证,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制定了武装起义计划,代号为“五七一(即武装起义)工程”,策划以武装政变,逮捕或杀害毛泽东,夺取政权,如果不成,就飞到广州,另立中央。

我早就怀疑林彪,小苏也密告过林立果的“秘密组织”的事。林想下手的时机是毛在七一年八月的南巡。毛原本相信地方军区领导人都会支持他,南巡是向他们打招呼。

按照中共中央揭露出的材料,毛泽东八月十四日出发南巡,沿途秘密讲话矛头直指林彪。这个讲话的内容,由武汉军区政委刘永胜密电在北戴河避暑的林彪、叶群。

林、叶立即策划暗杀毛的计划。他们有数个方案——在毛的南巡途中以飞机轰炸火车,在上海由空军军长王维国枪击毛,和以炸弹炸毁上海虹桥机场毛的列车停放处的油库,或在苏州附近的硕放铁路桥下安装炸弹,炸毁通过桥时的毛的专列。

我不晓得这份钜细靡遗的暗杀计划的正确性。

我一向清楚,想暗杀毛可谓难如登天。毛的警惕性极高,行踪秘密而又随时改变,使人无法预测他的行止。在林彪党羽还没有来得及下手以前,毛已回到北京。在这种情况下,机会已失,全盘皆输,林彪乘飞机北逃。林彪深知成为毛敌手的下场——当时我不知道,刘少奇被单独关押在中南海后运到河南,饱受凌虐、病魔摧残而死。暗杀计划失败,林彪无异是签下了自己的死刑判决。林唯一的生路便是逃往国外。

林立衡密报其父亲林彪是被绑架一事并不正确。林立衡深爱其父亲,却与叶群关系非常恶劣,竟怀疑叶不是她的生母。林立衡无法接受林彪拟定武装起义计划以及会叛逃的事实。

数月后,“九·一三事件”和中共中央文件的披露,对每个人都是极大的震惊,我也不例外。固然如前所述,早在一九六九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我就察觉毛对林有明显的厌恶和戒备心。卢山会议以后,毛的言行,更加说明正在开展一场新的党内斗争。但是想不到有这样的结局。

事后有不少朋友问我,在一九七一年八、九月陪毛南巡途中,我怕不怕。朋友们很想知道和毛一同藏身于人民大会堂,直至林彪死亡,参与政变的余党被捕为止,那段期间我的感觉。坦率讲,我没有一点怕的感觉,因为当时我只知道毛这方面的活动,对林彪一方面的暗杀计划和行动毫无所知。

林彪的策划武装政变和死亡,对毛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精神打击。一九七〇年十一月,毛将我从黑龙江召回北京替他治肺炎,从此他就没有完全恢复。毛的体质上有了惊人的变化。在林彪的党羽陆续被逮捕,毛的安全确定后,他又像一九五六年反右运动时那样,一天到晚睡在床上,表情忧郁。毛话变得少了,无精打采,步履迟缓,站起来的时候背驼得明显,睡眠更加紊乱。

长期以来,他的血压保持在高压一百三十毫米汞柱上下,低压在八十毫米汞柱上下。这时,偶而高压上升到一百八十,低压则为一百。两个小腿和两脚都有轻度浮肿,在足踝处可以看得很清楚。感冒、咳嗽、浓痰不断。胸部听上去,满是杂音。肺部显然有反复感染。痰培养没有特殊的致病细菌,只是些正常人都有的非致病菌类。这表明毛本身的抵抗力大为减低,对正常人不会致病的菌类,在毛的肺上却引起了感染。心脏虽然没有杂音,但是有时有心律不齐。

我建议毛做一次全面体格检查,至少照一次胸部爱克斯光片子,和做一次心电图。他不同意。我又向他建议,服用人参,提高全身抵抗力。他说,他不相信中医。

但是肺部的反复感染,不加以控制的话,会越形严重,而且能引发心力衰竭。我向毛说明,肺部的感染不能不设法控制,提出肌肉注射抗生素。他说,他不愿意打针,只同意口服抗炎药。于是开始口服抗生素。只是吃吃停停,厉害时吃,稍一减轻就又停止。这种办法无异于锻炼细菌抗生素的抵抗力,使肺部感染更加不易控制。毛全身情况越来越虚弱了。

到了十一月二十日,北越总理范文同到北京访问。毛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范,电视上照出毛的行走的步态。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毛走路那么困难,两条腿像是两条木棍子似的在挪动。

毛在床上抑郁终日,此时又在构想新的政治战略。五年多前,也就是一九六六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党内精英凋零殆尽,许多高阶官员被迫害致死,有些人遭批斗。但真正思谋叛变的人竟是毛最亲密的战友——林彪。许多领导人早对毛发出警告,他们认为林不适合做接班人。他们曾大力反对林提出的对毛的极端个人崇拜,及其所主张的军队骡马化和满嘴空洞愚蠢的政治口号。毛在床上辗转了四个月,他决心要那些被他批斗的老同志回到他身边。

责任编辑: 吴量   来源: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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