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华托帝（图片来源：网络）
在美国之音《中共百年梦醒时分》系列报导中，曾在新疆乌鲁木齐担任外科医生的安华托帝讲述了自己从质疑到清楚中共本性的过程。
安华托帝的父母都出生于新疆哈密，父亲曾任新疆乌鲁木齐铁路局运输学校的中共党委书记、校长。安华托帝自幼接受汉语教育，在1985年22岁时开始在乌鲁木齐铁路局中心医院工作，是肿瘤外科医生。
虽然安华托帝认为共产党“兔子尾巴长不了”，但因为父亲坚持“要是想在中国发展你的事业，必须入党”，他还是找来两份其他人的入党申请抄了一下，提交了上去。党支部书记非常高兴，通知安华托帝在党支部扩大会议上发言。结果一连两次会议都正逢安华托帝给病人做手术，没能出席。他在给美国之音的文章中记述说，党支部书记为此很生气，宣布他的入党申请作废，需要重写，并告诉他：“我不管你来的啥病号，你要记住一点，党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
安华托帝写道：“当时就把我愣住了，党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甚至党要你去死，你就得去死，高于你的生命...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党有多邪恶了，有一种恐惧感了。”
他从此再未提交入党申请。
1995年的一天，安华托帝按照科室主任的命令，取下了一位刚被枪决的死刑犯的器官。他清楚地记得，划开那个人的肚皮时，那个人抽搐了一下，渗出来的血染红了他的手术刀。他知道，那个人还活着，“因为肚皮一拉开，刀口还在出血，那就表明心脏还在跳嘛。很快，大概30分钟、40分钟不到，就把手术做完了。然后我们主任说：‘好了，你把东西收拾收拾，带着你的人回到医院。记住啊，今天啥事儿都没发生。’我们非常清楚这句话的意思，都说：‘是，记住了。今天啥事儿都没发生。’至于那个器官拿到哪儿去了，不知道。”
他当时并没有对此事产生任何质疑——既然是死刑犯，那肯定都是国家的敌人嘛，从小接受的红色教育让他无法跳出禁锢的思维框架。流亡海外后，他才意识到当年所为是对生命何等的蔑视和践踏。
在2009年，加拿大亚太司前司长乔高（David Kilgour）和加拿大籍人权律师麦塔斯（David Matas）于英国举办的一场新书座谈会上，当时已旅居该国的安华托帝引起了外界注意。这本新书是乔高和麦塔斯合著的《血腥的活摘器官》（Bloody Harvesting）。在座谈结束前，乔高二人感叹，能掌握到的活摘器官直接证据，还是太稀少了。观众席中，安华托帝举起手来说，“我做过活摘器官。”
之后，他曾多次在国际上作证，揭露共产党以国家力量犯下“活摘死囚器官”罪行。
在2019年接受BBC采访时，他也以亲身经历讲述活摘器官的医生被中共洗脑后无罪恶感，同时透露自己早知有150万到200万维族人被关押在集中营，乌鲁木齐机场还开通了人体器官运输通道。
安华托帝在美国之音这篇回忆中，讲述了自己为何出走英国。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安华托帝自1990年代起开始关注乌鲁木齐维族人患癌率偏高的问题。在翻查2000多份资料后，他意识到发病数量最高的四种癌症是：血癌、肺癌、淋巴癌和甲状腺癌，“我又回去翻我们的教科书，发现这四种癌症都有一个共同点——与核辐射有关”，“所有新疆人都知道，中共在罗布泊实验原子弹，这是公开的秘密。然后我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中国的原子弹爆炸实验导致我们这的癌症数量特别高”。
安华托帝1997年底到土耳其，两个月后结识了英国的一个摄制组，并协助该摄制组深入新疆腹地，拍摄了纪录片《丝绸之路上的死亡》。该片披露中共上世纪50年代在新疆从事的核试验使当地人（多为维吾尔人）患癌比率比全国平均数高35%的真相，是全世界唯一聚焦这一题材的纪录片。
安华托帝写道：拍那样一部纪录片“那是一定一定会打头的”，因此“回到土耳其之后，我就跑到联合国难民署申请避难，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
他随后经土耳其辗转抵达英国，现在成了一名出租车司机，奔走于伦敦的大街小巷，并长期就维族人权议题、中共残忍暴行等在国际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