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福利国家的本质，是相互劫掠的制度；是最终会走向让国家控制一切，个人自由丧失殆尽的制度；是所有人争夺权力，谁有权力、谁靠近权力就变富，因此不事生产的制度。这种制度的最终结果就是极少数人富可敌国，绝大多数人普遍贫穷。
我们并不是没有过“高福利”的时期。曾经有一段时间，所有人都生活在公社中，吃饭都是免费的，但结果是人人都吃不饱饭。有人说那时候人人平等、没有腐败，可是那时候，某某酒还在扩量生产，有人在海里骑着新潮的摩托车，其他人却全部在吃土啃树皮，所以说这种话的人，不但瞎了眼睛，而且坏了良心。
其原因并不复杂。当一个人从事什么职业由国家说了算的时候，当一个人的锅碗瓢盆被认为应当用于炼钢铁的目标的时候，当一个人生产了些许财富就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被割掉的时候，当生产什么由一个中央计划机构来决定的时候……没有人能够、也不愿意去生产财富。没有财富的生产，福利从何谈起？
因此要增进每个人的福利，必须激励人们去努力生产。激励人们生产的最好方式就是要有一个适合财富创造和资本积累的制度环境。这样的制度环境就是市场经济，就是个人自由。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就是人们一步步突破观念的枷锁，挣脱管制的牢笼，夺回个人自由的过程，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过程。它不是谁规划的结果，而是千千万万人有目的地行动的结果。“设计者”顺应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撤除了层层限制的藩篱，于是人们迸发出了强大的财富生产动能，实现了物质福利的几何式跃升。
所以，他们做的最正确的事情就是：什么也不做。只要让人们自由选择，人们就自然会创造出一个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自由与繁荣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确切的，所有繁荣都是自由的结果。自由是第一生产力。不搞清繁荣的根本原因，认识不到自由的基本内涵，就会南辕北辙。自由增进一分，福利就提升一分；自由减少一分，福利就减损一分。
增进人类福利的唯一途径，是每个人拥有运用自己的财产生产财富的自由。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萨伊定律”——供给创造需求。在分工交换的市场经济中，我们都是为他人而生产，用自己的生产与他人交换。只有你生产出他人需要的东西，才可以用这些东西“购买”他人的金钱（即他人付费购买你的产品和服务），然后再用这些金钱去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的财产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可以实现的欲望都更多且更加重要，双方财产的价值都得到了提升。因此，生产，以及由此而来的交换，是提升所有人福利的必由之路。
一个社会的普遍贫穷，就是因为生产遭到了破坏。人们无权运用自己的判断，生产他人需要的东西，在自己致富的同时增进他人福利。这就是消灭了组织生产和财富增长的根本——企业家才能。当人们自己的判断被限制，财产权就处于羁束状态，无法发挥它应有的效用。一部分人的土地被限制了它的用途，一部分人无法决定自己在哪里生活、生育几个孩子，还有一部分人，可以经营石油、烟草、电信、银行、教育、医疗等等行业，另一部分人却不能，这就是限制了人们生产财富的自由。那些取得特权的人就会获取垄断收益，其余人则只有被迫减少选择接受他们的掠夺。
因此，最大的不平等，并不是财富本身的不平等，而是生产财富的权利不平等，也就是个人自由的不平等。财富永远不可能平等，因为每个人的能力不同。追求财富本身的平等，就是在打击这个社会上最聪慧的头脑，打击财富的创造。能够追求的，只有个人自由的平等，在这个前提下，财富的不平等才是正义的，并且会起到激励人们创造财富的正面作用。
作为题中之意，我们当然有交换的自由。之所以反对贸易战，就是因为产业保护和补贴、贸易和关税壁垒，不但鼓励低效的生产，扭曲资源配置，造成产出降低；而且是在让所有人付出更大的代价购买商品，让人们的选择变少，侵犯了交换的自由。其共同的结果就是减损每个人的福利。所以，降低关税，消除壁垒，并不是对他国的让步，而是有利于本国。
