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在当上皇帝之后就对元朝的覆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他认为元朝颠覆的最大祸首在于法度的松弛，“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动。”
因此在建国之初朱元璋就宣布“如今要平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蠢害百姓的，决不宽恕”。
他在对建文帝的教导中也说到自己处于乱世，不得不用重法，尤其对于官员，采取重罚，以治贪腐。
朱元璋在开国不久就发动四大案，杀死官员及家属十几万人，杀的是人头滚滚，官不聊生。
朱元璋对腐败恨之入骨，《大明律》规定官吏贪赃超过六十两的就要枭首示众，其刑罚之重历史罕见。
如果地方官员依仗权力欺压危害百姓，当地民众可以把这些官员捆绑赴京陈诉，形成了百姓对官员贪腐的控制。
与唐律和其他时期的律法相比，明律对官吏犯罪的惩治要严得多，因为很小的过错而株连全族的案件经常发生，使得官员们人人自危，以至“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
“重典治吏”还表现在刑制繁酷上，明律公开规定，对谋反及谋大逆等严重犯罪，适用凌迟之刑。对于凌迟刑，中国的隋、唐、宋时期只有宋代有过运用的记录，但也没有被正式载入法典。
明律的这一规定也使得官吏在对国家的统治上不敢有任何怨言，不敢有任何反抗行为。
同时明律中的罪名也增加了许多，如“奸党罪”、“交接近侍官员罪”、“上言大臣德政罪”等，这些都体现了明律对官吏的治理达到了极为严厉的程度。
不但犯罪起点低，还动用了各种刑法，包括剥皮楦草，摆在衙门前示众，凌迟、阉割，剁手、挑筋。
凡有贿案发生，必定顺藤摸瓜、斩尽杀绝：不避皇亲国戚，凡皇族贪赃，量刑尤重”。
老朱“手狠心毒”，见贪就杀，可是杀完一批，又来一批。
朱元璋急眼了，他不明白，这些饱读诗书的官吏们，以所谓“朝闻道，夕死可也”为人生信条，却在当官之后成了“朝获派，夕腐败”的反面典型。老朱就纳闷了：“我想杀贪官污吏，没想到早上杀，晚上你们又犯。
这到底是为什么?
1983年，中国发动了严打，死刑复核权下放到基层法院。
高法、高检和公安部于1983年8月16日发出通知，规定：“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这段期间，中级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决定把某些属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应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交由基层人民法院审判。”
“严打”启动后，从1983年8月至1987年1月，接连开展了三大战役。
（一）第一战役
从8月上旬开始到12月结束，“严打”第一战役的第一仗，全国共收容审查、劳教、拘留、逮捕108.29万人，处决了数万名罪犯。各大城市注销了一批犯罪分子的户口，向青海、新疆等地送去5000多名劳改犯和劳教人员。
第一仗结束后，稍事休整，年底又打第二仗，到1984年3月底告一段落，共收捕各类违法犯罪分子27.24万名。
1984年5月至7月底，除西藏外，陆续开始了第一战役第三仗。全国共收捕人犯20.23万名。
（二）第二战役
“严打”第二战役第一仗自1984年8月31日全面展开。9月10日夜至14日凌晨集中搜捕，三天内共抓获流窜犯与嫌疑人6万余名。这一仗，全国共抓获各类人犯12.16万人。
从1984年12月5日起，陆续展开“严打”第二战役第二仗，至1985年2月17日基本结束。共逮捕各类犯罪分子3.19万多人，收容审查1.76万人。
从1985年3月下旬到7月底，除西藏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均开展了“严打”第二战役第三仗，共抓获各类犯罪分子2.85万人。
（三）第三战役
从1986年2月至1987年1月，开展“严打”第三战役。全国共逮捕刑事犯罪分子34万名,劳动教养7.6万名,少年收容教养4458名。
“严打”前的1982年，全国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总数为74.8万余起，1983年的刑事立案数下降为61万余起（请注意：仅在三个月内就拘捕108万余人，大大超过了全年的刑事立案数）。
同期还出台了一个《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要求速判快杀。
该《决定》竟将“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和“应当判处死刑”作为“迅速审判”的前提，这就把本末倒置了。在案件尚未送交法院之前，就已内定了“应当判处死刑”。
“严打”期间，根据高法、高检、公安部、司法部1983年8月28日的联合《通知》，将正在服刑的罪犯拉出一批改判死刑。
1983年“严打”时，有这样一句口号：“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
在严打的第一阶段逮捕102.7万人，判死刑的2.4万人。
这个数字有多惊人，对比下美国就知道了。
1983年，美国执行死刑的人数是5个人，近四十年中当年最多执行死刑的人数为98人。
1983年“严打”行动，有的乱搞男女关系的人就是按流氓罪从重被判了死刑。还有的只抢了一点点东西甚至只是一顶军帽就被枪毙了。
1983年启动的“严打”，接连发动了三个战役，持续三年，后来并没有宣布结束。1990年和1996年又发动了两次“严打”，前后延续了十余年。
但经历过十余年的严打，效果如何呢？
据官方通报：
1996至1997两年的严打期间，我国警察队伍总计打掉了各种犯罪团伙9万多个，各种犯罪分子42万多人，其中30多万人被判刑。其中，26万多人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我国公安机关的立案数量下降了5.4%，重大案件的立案数量下降了1.7%，实现了49年以来立案总数和重大案件的双下降。
以上通报告诉我们，1997年第一次出现立案总数和重大案件的双下降，过往可能有立案总数下降，但重大案件不一定下降。而重大案件立案数量下降的幅度仅为1.17%。
那严打过后的成绩如何呢，1989年，刑事立案数量即为1983年的三倍之多。
而到了2005年，公安机关的刑事立案数达到464.8万余起，是1982年的6倍多、1983年的7倍多。严重的刑事犯罪并没有被压下去，反而急剧增长。
而这个数据是公安部公布的，他是这么说的：
去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各类刑事案件464.8万起，比前年下降1.5%，这是自2002年以来刑事立案数首次出现回落。2005年属于“两抢一盗”侵犯人民群众财产犯罪案件多达300多万起，占全部刑事案件的八成。
在二十一世纪初后发生的恶性案件，较之“严打”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情节也更为恶劣。
这之后，基本上没有搞过这种大规模运动式的严打了，对死刑采取了慎杀少杀的政策，死刑复核权也交回最高人民法院了。
而在去年，公安部出通报了：
李国忠通报，截至2020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总量已连续5年下降，八类主要刑事案件数和查处治安案件数连续6年下降。
严刑酷法就能威慑犯罪，真的吗？
我支持死刑，但我的理由是基于权利，而非基于威慑。
威慑论者其实是比废死运动更为错误的观念，因为威慑论是一切滥杀滥捕的思想根源。
宣传废死的起码重视生命，而试图用强有力的威慑来对付犯罪的人，有时不把人命当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