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又到，凑热闹蹭一下爱国诗人的流量。
准备了几天，昨晚熬夜写了三千多字，最后一刻全部删除了，只剩下一个标题供自恋用《屈原与郭靖：到底谁是阻碍中国统一的罪人》。
写那个题的原因，源于最近看到一篇雄文，说屈原的所谓“爱国”，爱的只是楚国。他的所作所为，其实是阻碍了秦统一天下的进程。
就差说他是楚独了。
所以我联想到守襄阳的郭靖，在那些以蒙元帝国为荣的国人看来，他是不是也在阻碍中国的统一？
当然，郭靖是小说里虚构的人物，屈原呢，其真实性在晚近百年也备受争议……之所以我写完又删掉，原因就在这里，屈原是否在历史上存在的议题，是一个大雷，百年来不断引爆争议，它不是我这样的中华田园历史爱好者能安全排掉的，不敢舍身趟这雷阵。
最后还是决定，就以《史记》为本，说说司马迁笔下的屈原，造成他悲剧人生的根源是什么。
因为，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下简称屈传）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记载屈原这一人物的史籍。以它为本，就《史记》里的屈原说《史记》里的屈原，不旁及其他，不喜勿喷。
屈原为什么会见弃于楚怀王？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说，他坚持联齐抗秦政策，而楚国君臣中了秦国张仪的离间计，大夫靳尚和公子兰等人都在楚怀王面前进谗言，屈原才被贬黜。
这么说也没错，但屈传里一个关键词被很多人漏掉了：大夫靳尚之所以跟屈原交恶，起因是“争宠”。
细说从头，屈原原是楚王室族裔，芈姓，屈氏，名平，字原（所以司马迁笔下屈原、屈平混用），官职是左徒（有人说相当于副相，有人说相当于左拾遗），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就是学识渊博，记忆力强，执政能力高，擅长外交辞令。所以楚怀王很宠信他，在遭遇谗害之前，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
一句话：身兼国师、立法、外交数职，连新闻发言人也包了。
太能干，难免引来嫉妒，“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上官大夫即靳尚，也是楚王室族裔，芈姓靳氏，官职上与屈原平起平坐，但看到怀王那么宠信屈原，羡慕嫉妒恨，一心想把他搞下去。
这种人，这种事，古往今来就没变过，只不过有时候叫宫廷政治，有时候叫办公室政治。
终于，靳尚等来了一个机会，“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焒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
楚怀王把修宪的重要任务交给屈原，屈原刚写好初稿，还没给怀王审议，靳尚知道了，对屈原说，这草案有几处不妥，你让我改一下，算咱俩共同的作品，这样大王更容易通过。
屈原不同意。
注意“欲夺”跟“不与”这两个词，不少解释都说，靳尚想把屈原的修宪初稿窃为己有，屈原不给。但这种说法实在牵强，怀王既然明令屈原造宪，靳尚怎么能抢功，这时候屈原还比靳尚更得宠信呢。
值得采信的解释，是“夺”有改变之义，引申为修改；“与”有赞同之义，引申为同意。靳尚想修改，屈原不同意，这才合乎常情。
但这么一来，又引出另一个问题：靳尚为什么想修改屈原的初稿？
有一种说法，说这是改革派跟保守派的立场冲突。屈原想在楚国进行改革，但改革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以靳尚极力阻拦。
但在司马迁笔下，靳尚“欲夺”，乃承接他“争宠而心害其能”而来，整篇屈传，变法、改革或相关字眼从未出现，这主题，基本都是后人从屈原的作品里抠字眼得出来的。
所以，我们折衷一下：靳尚想修改屈原的宪法初稿，主要是想沾点功劳，不让屈原专美。屈原如果同意，完全可以对怀王说，这初稿是我奉王命草拟的，但上官大夫也有贡献。
两全其美嘛，就好比大学里的论文共同署名。
屈原不同意，就更加得罪了原来就嫉妒他的靳尚。
得罪小人，从来就没好果子吃。靳尚讨了个没趣，就在怀王面前进谗言：“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朝野上下都知道，是大王您让屈原立法的，可是，每颁布一条法令，屈原都把功劳归于自己，说除了他谁都不行，这把大王您的英明领导置于何地。
靳尚这话，不但戳到楚怀王的内心深处，也戳到两三千年来所有大领导的痛点。王权制度下，臣下取得任何功绩，当然都得归功于君王的英明领导，聪明的，都会在公开场合适时地表达这一点，你看官方大大小小的颁奖会获奖感言就知道。
屈原呢，按他的性格，肯定认为我用行动来忠君爱国就够了，因为爱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所以，他也肯定不会说出“我能取得一点小小的成绩，全靠大王指导有方”如此谄媚的话来。
当然，“非我莫能为”这样的话，哪怕事实如此，也不可能出自屈原之口，否则，靳尚的话就不算是谗言了。
但是，你有没有说不重要，重要的是君王认为你有没有说。再加上，像屈原这样的人，心高气傲也是标配，楚怀王想到这点，顺理成章就采信了靳尚的话，于是，“王怒而疏屈平”。
楚怀王怒了，疏远了屈原，不再给他项目，不再给他课题经费，冷处理。
