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主席江启臣6月15召开记者会，宣布将向政府追究防疫失当责任，并协助就武汉肺炎疫情所受损害争取国家赔偿。具体而言，国民党立院党团将提案修法，要求国家提供确诊死亡者每人30万元慰助金以及250万元补偿金；一般确诊者每人5万元慰助金以及10万元补偿金。
在江启臣这个动作之前，前卫生署长杨志良已扬言将邀请律师团为罹难者家属提出国赔诉讼，理由是染疫还有很多黑数，“政府疫情控制得很糟糕”。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费鸿泰说，确诊者死亡率高，是因为“医疗系统严重不足让这些人没机会活下来”。国民党立委郑丽文主张，台湾的疫情正在上演世纪弊案，原因是执政党的“贪腐结构”，光靠在野党、媒体已经很难挖掘，只剩下司法调查才能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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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国家负责，基础是什么？
对于基于什么基础，因武汉肺炎疫情受有损害的人，有权向政府请求赔偿或补偿，中国国民党及相关人士并没有明确说明，而是用“乱枪打鸟”的方式，提出多项主张，第一是政府防疫不力：江启臣认为台湾武汉肺炎致死率高于全世界平均值，台湾防疫无能，蔡政府没有善尽照顾人民义务。
第二是政府决策错误：江启臣认为这次疫情的破口，是针对机组员隔离的“3+11”是错误政策，加上疫情爆发之时，没有足够数量的疫苗保护国人。这些主张，似乎指出就台湾的国内法而言，国家应为疫情所造成的损害负担责任，在此基础上，国民党将协助受害者及家属诉请国家赔偿。
但国民党主张应发放的慰助金及补偿金，又说是参考《灾害防救法》。但《灾防法》下政府发给救助金或慰问金，是为了协助受灾民众应急需要，并不是因为政府施政有缺失。《灾防法》下的补偿金，是政府出于减少灾情有疏散撤离或征用物资的需要，对受影响的人所做的相应补偿，跟“疫情补偿”更是完全沾不上边。
国民党所主张的疫情慰助金及补偿金，到底是基于“疫情救助”还是“国家赔偿”，还是两个都要？这两者相容吗？难道国民党主张，疫情与自然灾害可相比拟，由国家负完全的担保责任？世界上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法制采取这样的立场？国民党人士说请教过律师，却对上述议题语焉不详，错乱表达，显示其提议只是讨好民众之议。
需要跟这些错乱认真吗？毕竟，从疫情一开始，台湾就不乏只批评不做实质贡献的嘴炮与键盘防疫专家，而且其立场经常前后矛盾。就拿自国外采购疫苗来讲，去年台湾防堵疫情非常成功时，上述人士质疑政府是否花费太高的价钱自国外订购疫苗；今年疫情爆发时，同样的一批人转而质疑政府是否未出高价积极自国外订购疫苗。
在鼓吹开放中国疫苗，或把接受友邦援助的台湾说成“疫苗乞丐”上，上述人士很多论调与中共官方有惊人的相似与呼应之处。另一个不用认真的理由，是中国国民党这段期间的作为，很多是“始乱终弃”：要疫苗绕行总统府七天的行动，不就无疾而终了吗？说要提案发慰助金及补偿金，很可能也会不了了之。既然原本就是来乱的，何必认真？
但国民党记者会中家属所表达的情绪，其实值得认真对待。死者家属主张，生命不应该被草率对待，受有损失应该获得赔偿。意思是，感染武汉肺炎往生，不能当成自然灾害，应该有人要负责。这是自然的法感与正义观。
问题是，“有损失就应获得赔偿”，在全球化的现代世界，不再是件单纯的事。以武肺疫情来说，议题至少有： 中华民国政府是否应该负责？武汉肺炎是怎样的事件？有没有除了国家责任以外的国际面向？这些是武肺究责的严肃议题。若是能稍做厘清，应该有助于了解未来的发展方向。
“有过错，须赔偿”：归责与因果
