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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沙家浜伤病员的真实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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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1916年出生在江苏常州武进,家境不算富裕,也不是太穷。爷爷让儿子六岁就去上私塾,后又叫儿子学中医,希望儿子长大成为一名普救苍生的医生。父亲没有辜负爷爷的期待,中医学得很不错,这个医术在之后的军旅生涯中还真派上了用场。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性格很温顺,是一位不会去反抗父母长辈的好儿子。可我猜错了,父亲在1938年瞒着家人参加了新四军。

这一年正是中国进入轰轰烈烈的抗战岁月。新四军的发源地和总部就在苏北、皖南这一带。看来父亲还是比较孝顺的,没有离家太远。当时的全称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队伍由项英创建,全权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实质上不受当时的国民政府指挥。

战争年代的兵,不像和平年代的少爷兵般安逸。他们每天面对的都是血腥残酷的战场。父亲在一次又一次的大小战役中,负伤累累。并有弹片留在肺叶终其一生没法取出。一次又一次的受伤,那么一次又一次的养伤。最骇人听闻的是在老坟洞里养伤,父亲就经历过这种坟中养伤的滋味。

父亲回忆说:那空坟里面是棺材尸体早已腐烂完了,并和泥土溶为一体。他们的伤员连单架直接推进那个坟洞里。伤员躺在里面,没有消炎药服用,更无盘尼西林针打,全靠自身的免疫力来抗枪伤刺刀伤的炎症。吃的都是老百姓傍晚偷偷送进来的一些米汤稀粥之类的食物。

后来大部队的伤员实在太多,也找不到这么多老空坟了,就用小船绑成一排排类似可以躺人的“病床”,全部隐蔽在芦苇荡中。方圆几百里的水泊湖面,一片片芦苇,一层层芦花形成天然屏障,陌生人很难找到,就算把船开进去,可能已无方向感找不到北。因为面积太大,大批伤员在芦苇荡中非常安全。

此真事,后来有文人把它写成纪实小说《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伤病员的斗争纪实》,后又有编剧把它改编成剧本名为《芦荡火种》搬上舞台,由上海沪剧团首演。剧本在文革中移植到京剧,也就是家喻户晓的《沙家浜》。

1945年抗战结束后,“新四军”的番号没有改变。直到打那场著名的内战“淮海战役”,民国政府称“徐埠会战”,那时的番号改成了“华东野战军”。指挥实权在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几位将领手中。父亲从抗日战争时的白皮肤书生兵(母亲说父亲年轻时皮肤白细,我认为父亲皮肤一直很白细),经历了淮海战役,强渡长江天堑之战,进南京城一役,也是第一批进上海的中共军队。父亲早已是名符其实身经百战的军人了。

可能父亲上过私塾有点小文化吧,进了上海后他负责守护孙中山故居,位于香山路。我现在想想父亲当年这活,算是非常好运气啦!起码不用睡在上海的大马路上了。

父亲那代的军人,大多数是工农子弟兵。像父亲那样上过学,会开中药方,还写得一手漂亮小楷钢笔字的军人,自然也会成技术含量最高的兵种:炮兵团。

1949年内战尘埃落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父亲进京参加了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上天安门城楼肯定没他份,在那军人方阵里做个小兵兵,向城楼敬个礼,走着正步高兴一回呗。

1951年父亲在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后,就入朝鲜参战了。父亲说:朝鲜战争是一场血肉模糊的战争。许多战士都是因为保暖服装及装备不够而冻死的。食物水的供给都跟不上,冰雪当水喝,啃着石头一样的冷馒头。本来就满身枪伤的父亲,这次把胃也彻底破坏了。从朝鲜回国几年后,做了三分之二的胃切除手术。

1953年下半年父亲从朝鲜回国。部队南下浙江,是不是想从舟山岛打去台湾不得而知,既然仗打不成,部队就在江南一带歇息下来了。野战部队不打仗,突然安逸下来,肯定令人闲得慌。也令众官兵不知所措。部队首长下令,一定级别的军官可以组织帮忙找老婆成家。当然,年轻的小兵自己有本事找或回家乡成亲,全部一路开绿灯。当时的地方组织部官员,都成了红娘,通俗称媒婆。母亲是绍兴人,就是当时的组织红娘介绍的。

