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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师傅: 可耻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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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当代水墨。

若以知识分子的境遇为主线,近期有三起风波可以合并观察:蒋方舟受邀赴日交流的往事纷争,复旦姜文华杀害王永珍书记一事,以及知名学者葛剑雄与网友争辩大历史观。

蒋方舟并未隐瞒过赴日考察一事,当年她在微博上有过近乎实时化的谈论,后来还出版了一本随笔集,详述霓虹国之旅的见闻与感悟。从她卷入风波后提供的信息看,这本书销量15万册,证明即使存有历史的心结,畅谈中日文化差异的内容仍然很受欢迎。

针对蒋方舟的这场舆论风暴,看似是有人错误地点燃了情绪,但其来有自,微博上左边阵营的网民发动了攻势,他们试图重新定位她东瀛之行的性质,冠之以“接受日本资助”“替日本说话”等“资日”标签。

给对方贴上政治不正确的标签,向来是大范围辩论的技术手段。它的优势很明显,置对方于不义之地,让对手陷入不断解释的麻烦中。这是一种节约型的论争模式,当道德高地上占满了人,空气被快速耗尽空气的情况,会被网络战士下意识地采用。

蒋方舟遭此一劫,一以贯之的大背景,可参考中国人评判日本时普遍存有的屈辱史观。要是讨论具体成因,可沿着疫情脉络找寻借力打力的突发事由,“风月同天”所象征的两国民间温情,微妙变动,反复无常,激进国民又如何在疫苗外交的东亚格局中自以为义,饮冰自强。

外交部被迫表明官方立场后,看似无意于管控民间舆论中激进的民族情绪,可也带来实际成效,网络批斗会匆忙散场,蒋方舟承受的压力骤减。暴风骤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从公共知识分子的谱系看,或者对标前网络时代西奴网的标准,蒋方舟肯定不是最有代表性的。这么多年来,随着社会形象被黑化,公众影响力消亡,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没有实体,变成了幽灵一样的存在,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被当作民间意识形态的标靶,在灵魂上反复遭受鞭打。

其实,在有关文艺品质的大众点评上,蒋方舟似乎受制于隐隐约约的嫉妒,经常收获“即使……也不过如此”的差评。但这一次,蒋方舟激发了某个阵营新鲜的兴奋呐喊,根本原因还是公知颓败的趋势下,她被援引为“公知”的肉身,遂行贬抑公共知识分子的老套路。

蒋方舟遭受批判时,她过往言论被发掘出来,成了谴责其犯有原罪的“证据”。

往事并不如烟。对蒋方舟如此,对葛剑雄亦是如此。

只不过,批判蒋方舟的人群,与对撼葛剑雄的人群,没有共同的价值观,近似两种人类。前一种人群,表现出对标靶人物的愤怒;后一种人的情绪中,则以失望为基调。

而导致这次群体性失望事件的,似乎是葛剑雄没有坚守他“葛大炮”问责政府的作风,像是放弃了对体制机制的批判思维。

稍微了解一下舆论监督史,十多年前两会报道中的葛剑雄锋芒毕露,自诩为“公共品”,是媒体记者可信赖的采访资源。他对社会问题有直率的发言,对问责型政府抱有热情,每每以口若悬河之论成为两会内外的焦点人物,风头强劲一时无两。

本次争端具体的导火索是,他用“历史选择”对“合法性”作出了正面阐释,在他的支持者(退一步说是对他抱有好感的人)那里,一种论调传播开来:“葛剑雄打败了过去的自己”,“葛大炮成了大礼炮”,等等。

文人论政的葛剑雄,当年风头有多强盛,此刻,人们觉得被他背叛的感觉就有多深。

出人意料的是,对于如此这般的非议密集阵,葛剑雄不仅毫无愧色,似乎还激发了他的斗志。他挑选了官微评论区留言,与质疑他品格的网友唇枪舌战,好一场疑义相与析。

葛剑雄不接受对他的责难,依据是网友没看到他讲座的全部内容,只从几张PPT入手批判,他不能忍。具体的驳论上,葛剑雄似乎也也展现了某种风度:他从历史的基本定义入手,构筑反击其他辩友的阵地;然后,他进攻了,立足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不同,向对他发出嘘声的人分发了虚无主义的帽子。

还以为这场社会大课堂的辩论会向纵深演变,哪知道葛剑雄在重申一些简单的知识点后,高挂免战牌,宣布停战。

纵观这一不算长的整个事件,葛剑雄以“答网友问”的形式维持了他光辉形象的最后一点痕迹,但这种刻意为之的知识分子作风,无改他抓住时机、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崭新葛剑雄的外部观感。

在失望的人那里,会痛惜葛剑雄的改变。可对他而言,这次争端,兴许会让他长舒一口气。在公共言说的环境及意见市场的颠覆性变化后,他不用再继续扮演那个阶段性、不合时宜的角色。他再也不必假装与支持者完全一致,他在失去受众的同时巩固了一直拥有的体制 大陆位。

最大的好处也许是,葛剑雄终于可以公开拥有一体两面的复杂人格。这场争端,不该仅仅理解为葛的挫折,也许更可以视作他的解脱。在参政议政的黄金年代激流勇进,葛剑雄享受了公共知识分子的高光,又终于在众声喧哗中顺从命运机会,重申他出世与入世的新哲学。

