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新闻编者按：《立场》今年4月透过人权监察协助，接触到目前定居法国、曾于2017至2019年间被囚于新疆看守所及再教育营的维吾尔人 Gulbahar Haitiwaji，透过电话进行越洋访问。
Haitiwaji被囚期间，其女儿 Gulhumar Haitiwaji曾多次为母亲公开呼吁，及向法国政府求助。今年初，Gulbahar在法国记者协助下出版自传《Rescapee du Goulag Chinois（中国的古拉格幸存者）》，及接受法新社、法国电视台 France24等媒体访问，讲述被囚经历。
欧洲多国议会近日通过议案，就新疆人权问题表态，中方多次提出抗议，否认任何有关新疆“集中营”或“种族灭绝”指控。上月26日，新疆政府就世维会计划召开“维吾尔特别法庭”听证作出回应，再指“种族灭绝”之说是“世纪谎言”，并点名批评部分自称再教育营地受害者，包括指控 Gulbahar Haitiwaji是“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分子”，品质低劣、私生活混乱，“她说的话能信吗？”。当局未提及 Gulbahar是否曾被关押于看守所及再教育营，但否认她曾于2017至2019年遭拘禁虐待，亦承认2017年曾对 Gulbahar立案侦查。
那31个月里，Gulbahar每晚都会默想一遍日子：2017年1月29日被关进克拉玛依市看守所，1月30日第一次提审，4月1日到20日被人用脚镣扣在床上，6月5日被送来教培中心……
Gulbahar Haitiwaji是维吾尔族人，1966年生于新疆。80年代大专毕业后，Gulbahar与丈夫 Kerim Haitiwaji曾于新疆克拉玛依的石油公司任职工程师。2002年，因无法忍受工作上维吾尔族人与汉族人的差别对待，Kerim先后到过哈萨克斯坦、挪威、法国另觅工作，最终在法国定居并获难民资格，Gulbahar则在2006年带同当时13岁及8岁的女儿与丈夫团聚。
Gulbahar Haitiwaji与丈夫 Kerim Haitiwaji（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定居法国十年，2016年11月某天，Gulbahar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是旧公司人员，告知她要亲自回新疆一趟办理退休手续。Gulbahar不虞有诈，登上前往克拉玛依市的班机。
抵埗不久，Gulbahar就被带到派出所。警察由早上9时多，一直审问她到晚上，关于一家在法国的生活、丈夫的工作、小孩的学业，逐一质问，又扬起一幅她大女在巴黎手持东突厥斯坦旗的照片。警察最后暂准她离开，但扣起了她的护照，又下令她去老家伊犁或其他城市前，必先获他们批准。
Gulbahar早年几次回乡探亲一直没有阻济，当时也未听说过政府大举抓捕维吾尔人。但在护照扣起后，Gulbahar开始隐隐忧虑，“我是不是永远回不去法国了？是不是永远看不到家里人呢？”
2017年1月22日，Gulbahar在伊犁的老家，正准备过春节，忽然接到警察电话，说要回克拉玛依签文件。Gulbahar问，过完春节再签不行吗？对方说，回来谈一谈，就把护照还你。Gulbahar想到可以回家，兴高采烈买了回克拉玛依的机票。
Gulbahar Haitiwaji和她的两个女儿。左是大女儿 Gulhumar Haitiwaji，母亲被囚期间，她曾多次公开呼吁，及向法国政府求助。（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再来到派出所，Gulbahar等候了两个多小时，拿不到护照，却来了两男一女年轻国保，小的不过她女儿这样大。他们把 Gulbahar皮包里的钱、身份证、耳环、所有的东西翻出来逐样登记，把她带到医院体检，量身高体重，又录下她的声线。最后国保把她带到克拉玛依市看守所，要她在拘留书上签名。
拘留书上的罪名写著：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Gulbahar不肯签，说自己什么都没有做，但很快意识到在那环境里反抗也是徒劳，唯有就范。警察随即勒令她换上囚衣，在她脚上锁上脚镣。
这是 Gulbahar失去自由的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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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lbahar一直搞不清楚自己被关押的原因。警察一天说她“扰乱社会”，另一天又说她“组织领导恐怖活动”，是恐怖分子。
看守所里和她同一囚室的尽是维吾尔人。Gulbahar听说她们被关的原因，有人是因为去过土耳其旅游、有人去过麦加朝圣、有人因为做乃玛子（namaz）、有人戴了头巾，或孩子在外国念书。Gulbahar在看守所的5个月里，囚室也越挤越多人，容纳12人的囚室，由1月进去时的只有9人，到后来共挤了30、40人。
按 Gulbahar忆述的看守所环境模拟图
看守所的日子是无时无刻戴着脚镣，及直逼体力承受边沿的军训。Gulbahar说，囚室里面17到70岁的女人都有，常有人军训期间体力不支晕倒，被警察粗暴拖出房间。
起初她们都非常害怕，但原来恐惧也可以麻木，“后来天天见人倒下去的人，我们也习惯了，不害怕了。”
Gulbahar形容，看守所的条件特别恶劣，一日三餐都是稀饭或几个馍馍，身上衣物无一可以更替，她及同一室的女囚更曾有20天以上无故被锁在床上不得走动，方便都得靠互相传递便盆。
看守所的记忆里还有老虎凳。Gulbahar在看守所期间共提审了三次，每次的日期她都记得，负责提审的警员全是维吾尔人。脚上扣脚镣，手戴手铐，由两个警察推著进去审问室，扣在老虎凳上，要她供出自己和家人做过什么违法行为。她试过抵抗。
…我没有！没有就是没有！我从没有参加过什么反对中国的行为！
你好如实交代，在法国也有我们的人。
在法国有你们的人，我就特别的放心！
这什么意思？
你们的人就知道我有没有做过违法行为！…
这种每次以五、六小时计的争持，始终是徒劳。“最后他们知道我老公参加是世维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DUQ）成员，参加世维会的游行，说我就是恐怖分子的老婆。说我作为中国公民，没有报告我老公的违法行为，这就是我的包庇罪。”
囚于看守所五个月后，Gulbahar被送往位于白碱滩区的“教培中心”。
Gulbahar觉得，教培中心与看守所相比，前者吃饭睡觉的条件虽较好，脚上也没有脚镣，却是另一种精神折磨。她在教培中心接近两年，每天就是疲劳轰炸式的政治教育，及全方位规训与控制。由语言、文化、宗教，到身体。
Gulbahar说，教培中心里不能说维吾尔语，学员只能用汉语交谈，被发现违规会被罚跪下用手擦厕所及走廊。祈祷更是想也不能想的事情。Gulbahar在见过警察把两个女人戴上手铐，送去看守所。那些警察说，她们在宿舍里念经和祈祷。
“不可能，她们可能是换衣吧，在里面没有人敢做（祈祷）这样的事情。”
每一、两个月一次，学员会被带到一间大房里面做“大排查”，列队把衣服脱光，蹲在地上，检查她们有没有偷藏着违禁品，例如刀片。每年春秋两次，教培中心都要学员打预防针，说是流感疫苗。Gulbahar说，好多年轻女学员打针后，都说月经没有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