哥哥出世时父母亲还享受着“供给制”待遇,家里一切开销加保姆费均由部队负责。不久马上转为“薪给制”了。父亲一百多元一个月的工资,在当时简直就是巨款啦。母亲说当时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四元就够了。此时父亲在亲戚面前,成了有求必应的“黄大仙”,往常州老家给亲戚寄布,都是一匹一匹寄……若干年后居然有亲戚开口要买私人汽车。打了半辈子仗的父亲,可能觉得钱没什么大用场。更没有储蓄的习惯,当老婆孩子一大家子后,才知道没钱寸步难行,现实生活狠狠地教训了他!

父亲部队在杭州停留下来了。因为,是野战部队的关系,家属一律不准住进军营里面。所以,我们当时就住在清河坊,胡庆余堂大宅。原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府上。那时我还没出世。母亲回忆那大宅的气派,那华美和古典,那雕梁画栋,那回廊格局,那厢房书房,任何一间都可以成为今天古建筑的顶尖艺术品。可惜当时的接管者不懂,乱拆乱改。真是元青花缸入了腌菜妇人手,拿来腌菜正好又顺手。

政权稳定了,不需打仗。庞大的军队分去四个领域搞建设:造铁路,挖石油,新疆种棉花和水稻,还有就是建水利发电站。父亲分在第四个建水电站。

1956年父亲正式脱下军装,转业派去属杭州地区西南部的新安江,建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发电站。父亲被特别任命为新安江特别行政区区长。当时那个地方非常荒凉落后,分三个地名:紫金滩、长滩、汪加。发电厂建成后,才总称新安江水电站。现在又称千岛湖。母亲很小资加娇气,不肯跟父亲去那个渺无人烟的乡下地方做第一夫人。她宁愿呆在山水迷人、景如仙境的杭州做小老百姓。

新安江两年后就建设得非常好了。因为,此项目是国家重点工程,由周恩来亲自监督。当时的水利部部长是傅作义,实际上他基本没有话语权,担了个虚名。父亲三个月去北京一次汇报工程进度和具体工作。当时周恩来、朱德和夫人及全家(儿女孙子)等其他大领导都来过。母亲后来回忆说:见中央首长,在新安江就是小菜一碟。母亲其实不久就去了父亲那里。

既然是重点工程,那么一定聚集了苏联东德的水利专家。还有大批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生,还有上海天马电影制片的拍摄剧组(他们负责拍摄大型纪录片),还有全国最好的外科医疗团队。还办了中国第一所水利电力中专学校。还有外宾招待所,随时可接待其他国家的专家。这些部门都算父亲属下部门。新安江当时算特供区,牛奶牛肉白面等等必须保证供应,因为,有太多老外水利专家。

1960年第一台机组开始发电。那个美丽优雅的城市——淳安,终于安静地躺在水下至今已有60多年了。意外的是完整保留一批珍贵的文物。被人遗忘的角落,却躲过了岁月的劫难!1962年开始,父亲辈这一代曾经都是军人的建设者,开始分批撤退。

父亲名字叫正中,做人做事正规,中肯。规规矩矩,有始有终。新安江建设工程完毕,一大批南下老干部都要重新分配工作岗位。很多人的级别都是地市级的干部,父亲让他们先走,他善后。他们无意间占了先机,去了浙江各个地方做市长、地委书记去了。此时的父亲像一个厨娘,盛宴散了,客人走了,剩下他独自在厨房清洁洗碗,扫地擦桌子。

这也是令母亲非常生气的地方!母亲晚年曾说:那些先离开的干部,他们的级别没有人高过你父亲,怎么就留他一个人打扫后院?!我说:俺爹觉悟高呗,谁叫他是特别行政区区长,哈哈哈。时间拖长了,等父亲上任的单位不耐烦了,搞四清运动的干部都回组织部等工作,正好你不来报到,别人上了。省城杭州已开始控制人口了!

