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球空气都被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包围的时刻，当巴西、印度等各国人民因为缺少氧气设备而死亡，烧尸体的大火映满天空时，我们无法感受世界各国的政客们，在聆听着习近平主持的全球气候大会，在讨论未来空气中碳排放量各国的指标，而避开眼下的悲惨现实，又互相承诺著未来会更美好。
眼前的现实是我们这些戴着口罩的幸存者，正被空气中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所恐吓，因为瘟疫在这看不见的空气里正在杀人，全球1亿6千万人被染疫，超过334万人已经死亡了。所谓的“中英黄金时代”的英国，竟变成了死亡大墓地。而我们随时会被传染，成为这场政治瘟疫中被焚烧的尸体。
这就是中国政府用谎言在全球隐瞒真相的又一次表演，而各国政客又一次相信中国正带领世界让未来空气会清新畅饮。这也正是中国传承千年的《三十六计》其中的“声东击西”策略。
今天，因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瘟疫传播至死的冤魂，依然没有让世界看到真相，看到病毒杀手从何而来，它又是谁？各国出资金支持的世卫组织不但不告诉真相，反而成了谎言的传播工具。以往的病毒如哈兰特病毒（Heartland virus）、莱姆病（Lyme disease）、中东呼吸道症候群（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落矶山斑疹热（Rocky Mountain Spotted Fever）、香港脚、亚洲流感、俄罗斯流感、西班牙流感、非洲猪瘟、德国麻疹、日本脑炎等都会被控制，但到了武汉病毒为什么就失控了。更令人震惊的是趁著全球大瘟疫，中国共产党很快以镇压北京天安门的学生市民、镇压西藏的藏人僧人、新疆的维族人、哈萨克族人的手法镇压了香港，把《国安法》压在了八百万香港人头上。面对新疆无数人关进了集中营而家破人亡，中共不但拒绝联合国人权官员去调查还宣称：今天新疆人民的生活比蜜还甜。
当然我们知道，真相掌握在当权者习近平手中，而他散布的只是掩盖真相的谎言。不幸的是各国的政客们也都学起了中国传统谋略，不但“声东击西”，只要那个谎言清新美好，胜过眼前惨不忍睹的现实，明明知道中国是没有真相的国家，也都丧失善恶判断，成了帮助病毒传染他人的带毒者。
传播谎言就是再一次屠杀真相，而忘记了受难者，我们也就不再是幸存者。
北京天安门广场大屠杀过去了三十二年还没有揭开真相，那就是谎言掩盖的成功了。而民主国家的政客大都避而不谈天安门发生的大屠杀，也给习近平政权把中国梦推向世界铺了路，至此，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瘟疫走向的各国城市乡村，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
三十二年前，民主国家看到了东西柏林墙垮塌，人们都以为共产党寿终于二十世纪。但全球最大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倒下，他们以二十多万兵力镇压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运动，又很快擦干血渍，把广场纪念碑的枪洞修补好，把十三亿人民的头脑用谎言一个不少地过滤了一遍。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东欧解体后毫发无伤，还成为拯救了马克思主义的救星。
是的，谎言说了三十二年，最终会感觉真相也变得不可信了。然后，共产党以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发展起来，很快又成了共产党老大哥，开始叫嚣踏平民主国家，完成独裁者称霸全球的红色帝国梦。这个政治悲剧随时会在各国上演。
我们明明知道谎言重复千遍也还是谎言，而且真相掩埋得再深还是真相，谎言也和病毒一样从未离开人类，它如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一样是靠传播才能生存延续。只是网络的兴起，信息真假混杂，把人们的情感记忆也褪了色，这当然也是一种隐形病毒。所以，当我们回忆历史教训和现实带来的痛苦时，都会被数字和谎言再次冲淡。天安门受难者成了失去灵魂的数字，甚至在数字里都没被包括。也令今天失控的大瘟疫，如打开的潘朵拉盒子，不断地在各个国家变异散播。我们面对没有源头也没有名称的超级杀手只能成为谎言迷宫里的囚徒。
而这一切在天安门大屠杀之后是本不该发生。
是的，谎言和病毒混合在一起才是瘟疫，才能传播。谎言所到之处就是病毒发作之地，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巴西还是印度，只要政客们隐瞒疫情，病毒就会不留死角地传播。一场连发源地都不明确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最终野蛮地成了流行世界的大瘟疫。
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正是发源于中国极权政治的中心。如果在三十二年前，中国共产党和东欧国家同时解体的话，如果西方政客还记得发生在北京的那场大屠杀的话，就不会有今天这个连名称都被掩盖的大瘟疫游荡在我们的空气中。香港人每年的悼念和警醒也还会在这大瘟疫中还会走进维园广场。可悲的是预言的灾难不断地重复发生著。中国共产党又趁著大瘟疫蔓延，重复了在天安门广场把自由女神像推倒的霸行，推倒了香港的自由灯塔，立起了《国安法》。
