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全国开展“大跃进”运动，公安机关也搞起“大跃进”，造成巨大的人间悲剧。（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1957年秋，我考入北京政法学院，正赶上反右派斗争，亲眼目睹院长钱端升被送到礼堂进行批斗。他在整风运动初期给院党委提了几条意见，一点也不尖锐，却在他出国后将他划为右派。1958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
笔者生来有幸，赶上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能够亲身体会到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明白很多道理。尽管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我也曾险象环生，但每次都能安然度过。比起那些遭到灭顶之灾的无辜的同时代人，我是很幸运的。
1952年暑假，我还是一个上中学的少年，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安徽省在芜湖市举办的中学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任务是帮助老师交代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为期三个月。因为我政治觉悟太低，什么也不懂，对老师毕恭毕敬，说话有时还脸红，帮助老师更是无从谈起，于是当上了义务勤杂工，打扫室内外卫生。不过开批判斗争大会时，我们学生代表都参加，看到尊敬的老师被人指着鼻子羞辱、谩骂，真不是滋味，既同情又无奈，害怕出什么问题。
把全省一千多名“有问题”的老师，集中到今天的安徽师范大学改造思想，是安徽教育界解放后的一件大事。大学建筑物围绕褚山，风景十分优美，站在山上，滚滚长江就在脚下流淌。只要有空，还是孩子的我们，到山上尽情地玩乐。可是，自从有几个老师过不了关，吊死在褚山的树林里，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敢上山了。
思想运动改造结束后，一些老师神秘失踪了，后来听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被抓起来了。
1955年、1956年的内部肃反运动中，母校舒城中学最好的语文、数学和历史老师，两个自杀，一个被逮捕判刑，死在劳改农场（1978年后都平反了），又一次震动了我。余悸未消，1957年秋，我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正赶上反右派斗争，入校不久的一天，亲眼目睹院长钱端升从印度访问归来，学校从机场将他直接送到礼堂进行批斗。他在整风运动初期给院党委提了几条意见，一点也不尖锐，却在他出国后将他划为右派。在整风运动开始不久，中央派他代表中国法学家出国访问，他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局。1954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毛泽东亲笔写信给他，聘任他为宪法总顾问，毛的亲笔信学校还作为校史展览过，说明他在法学界的地位是很高的。钱端升和学校很多老师、同学被打成右派的事实，使我深刻认识到“祸从口出”的道理，从此小心翼翼，不敢胡言乱语，安然度过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
1958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提出短时期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英（国）、赶美（国），十几年内甚至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于是“大跃进”、公社化、大炼钢铁如火如荼开展起来。我们学校也建了十几座小高炉，用木材和煤炭炼铁，我也积极参加了，炼了几个月，一块合格的铁也没炼出来。1959年春天，饥饿在全国逐步蔓延起来，到了1960年，由于饥饿，营养不良，我也得了肝炎病、浮肿病，三个多月不能上课，住院治疗（那时医院人满为患，住不上医院，学校腾出十几间房子，安置病人，医院定期派医生来看看）。所谓治疗，就是不上课（那时北京的学校体育课一律停止，有的学校上半天课），卧床休息，减少热量消耗，增加点营养品。三个月我得到2斤鸡蛋、1斤猪肉的营养品补助。到了这年年底，全国先后有几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其中包括我的两个在农村的叔伯堂兄和我的亲姐夫。可是就在1958年，亩产几千斤、几万斤、十几万斤粮食的新闻报导铺天盖地，国家领导人还为粮食吃不完发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