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保安局最近冻结了黎智英的部分财产，林郑月娥也代北京发声，认为此举“巩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林郑的代言把问题的性质说反了，此举实际上是一个具指标意义的讯号，标志着从此香港改变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传统法律，开启了以国安法剥夺私人财产的进程。
国安法是北京拟定的法律，着眼之处并非香港，而是北京的考量。什么是国家安全？并非指香港的市面或舆论本身有所谓的安全问题，而是指任何让北京觉得不安全而又与香港有关的事项。香港保安局表示，根据国安法43条实施细则之附表三，保安局局长怀疑某人所持有的任何财产属于入罪相关财产，可指示警务人员捡取该财产。
众所周知，以国安法入人以罪，本系北京定调、港府执行。至于何人被北京盯住，港府其实无权过问。如此就必须关心一个问题，北京究竟可能把国安法扩大到什么程度？在这方面，港人可能未充份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的国防法修法事件。国防法之修改，似乎与香港无直接关系，但划定了香港国安法在经济层面可能扩大的范围，那就是，香港国安法未来可能扩展到与北京的“经济发展”算盘相关的任何领域。
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10月13日审议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的国防法修订草案，对原有的12章70条作了大修订，特别是加入“发展利益遭受威胁时”要实行战争总动员或局部动员。所谓的战争总动员，通常包括扩大兵源、征召退伍军人重回军队服役，把民用经济部分转变成为军用，限制民用消费品和民用工业品的供应，以及强制私人为战争捐款、或以不愿为军事目的献金为由而没收财产。
上世纪中叶，韩战爆发后，中共在全国掀起捐款助战的浪潮，要求工商界和民众捐款购买战斗机。据香港中大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网站上的文章披露，共军一军需官到上海大康药房数次强行索取五亿人民币（当时币值）的药品及医疗器械，所欠款项拒不支付。该药房老板王康年不堪勒索，不肯再赊账，遂遭当局逮捕，编织罪名将其枪决。这是中共建政后的历史记录之一。
国防法或扩大至港
中共此次修改国防法，把当局的经济需要（即官媒说的政权“发展利益”）列为战争总动员的理由。其含义是，哪怕并未遇到真正的外来军事威胁，只要经济发展遇到麻烦，它就可能发动战争。换言之，中共对外战争的开战条件已扩展到无穷大，随便一个说法都可轻易地和“发展利益”挂上钩，然后被拿来作为开战的理由。
而此种可引发对外开战的“发展利益”，显然等同于香港国安法当中的“国家安全”。国防法的修改，事实上已把中共本身的经济需要列入其国家安全的范围；只要中共觉得其政权有经济需要，便与国家安全有关。而以香港国安法此次冻结私人财产之举措为例，港人的私人财产均在国家安全的阴影之下。
即便中共未来不发动对外战争，其内政方面亦会有种种无穷无尽的经济需要，而大陆企业家和港人便成了“羔羊”。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融服务集团的上市被北京叫停之后，马云遭遇一连串整肃和打击，背后正是北京当局的经济需要。
中共的经济和政治需要永无止境，港府执行国安法既如林郑月娥所言，“非常认真、非常严谨”，则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弱是强，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