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看了几个曾荫权接受访问的视频,有的是他在行政长官任上,有的是他服刑后,总的感觉是他说的是“人话”。
曾荫权被控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坐了一年牢,向终院上诉得直,还了他清白,但他已服足刑期,付出沉重代价。他恢复自由身,虔诚信教,做回一个普通人,人生的高潮与低潮都经历了,他的遭遇令人欷歔。
他在访问中谈及自己的政务生涯,谈及家庭和信仰,谈及宽恕和对人生痛苦的态度,那是一个过来人的真切感受,是对人生的彻悟,我很喜欢他蒙难后的坦诚和泰然。
访问中很少涉及他的工作,只说他养金鱼吹口哨,都是一种工余时间放松自己的方式。他说自己不能一心多用,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减缓工作压力。当他担任特首时,公众用苛刻的眼光去审视他,这是不奇怪的,现在看来,或许我们对他可以更宽容一点。
面对不遗余力摧残香港的林郑,想起躲在暗角不死心想卷土重来的梁振英,时不时又看到为党国扑命的老懵懂,不知为何,竟有点怀念消失在公众视野中的曾荫权。
当初曾荫权以“政治家”自居,曾被社会人士讥笑了一阵,这只是因为他对政治家的概念没有深究。政治家不等于政务官,政治家需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有一套治理社会的独特理念,他对现实政治和历史应有深远的影响。而政务官只是处理行政,保证政府的正常运作而已。
曾荫权有没有对香港的政治民生和历史产生影响?如果有的话,大概是金融风暴时击退国际大鳄那件事吧,当时董建华半个小时内拍板,但暗示曾作此决定要负责任。曾荫权说,一旦行动失败,他和任志刚﹑许仕仁都会丢官。在关键时刻,比起老董的卸膊,他敢于承担历史加诸自身的责任,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现在回头看,四任特首中,对香港伤害最少的,就是曾荫权了。处在中共与香港人夹缝之间,致力平衡双方关系,没有导致社会大动荡,官民大冲突,他尽了自己的力量。比起梁振英﹑林郑,以及至今还在为中共奔走的董建华来说,曾荫权对香港可以问心无愧。
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决定政治人物的功过。
曾荫权当上特首,是时与势造成的。当年董建华因为二十三条立法导致五十万人大游行,中共逼董建华脚痛下台,中共临急起用政务官,于是轮到曾荫权。
曾荫权任内没什么大动作,只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特区政府不想招惹新火头,只想平稳致力经济与民生,当其时中共闷声发大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香港得以平静了几年。
香港特首之设,本来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安排。特首在港人和中共之间,扮演中间人角色,上传下达,本来相安无事。外交与国防不管,只是日常运作,一切有旧惯可依,难度并不高。那时候,中共底气不足,未到收拾香港人的时候。
二十三条立法本是香港的宪政责任,但立法有依中共意愿而立,还是依香港人意愿而立之分别。基本法既规定香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当然要以香港人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为基础,而不是以中共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为基础。
可惜董建华和叶刘为取悦中共,违背香港人的意愿,把二十三条做成无产阶级专政酷法,引起港人的反感和反弹。
中共从未尝试体谅香港人,虽暂时让步,但自此中共与香港人的关系,便从互相理解走向互相猜忌,互相埋怨,更发展到中共不惜以最阴暗的心态去看香港人,至此埋下动乱的祸根。
中共未及时下手,不是因为他不想,只是因为时候未到。经济还未起飞,实力还不足够,一旦重手整治香港,将引致国际社会翻脸,破坏改革需要的和平环境。中共忍忍忍,忍到梁振英上台。
特首若站在中共立场,当然会重手整治香港人,若站在香港人立场,就会竭力充当和事佬,为香港向中共缓颊,从中灵活走位,进退有度,维持香港尽可能多的自由空间。曾荫权在位之所以少麻烦,就是他在中共与香港人之间巧妙周旋,轮到梁振英和林郑,心口贴一个“勇”字,恨不得明天就把香港做成一个大陆城市。
维护香港人的利益,或维护中共的利益,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历史对曾荫权会有恰当评价,至于其余三个,当然也不会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