其实也就是楚国版的非升即走。
所谓功高震主，一般就代表着，不但你的政治生命就此玩完，自然生命也有可能被结束，楚怀王只是“疏屈平”，算宽宏大量了，识相的，既然名叫屈平，那就委屈点，回家躺平吧。
屈原偏不，他要把被冤屈的不平发泄出来。
当然，他没有一刀把那个想跟他共同署名的靳尚给杀了。杀人只能逞一时之快，甚至可能落人以口实，他有更狠的招。
也是用刀，不过不是刺向仇人，而是刻向竹简。他要写一篇推文，让诬陷他的靳尚还有信谗言的楚怀王社死——哦不对，应该是“史死”，就是让他们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于是，就有了著名的《离骚》。
不管后人出于何种目的，给这篇雄文套上各种政治正确的解读，都改变不了屈原的创作初衷：吐槽，泄愤。就像司马迁所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一片赤诚忠君爱国，却被小人诽谤，被君王疑心，怎能没有怨恨？屈原之所以写《离骚》，正是为了发泄这份怨恨。
比如这一段：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兮，又申之以揽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蓝瘦香菇，人生太难了，我再怎么努力，还是免不了早班被训晚班被辞。他们指责我沾花惹草无心干活，可这是我的爱好和情怀啊，又不会影响我的工作，我死也不会改变的。恨只恨大老板糊涂，自始至终都不明白我的真心。那些人明显是嫉妒我美貌与才华并存啊，才造谣说我工作态度有问题。
你看，这就是文人的报复，没有一刀见红，却一针见血，同时还创造性地用了“美人香草”等各种喻词来勾兑敏感含量，规避审查。
这就是屈原第一次见弃于楚怀王的经过，自始至终，都无关“爱国”这一宏旨。
但是，后面的一贬再贬以至自沉汨罗，却是承接这谗害而来。因为，如果屈原没得罪靳尚，他还是楚怀王最宠信的股肱之臣，那么，他主张的联齐抗秦政策，也许就能得到怀王的采纳，这么一来，不但屈原的命运、楚国的命运，甚至六国的命运也有可能被改变。
可惜，历史容不得假设，接下来张仪间楚、怀王中计、齐国袖手、楚军大败，一集接一集，由大夫靳尚、公子兰和宠妃郑袖组成的“反屈同盟”，如同在屈原和怀王之间筑起一面铜墙铁壁，屈原眼睁睁看着楚国大厦摇摇欲坠却爱莫能助，直到，楚怀王被秦昭襄王所忽悠，不顾屈原再次忠告，赴秦参加两国峰会，终被秦昭襄王扣留，逃无可逃，客死秦国。
这时候，楚国高层应该理解了屈原，相信他的联齐抗秦政策是对的，然后把他召回来主持国政了吧？
想多了。楚怀王长子楚顷襄王继位，得宠的依然是“反屈派”子兰、靳尚等人，屈原彻底绝望，特别是对子兰怂恿怀王赴秦之事，屈原更是忍无可忍，于是继续写推文，“一篇之中三致志”，在文章中埋雷，多次直指子兰卖楚。
这时候的子兰，已是楚国令尹（相国），看到屈原又在文章中批评他，“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指使有诬陷经验的靳尚再次在楚顷襄王面前说屈原坏话，楚顷襄王跟他爹一样，一听大怒，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屈原彻底放逐了。
在流放地，屈原写出了《怀沙》，“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怀沙》的最后两句，其死志已跃然简上：“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既然知道难免一死，也就没必要惜此残生；各位先烈，我将以你们为榜样，成为你们当中的一员。
才高人妒，又不肯同流合污，这就是司马迁笔下屈原悲剧的真正原因。性格决定命运，哪怕没有张仪的离间计，屈原的结局，也是早就注定了的。
最近才深入学习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复旦大学著名教授、历史学界德高望重的葛剑雄老师2016年8月底在一次学习重要讲话的会议上发言，要点就是“历史应用必须把握政治方向”。
给屈原套上“爱国诗人”的光环也好，骂屈原是“阻碍了中国统一的罪人”也好，都是站在今人的立场、价值观上，“把握政治方向”之后结出的硕果。
只是，他们在把握方向的同时，不知道有意还是无意漏掉了一个史料：从屈原死到秦“统一中国”，还有五十几年。屈原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时间，秦国历经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三代，屈原死后，还得过二十几年秦昭襄王才死，再经过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然后才是实现了统一大业的伟大的不可一世的秦始皇。
所以屈原所处的时代，虽然秦的虎狼之心天下皆知，但齐、楚、赵都不弱，如果不是决策失误，它们也都有可能“统一中国”，天下鹿死谁手还不可知。
特别是屈原所“爱”的楚国，一统天下的雄心，比秦还要早三百多年——早在春秋时期，楚国的老一辈领导人楚庄王就想着“统一中国”了，证据就是著名的“问鼎”事件。
所以，为什么不能说屈原的努力，也是为了楚国复兴，实现“统一中国”的伟大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