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剧：中共三反五反运动斗地主。（摄影：安娜/大纪元）
中国人权状况有多糟糕，看看新疆关押上百万人的集中营，看看令人发指的活摘器官，看看被囚禁、遭酷刑的异议者，看看汹涌不绝的上访者……。中国的企业家境况有多悲催，看看不屈从中共而被关进监狱的亿万富翁孙大午，看看被罚巨款、不再意气风发的马云，看看一个个噤若寒蝉、为保住财产而向中共妥协的商人……，就知道中共堂而皇之满大街挂的“民主、自由”的标牌不过是骗人的伎俩，就知道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大言不惭地说“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的宪法原则”不过是遮羞布而已。而这样的谎言再次出现在中共推出的百集洗脑微纪录片《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中。
在洗脑片第二十九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讲述了中共1954年推出第一部宪法以及召开第一届人大会推举领导人的过程，而开篇就提到宪法中的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可是迄今为止，哪个中国人会认同这一说法呢？而掌握着一切权力的中共，又何时将人民放在眼中了呢？如果真的将人民放在眼中，又何至于中华大地哀声不断？
不禁想起了之前看过的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国会中的一次演讲。他说道：“我看到过一些国家的宪法，包括苏联的，一些人会感到惊讶，他们竟然也有宪法，甚至赋予人们一些自由。许多国家的宪法都会在条文中给予人民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如果这是真的，那美国宪法为何如此特别呢？其实差别很小，有可能被忽略，但它又很了不起，一切尽在其中。那就是只有简简单单三个字：我们人民。其他国家的宪法是政府告诉人民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美国宪法是我们人民告诉政府，它可以做什么，政府只可以做宪法允许做的事情，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美国革命才是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政府为人民服务。”
里根的一席话醍醐灌顶，那就是中共的宪法只是中共为戕害人民而为自己打造的一块遮羞布，骗骗世界，骗骗国人，谁要当真，谁就上了中共的当！
说到中共戕害国民，那真是罄竹难书，洗脑片再怎么想洗白也无法掩盖真实的历史。在上一篇揭穿中共关于土地改革的谎言后，本篇继续扒光中共关于工商业改造的谎言。
在洗脑片第三十集《一化三改》中，讲述了1953年毛提出并随即开始的“一化三改”，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过，中共的洗脑片中是绝不会提到这过程中的残酷的。
改造的后果，在农村就是建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将农民刚刚从土改中获得的土地又收归国有。同时在全国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把全国主要农业产品排斥在市场交流之外。农民从此彻底失去自由，不能离开被限定的土地（合作社、公社生产队），不能随自己意生产耕作。帮助了中共的农民在没有什么大作用后，如一块抹布般被抛弃了。
而在城市，所谓的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其实质是强行掠夺私有企业，根本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各类商人。当下的历史只不过是在重演。
1949年中共窃政前，在中国大地上活跃着一大批民营企业家，他们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手。中共窃取政权后，许多民营企业家选择了相信中共，而留在了中国大陆继续经营。但轻信的结果是，中共很快变了一副嘴脸，不仅他们的公司、财产被充公，而且他们自身也屡遭迫害，甚至被逼自杀。
事实上，早在毛的“一化三改”前的1952年1月，中共就提出了针对企业家的“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2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开，很快掀起了改造“资产阶级”的高潮，其中以上海为第一目标，因为上海作为商业中心，有着众多的企业家。
在这场运动中，企业家如果上交资产并表示拥护共产党，则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则划为“反革命”成为国家的专政对象。其原则就是顺者昌、逆者亡。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们或白天黑夜被叫去“交代问题”，或被带到私设公堂审问，强迫“交代罪行”。在腥风血雨中，企业家、小业主、商贩被迫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也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有吞毒药自杀的，也有跳楼自尽的。
据悉，当年的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通常使用的问句是：“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今天又有多少商业主、企业家跳楼自杀。
靠着种种逼迫方法，在几年内，中共在全国全面取消了民族企业家和私有制，将商业收归中共所有。可以说，“五反”实际上就是抢企业家的钱，甚至是谋财害命。
当时，臣服在中共脚下的就有鼎鼎大名的“红色资本家”、曾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提起民国时期的荣氏企业，那可是赫赫有名。当年，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白手起家，在无锡、上海等地创办了二十多家民营企业，并以“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享誉工商界数十年，对中国民族经济影响至深。而荣德生的儿子正是荣毅仁。
中共建政前，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资海外，寻求新的出路，荣家也不例外。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荣鸿三、荣鸿庆和荣德生之子荣尔仁、荣研仁等先后离开上海，而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
起初，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得到了中共的扶持，比如提供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但工商改造后，荣家父子不得不强颜欢笑，在1956年将祖辈辛苦创下的资产56间纺织、面粉等企业统统上交。考虑到荣家在海外有众多亲戚，为了迷惑外部世界，中共对荣毅仁采取了“捧”的策略。他先是在1957年出任上海市副市长，之后又担任了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但在文革中却依然没有逃过被迫害的命运，右手食指被铁柱打断，一只眼失明。
好在荣毅仁晚年看清了中共，三次申请退党。2005年去世前的遗言中据说有这样的话：一个丧失信念的政党，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政党，一个脱离广大人民的政党，一个追逐金钱利益的政党，是没有希望的，是背叛人民共和国的。
除了荣毅仁，另一个臣服在中共脚下的上海著名企业家是上海颇为有名望的中国国货公司董事长李康年。与荣毅仁一样，最初他受到中共的信任，后来逐渐发生变化，在改造中，不得不主动停办国货公司，由上海市政府接管，并将萃众、鸿兴、中国钟厂变为公私合营企业。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对私营企业采取赎买政策。国家提出，对企业估价后，以一年5%的定息赎买收购。天真的李康年在1957年在上海人代会上提了一个议案，即建议中共发行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发行额定为人民币22亿元(减除1956、1957年二年定息)，于1958年1月开始发行，分18年兑现，每一季度兑现2,750万元，每年11,000万元，到1975年第四季度全部兑讫；完成对资本家的“赎买”，从此公私合营企业，一律改为国营，私方人员即变为公家职位。此外，他还提出了操作性层面的要求，建议政府给他发一个凭证，上面写明年限和指定、领取定息的银行。
就是这个建议让李康年遭到了批判，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他被打为工商联十大“大右派”之一，接受“劳动改造”。他也从公私合营萃众毛巾厂的总经理降成总务科长，工资从四百多元跌至八十多元。受其连累，他在外交部当医生的二儿子，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工作的四儿子，也都被打成“右派”，最小的儿子则被安上了“组织反革命”罪，被劳动改造。1964年，郁郁寡欢的李康年在上海去世。
而曾是上海四大食品公司之一的冠生园的老板冼冠生，下场更为悲催。“五反”运动开始后，中共下派的工作组就动员工人起来斗争，控诉自己被“剥削”，以此批斗冼冠生，指其犯有“五毒”罪行。1952年4月，内心苦闷、不甘受辱的冼冠生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64岁的人生。
冼冠生自杀后，其在全国各地的冠生园分号都被各地中共政府收归国有，相互之间没有了关联。中共改革开放后，各地冠生园都称自己是“老字号”，甚至出现了品牌之争。一个曾经让国人骄傲的民族品牌就这样被中共彻底毁掉了。
在“五反”运动中，上海乃至全国到底有多少企业家自杀至今仍是个谜。根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资料，在“三反五反”中，有32万3,100多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而这大概只是个保守数字。当有一天中共所有的罪恶暴露在阳光下之时，我们一定会为之惊愕和愤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