劳动者当然有签订契约的自由。最低工资法就是限制劳动者的竞争手段。这种法律以禁止那些边际生产价值较低的人用可能打动雇主的价格提供服务的方式，限制了他们的就业。托马斯·索维尔用两个故事阐释了最低工资法立法的精确目的和“初心”。一件是他的美国劳工部同事告诉他：谁不知道最低工资法不利于就业呢？但是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会失业，因为我们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另一件是，加拿大政府为了将日本移民赶出伐木业，让白人取而代之，于是出台最低工资法，那些薪酬较低的日本移民于是纷纷被解雇。
我们也当然有规划自己未来的自由。企业缴纳的社保，并不仅仅是惩罚了企业，而是将劳动者的收入进行了强制性征收，因为在企业的成本核算上，本来就包括了为一位劳动者支付的全部代价。那实际上是你的钱！我们更不需要国家为我们安排养老，我们自己懂得怎样在现在和将来之间进行财富的分配。国家养老，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俾斯麦式的养老体系，不过是古老的主子和门客关系的新版本。控制一个人的经济，就是控制一个人的人格，它不仅在经济后果上是灾难性的，而且在道德上也是欺诈性的、不负责任的。
因此，我们要反对管制和干预，不论它发生在何时何地。因为一切管制和干预，都是在侵犯人的自由，都是在打击生产，也就是在减损人的福利，其本质是侵犯财产权，是暴力后盾下的强制交易。
我们要反对一切过重的税收。因为它启动了国有化的进程，让权力扩张有了基础；它剥夺人们生产财富的自由，减少了资本积累，使生产结构扁平化，是在将社会拉向自给自足的落后状态。累进税就是打击社会上最聪慧敏锐、最会服务消费者的人群，是对生产财富的一种惩罚。一个打击它的最优秀群体、惩罚财富生产的社会，怎么可能实现福利的增进？
我们反对一切福利。因为它将财富的分配从依靠服务他人能力的市场过程转移给了手握权柄的官员，不但会打击财富创造，而且会摧毁社会道德。穷人并不会从福利中得到长远利益，他们恰恰是福利国家的牺牲品。欧美福利国家用通货膨胀的方法扩充福利，然而穷人却总是处于货币供给的最远端，那些离权力最近的、最早拿到货币的人，会消无声息地将穷人的财富洗劫一空。这很像一个诈骗犯，给你少量的甜头，让你付出巨大的代价。
那些认为自己得到福利好处的人们，即使认识不到这一层面，稍加思考也不难发现美国著名黑人经济学家沃尔特·威廉姆斯揭示的真相：“美国’反贫困大战’和’伟大社会计划’中的很大一部分钱是由美国的官僚本身消耗的。那些黑人以为他们取得了很多福利，但其实他们只是拿到了零头。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把钱给穷人，每四个贫困家庭中的一个将收到大约4万美元。他们并没有得到这笔钱。大部分钱被非贫困人群、官僚和负责照顾穷人的专业人士拿走。这感觉就像通过马群喂麻雀。”
不要说适当的福利是可行的，那是没有原则的诡辩。原则问题没有什么调和的余地，实际操作中才会有妥协的空间。只要我们认可“适当”，就是将权利拱手相让，让某些人来决定什么叫“适当”，他们扩张权力的欲望最终会使管涌转变为决堤。
更不要说，我们是在追求另一种乌托邦。现实世界，难以十全十美，我们都有清醒认知，但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却清晰明了。
所以，万万不可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更不能饮鸩止渴。这世界上唯一值得追求的就是财产权，就是生产财富的自由。正如哈耶克所说：“唯一切实的自由就是经济自由，所有政治自由，都是为了服务于经济自由；离开了经济自由，也绝不会存在什么政治自由”。当福利国家把生产要素据为己有，将所有企业都国有化的时候；当某些号称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在呼吁福利和管制的时候，就是走向了自由的反面。这时候，再去谈所谓自由，就是一种奢望。
有了个人自由，福利增进就是必然结果；没有个人自由，人类就将迈入灾难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