等我们全家离开新安江,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时,已经快要开始那个乾坤颠倒的运动。这运动被称为史无前例,一点没错,人人参与其中。这运动也是人性善良与丑恶的大展示。我们一家初来乍到,对这个城市一切都是陌生的。包括人与人之间既无特别熟的好朋友,也无有过节的朋友。

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父亲胸前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头衔的罪名太普通,就再加一条吧:叛徒!这个罪名比较刺激和抢眼球。父亲责问:叛徒从何说起?!证据何来?造反派领袖振振有词地说:你从抗战打到抗美援朝,怎么就没死呢?别人怎么就牺牲了?!由此证明你肯定在敌人面前,多次叛变才保命下来。他们这个推理,认为很聪明很智慧……

虽然如此境遇,父亲总是很平静。此时的母亲也突然开窍,在父亲面前宽慰说:咱们还好才来此地方不久,工作中也没和什么人有过摩擦。这个运动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个人恩怨大复仇呀!你斗我,我斗你,互相揭发,互相打小报告……母亲的洞察力和睿智终于显示出来。

母亲的预测很准确,父亲没有“仇家”,除了陪斗还是陪斗,比别的走资派处境好多了。

世上万事永远都是人算不如天算,当样板戏《沙家浜》红遍全中国后,父亲突然得到了优待。《沙家浜》中的伤病员是那个年代的英雄,是泰山压不倒的“十八棵青松”,台上银幕上天天都在歌颂他们了。这样的环境下,父亲减少了运动压力,陪斗少了很多。走资派和叛徒的帽子还戴在头上。工作不能恢复,那个词叫:靠边站。可隔三差五地被叫去党校讲一堂《沙家浜》革命历史课。

听父亲说:听课的群体,最关心的是不是有一个阿庆嫂。就如京剧电影里那个洪雪飞般风情万种。父亲回忆说,交通联络站不可能只是一个,在那个动荡的岁月,怎么地也会有二至三个,方便机动联络。父亲说话从不会迎合形势,更不会讨好造反派头头。芦苇荡中养伤的伤员也不止18位,36位也不是确实数字。文学是文学,演戏是演戏,真实历史不容胡乱编,更不能瞎说……

在此段日子常常有外调人员来我家,叫父亲签字确认他的战友是反党分子、叛徒等等。因为,他们老战友全在地方上当了官,也都成了走资派。父亲断然拒绝,没有签过一份“确认书”。

《沙家浜》戏曲走红,真正的伤病员也还是那个走资派、叛徒!滑稽不?

一个人的精神压力兼抑郁,可以很快把人的身体弄垮。父亲由于打仗受伤过多,被评定为二等一级伤残,全是内伤,有弹片还留在肺叶中(有军人伤残证,每年有几十元伤残津贴可领取)。此刻的父亲身体状况极速变坏。肺叶萎缩,压迫心脏,最后成了肺心病。

父亲的情况,在他们的战友间传开。记得1970年代初,我家巷子口,常常有地方军分区首长用的吉普车停着,都是父亲还在部队的老战友来看他,并带些好药或特效药来。药可以治病,可不一定能救命。文革没结束,父亲就走了,不到花甲。我们几兄妹,二位还在上中学。

很快父亲走了的消息传到北京战友那里,那些战友都是进了中央机关重要部门的大员了。他们写信到我们当地的政府部门,要求妥善处理父亲的后事,包括家属,包括平反。父亲的葬礼很隆重,仅花圈就超过260个,也算虚幻的极至哀荣一番。

平反暂时没门。父亲真正平反,是在1977年后。

父亲走前给母亲留下三个字:想不通。我认为也可解读为:不明白。“想不通,不明白”其实包括了当时所有人的问号。

人性本应该是善良、美好、诚实的,可现实似乎没有空间可容下。

父亲一生善良正义,刚正不阿,清廉方正。人生两个亮点:沙家浜伤病员,新安江水电站的开拓者。这个中国第一个水力发电站,现在成了旅游胜地“千岛湖”了。

真正的历史应该是真实的。一个懂得反省的民族才会有希望!

此文只有4千多字,只能算父亲的人生片段。那批沙家浜伤病员差不多均已作古,借此拙文希望给那个战火年代,添上真实的一笔!

责任编辑: 吴量  来源:新三届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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