损害赔偿的原型，是做出侵权行为之人，必须为其所造成的损害负责。台湾的《民法》第184条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负损害赔偿责任。……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致生损害于他人者，负赔偿责任。但能证明其行为无过失者，不在此限。”这里的几个要件，可以用白话文来讲：一、必须造成实害（harm）；二、实害系因行为所造成：这里的行为包括作为，及应作为时的不作为，也包括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三、损害赔偿责任系以过错为基础（fault-based）。
归结而言，究责有两个基础面向：一是归责（attribution）：责任之归属，是追溯到做出侵权行为之人；二是因果关系（causation）：侵权之行为，与损害的结果之间，必须有足够接近（proximity）的因果关系：不论是侵权之行为直接造成损害，或者间接造成损害，但是在可预见（foreseeable）的范围内。
用以上两个要件检视，在台湾因染上武汉肺炎死亡，是否应由台湾的政府负担损害赔偿责任？首先，造成染疫的直接因素，是病毒的传播，不是 中华民国政府的作为或不作为。相反的， 中华民国政府的行为是在围堵病毒传播，防止病毒扩散。仅针对 中华民国政府究责，而对病毒起源、散播、变异等节不置一词，是搞错对象，甚至只是找替罪羔羊。
第二， 中华民国政府是否在保护人民的义务上，有所欠缺？在微观的“3+11”政策上，把对机组人员隔离检疫的特别规定说成防疫破口，并不严谨，因为造成破口的直接原因，是有受管制人违反规定，以及防疫旅馆未切实执行空间分层隔离的规定。也就是说，造成破口的是规定未受遵守，而不是政策本身。
在宏观上，是 中华民国政府对国民健康所负的保护义务（duty of care）到什么程度。以武汉肺炎疫情来讲，各国所采边境管制与防疫措施，包括戴口罩、社交距离、居家、宵禁等措施的强度，各不相同，这必须由各个国家的国内法乃至政治文化来决定。
以 中华民国政府的措施来看，可以说政府及指挥中心，处处以国民健康为念，并未疏忽，对于疫情的扩大也没有主观的故意或轻忽的过失，不但守住台湾疫情一年多，在五月疫情爆发前后也是认真防堵控制疫情。当然，政府做的并不完美，但应该已经尽了其应负的注意义务（due diligence）。
苏贞昌在回应立法委员质询时说：“看到国民受苦，甚至有死亡，我们没有照顾到百分之百好，我也觉得深感抱歉”、“发生死亡或民众染疫，政府很遗憾，还有做的不够好的，也要来改进，但这不是决策错误”，应该也是这个意思。
在这样的事实状态下，主张政府仍应负赔偿责任，等于说政府必须为国民免于在国际上大流行的疫病，负担保责任（guarantee）。这是否符合台湾的现行法制、政治文化上国家与人民的关系的基本想法，非常有疑问。如果 中华民国政府必须为国民免于疫病负担保责任，是否亦应为国民免于不确定会发生的天然灾害、山难风险、金融风暴，负担保责任？由政府编列预算提供染疫者补偿，也是由整体的公预算支出，我们要活在一个照顾义务如此高的国家？果真如此，为什么独厚染疫者，那么社会福利、对身障者使用接近设施的改善、对托幼的公共支出，难道没有要求国家给付的更高正当性？
国家赔偿不及于政府政策
至于染疫者向国家诉请国家赔偿之议，恐怕也是根本上的对国家赔偿制度有所误解。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公务员于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时，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权利者，国家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国家仅对公务员执行公权力之侵权行为负责，仅限于公务员之违法行为，不及于政策的决定。
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共通的，其理由在于，政策的制定原本就必须在考量做决定当时的多种因素后，衡量局势做成决断。政策的决定没有绝对的对错，而是有所选择，连带的有利弊得失。允许依据事后之明，向做决策之人“究责”，会引发应下决断者顾忌事后的责任，在做决策时有所犹豫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