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逝世时，全县人民列长队凭吊。
1976年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有两个，一是全县人民或穿白衣或着黑衫，以各种各样的哭泣姿态，列九曲十八弯的长队，人山人海地到县城的电影院凭吊纪念毛泽东；二是学校斗争会上一个女孩子惊惧痛苦而强作镇静的脸——毛泽东逝世时就是她的爸爸没有哭。
人民以各种各样的姿态哭泣。
那年我十岁，家住县城，因妈妈是可随时被调动的公办教师，我就随着她在一个离县城不远的农村小学就读。我依稀记得那个女孩子叫冯香珍，和我一起在学校宣传队里跳一个表现农民拉着板车给国家喜交公粮的歌舞，她嗓音高亢洪亮，除了跳舞，有时还可独唱。我最羡慕她的是，她是家里的“老闺女”，即爸爸妈妈年纪很大才生的最小的女儿，哥哥姐姐都比她年长很多，所以她可独享多方宠爱，每天梳着翘翘的小辫子上学；而我却得和姐妹争抢、分享有限的食物、衣物，且永远只能梳不用麻烦大人的“懒蛋头”。
似乎连小学生都知道不哭的危险。（以上皆为网络图片）
毛泽东逝世，没有谁规定必须哭，但似乎每个人都知道不哭的危险，连被父亲用鸡毛掸子毒打至满胳膊红印子都不掉泪的那个男孩子也和校长一起，面朝写着“继承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遗志”的黑板报，用袖子捂着脸嗷嗷恸哭，任由县文化馆摄影师从背后拍照。可不知为什么，冯香珍的爸爸竟没有意识到这个危险，也就因此惹下了祸患。
不记得是在毛的追悼会之前还是之后，有一天学校全体学生列队开会，冯香珍就站在我的后面。她的爸爸突然被带上台来，他看起来不像多数同学的爸爸正值壮年，全然就是一个枯瘦的高个子老头儿，头发灰白，脸色晦暗，嘴两边的法令纹很深且下垂，知罪地垂着眼睛不看人，被两个年轻人在后面揪着手臂，以丑陋的姿势低下头站着被控诉、被批斗。
我完全不记得批斗会的讲话内容，只记得当时台上站着大队的基干民兵连长，他脸上长着青春痘，分明就是我在同学家遇到的同学的大哥哥或是小叔叔，在佝偻着的“老坏人”旁边，显得青春英武。不知是事先的安排还是临时起意，会开到高潮处民兵连长抑制不住愤怒，突然飞起一脚猛踢在冯爸爸的腿弯处，只听他惨叫一声扑倒在地，很快又被揪着衣领、抓着头发拉起来，不久额头上就现出一个大鼓包。我记得那一瞬间我回头去看冯香珍，她脸色铁青，嘴唇有点哆嗦，耷拉着眼皮看地面，并没有哭。我不记得自己当时是什么心情，似乎是麻木，也好像是不知所措，只记得什么也没有做，转回头继续看台上。
回家后听到妈妈和爸爸谈论这件事，说是冯香珍的爸爸被批斗是因为毛泽东去世，大队的高音喇叭里放哀乐，邻居没听清楚询问，冯的爸爸面带笑容答：“毛泽东死了”。
这里他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笑，二是说“死了”。这在当时就是现行反革命，不需要法院宣判，也无需任何法律程序，大队就可以押起来批斗踢打。
以今天的眼光，这件事很难理解，在中国农村的乡土社会，人们世代生长在同一块土地上，低头不见抬头见，彼此间总该有脉脉温情，至少也应该有“兔子不食窝边草”的实用主义小算盘。是什么让人们仅仅因为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他人”的一词不恭而对自己的邻人无情举报，甚至拳脚相加？当地政府为什么要在未成年的孩子面前对不慎“违禁者”公开施刑？代表社会文明与理性的校长、老师为什么对于让一个十岁的女孩子“欣赏”自己父亲被公开侮辱、殴打这样的残酷行径毫无异议？已经十岁的我对朋友的苦难为何没有同情？这符合人性吗？如果不符合人性，这一切当年在礼仪之邦的中国为什么会顺理成章地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