香港的沦陷让世界看到，自由和民主在强权之下如坦克面前的人墙，瞬间就会被碾压过去。那些为民主自由而绝食的大学生和老师，那被军警捆绑压在皮靴之下的女学生，还有和警察试图讲理的白发老婆婆，其中还有以死抗争的舞蹈女孩和年青的歌星，很快与三十二年前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一幕幕重合了。
记得我去维园广场参加香港支联会组织的悼念六.四受难者活动。香港市民携儿带女举著蜡烛进进出出，像走进庙会般习以为常。我和司徒华还有刘千石、黄霑、李兰菊等人也志同道合，大家充满激情，相信中共极权如此暴行天道不容，香港的自由之火，一定会蔓延中国大陆。在天安门广场那些天里，他们浑身汗透地穿插在学生队伍里，送去雨伞帐篷和香港市民捐献的雨衣保温杯。直到开枪镇压的最后一刻，香港的大学生才穿过枪弹离开广场。记得瘦小的李兰菊一说起天安门广场就泪流满面。当作家苏晓康被营救到香港时，我兴奋地带着房地产商秦老板赶到沙田丽豪酒店。见到苏晓康后秦老板当场开了支票一手交钱一手放人。在香港读书长大的孩子们，不会想到共产党的坦克会开进香港大街的。黄雨伞运动就是年青一代感到了民主普选无望便展开了抗争。紧接着铜锣湾书店人员被抓捕失踪的政治恐惧开始蔓延，中学生和大学生便义无反顾地走向反送中运动，重演了从天安门广场的游行到与政府对话绝食，最后被镇压抓捕入狱的每时每刻。
今天，六月四日的香港维园广场也成警察巡逻的天安门广场了。也验证了历史真相被掩盖，那就会重蹈覆辙的恶咒。当然，又是同样的谎言：《国安法》是为了稳定香港的繁荣。
但被掩盖的真相还会以相反的方式提醒人们。比如：六月四曰这一天，天安门总会戒严修整，警察军人也都不准休假，经历过“六四”运动的无论老人还是青年，也都被拖出北京旅游，或者在家被拔掉电话，警察住进去近身监视他们过完这一天。甚至在网络中“六月四日”已是禁词，谁写了就抓捕谁。
长期的极权监控，人们就失去了权利和尊严，情感已演化为利益，抵抗和推动社会变革的激情己被金钱和安全感取代了。人民渐渐变得麻木不仁，也不再区分谎言和真实。长期看着中央新闻生活的人们，如被不断地打疫苗，已对人权和民主产生了抗体，习惯了和极权病毒共生。被洗脑七十多年的三代中国人，当看见香港人反对专制走向街头时，反而害怕“自由病毒”会伤害他们的太平盛世。更是仇恨新疆维族人活在天堂里还闹事，就应该被关进集中营。
的确，谎言比真相要动听，要不谎言就没必要存在了。对撒谎者而言，谎言是要掩盖黑暗，要远离真相，让听谎者忘记现实，活在期望中得到些快感。有时我们还看到说谎者也常常被自己的激情感染，以至于真相里的受害者就成了他可以摆布的群众演员了。我想，魔鬼先是钻进了自己创造的“真实”之中，然后又被眼前的听谎者所感动了。之后，他只能不断地掩盖现实，也让听谎者把真实世界看成假的。而我们就成了他要灭绝的“谎言”了。
一九八四年我在北京看了奥威尔写的《一九八四》。他使我看到了面前老大哥的脸。看到了我和温斯顿的生活没什么两样。我上班编杂志有党审查著每一个词语，下班有警察敲门进来查看有什么人和你见面。但我们还能偷印地下刊物，躲在灯下大声朗读著奥威尔名言：政治语言的目的就是使谎言听起来像真理，谋杀听起来值得尊敬……。去寻找著自由和思想，还大谈伍尔芙在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沙龙，向往著英美言论自由的生活。
多年后，我被流放在伦敦了，中国红色瘟疫也从万里之遥悄然而至了。只是作家笛福在《伦敦大瘟疫》中描写骑着灰马的瘟神已换成红马。我亲眼看着他坐在英国女王车里，行走在红色The Mall大街。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在伦敦也变成了现实。马克思加列宁主义的中国变体病毒不再隐形于中国，只要有空气的任何社会它都会生存蔓延杀戮生灵。但英国政客却说是“黄金时代”。这就使得谎言寿命比说谎者更持久了，而且会成为事实成为我们的生活。的确，华为的5G信号传播器已经架在了我的街口。
我想到了《圣经》里耶稣对围着犯罪妇女的众人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拿石头打她吧。众人便低头退开了。这本是表达耶稣宽恕了罪人，因为人人都有罪。但在中国的教科书里，是耶稣看到众人退去后，自己拿起石头打死了那个女人。而且还要给耶稣加上一段演说：“我也是个罪人。但如果法律只能由毫无瑕疵的人执行的话，法律就只会死亡。”这种中国版的耶稣，就是让谎言国际化，就是让人们不要相信宽恕和同情。在这个大瘟疫期间，我就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是如此冷血。起码英国已经因为传播“黄金时代”而走进了如二战时期的至暗时刻。
也许我们能够被眼前的大瘟疫惊醒，也许我们能从三十二年前的天安门广场看到今天的鸽子广场，看到受难者的绝望想到你不过是一位幸存者，你会珍惜未来。会有激情守护自己的信念。那就是：不要与独裁者为伍。独裁者只有甜言蜜语和金钱利益，他不过是穿着谎言的外衣在欺骗众生。只有揭开中国政府的谎言，才会暴露武汉新冠病毒的真相。才能让自由的空气把病毒击败。
于2021年5月18日伦敦树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