依据颠倒众生的新路标,葛剑雄将温顺地走进他历史地理的舒适区。

卷入争议的蒋方舟和葛剑雄,不管公开表现是解释还是抗辩,恐怕都要在无人处省思那如影随形的过去,在眼下暴露不确定风险的个人史,要在各色人等各种吁求的冲击下,翻查自我,找出答案,不只为应对眼面前的纷扰,还要对未来有所交代,有所预备。

知识分子何以自处的问题,不只是知识分子要求解的命题,其背后也是成千上万国人如何选择自处、巨轮一点点缓慢挤压的产物。

复旦数学系王永珍被杀一案,演绎出坊间各种解读。个体的上下求索,大学同僚互为地狱,前因后果之间,一点点想象知识分子间枯燥而致命的相逢。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同情什么,斥责什么,人群中充满了无法妥协的二元立场。

大众接受了这么一种解释,把姜王二人抽离出来,将这起惨剧概括为“非升即走”制度(预聘制)下的残酷内卷,血腥且无意义。

这个总结是不是准确,究竟对不对,暂且不论。但这样的聚焦点不是哪个人的偏激认知,而是街谈巷议的立脚点,要说没有消极影响是不可能的。如此一来,大学预聘制在前沿被蒙上阴影,成了谋杀案连锁反应的看点之一,也成为肉食者谋之的舆情问题。

在论文打假中获得信任的饶毅,以预聘制的总设计师身份,站在了捍卫预聘制的第一线,试图把凶案与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划清界限,要推翻凶杀案舆论的第二落点,抵消流血事件对预聘制造成的“寒蝉效应”。

本来可以做壁上观的饶毅,通过介绍中国式预聘制的顶层设计,加入了青年教师在学术阶层生死流动的大争辩。联系到他此前在论文打假时声势浩大、最后徒劳无功的举动,这是饶毅在公共事件中首次大胆尝试,用消耗他公众美誉度的方式来为一项制度站台。

在饶毅的看法中,预聘制是大学人事制度的全部寄托,是唯一能够抗衡旧势力的新力量。复旦惨剧不该被理解为预聘制的缺陷,因为预聘制正在一点点解决问题。

饶毅的发言得到了不少赞赏,被认为是理性、中立、客观的持平之论。问题是,饶毅在超越姜王悲剧抬举预聘制的先进性时,偏离了论文打假时身为科学家的立场,不幸落入了大学新势力官僚的窠臼。

属于姜、王二位当事人的时间已经结束,榨取式人事制度改革的悲剧尚未反思,饶毅已在言之凿凿地描绘预聘制蓝图,不容侵犯的现实与未来。即便那么自信,饶毅也在撰文中也承认,预聘制排头兵的北大清华只做不说,像尤达大师守护原力那样秘密行事,苦心孤诣地隐藏预聘制改革的文件,好似在守护大学复兴的惊天秘诀。

在过去、现在、未来这条时态的长河里,有人被吞没,有人在高唱赞歌的主旋律。可见,学术无禁区,但学术有等级。

饶毅、施一公在复旦一事上辩护性质的发言,体现了学术建制派中号称清流的留洋派一支,尽管在高调打假上受制于学术机制本身,却仍不妨碍他们将自己视作例外,将姜王视作“异类”而不是某种意义上的代价,所以不妨碍他们以改良派自居,高谈阔论。

三起事件中的知识分子,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在他们无法与他人分享的内心世界上,一般人也投下了杂乱的影子,在比自己更宏大的领域,舍弃了希望的共识,拼凑着无希望。

对于有声誉的知识分子来说,过去是危险的,因为它确立了某种道德的高标准,暂时带来名利。可也让人们有了渴望,要求他们遵照高标准继续行事。可谁能知道,某一天,当初将他们推上高处的人群会分化,会改换立场,从支持到批斗,从同路人到义务审查者,点燃危险的现在,并顺着网络留痕将火苗送至过去,让大火蔓延到个人史的角落深处。

即使外交部发声肯定中日文化交流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但蒋方舟忌惮的那些因素,仍超出了发言人表态能覆盖的范围。她重申“热爱祖国”的基本方针,仍能看出网络急行军下,起底式批判的惊惧尤在。

75岁的葛剑雄,与31岁的蒋方舟,兴许感受到同一种机理所作用的惊涛骇浪,他们以个人所在的立场、自个能选择的方式,在顺流过后的潮流上尽力不让风浪打翻,力所能及地避险。

如果要基于一个人在世上留下的印记,来评判他的道德价值,蒋方舟、葛剑雄、复旦悲剧的当事人,以及在最大程度上无力超越他们那类应对机制的旁观者,都无法肯定自己能拥有那正面的价值。

葛剑雄大谈历史虚无的教训,可其实有一种广泛的虚无早已将他吞噬,就像吞噬其他人一样。人们只能躲到生活的最深处,营造多样化的命运,幻想异质共存之类,一旦要走到外面,想要表达什么,看到的却是同一个世界扑面而来,身处同一个剧本中。

所有人,都陷入某种应对机制,似乎无法自拔。但在理智的黑暗中,只有应对机制是远远不够的,人们需要真正的帮助。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旧闻评论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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