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洪灾过后，习近平喊话要防止“大灾之后有大疫”，其实水污染早已埋下病灶。（路透社）
洪灾重创河南，大疫跟着大水来，成了口耳相传的警语。其实，水污染与中国癌症高发率和高死亡率脱不了关系，没抓出水污染的病灶，大疫终究难以根除。
暴雨水涝肆虐郑州之际，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喊话要防止“因灾返贫”和“大灾之后有大疫”，当下农村人民挨了一记闷棍，回头看今年3月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强调的“两不愁三保障”，“脱贫群众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饮水安全也都有了保障。”
“习近平才刚说农村贫困人口的饮用水安全有了保障，4月中央电视台就播放陕西洛南地区农村饮用水很有问题。”旅居德国的水利工程博士王维洛注意到这一则意外打脸的新闻，“农民家里装的水龙头是假的，他们要跑大概一个半小时去拉水，每一立方米的水要50、60块钱，取水点的水质很差，他们就在抽水的水管装点纱布，就算过滤了。”
洛南农民心知肚明，习近平没说的是，农村饮用水不是“脱贫”，而是被“脱钩”。
谁为农村水动手脚？
农村饮用水不断“被降级”，水质安全堪虑。（路透社）
“中共政府开始注意到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最早是20世纪80年代初，1983年国务院批转了第一部关于农村饮水问题的文件，从1983年到2020年，国家报告里面所解决的农村人口饮用水问题，累计人数是7.6亿。”王维洛拆穿亮眼数字的假象，“背后藏的是用所谓的标准、科学，来欺骗大家。”
王维洛指出，1984年农村已经有饮用水标准，虽然标准比城市要差，当时城市的饮用水指标有35项，农村是20项，到了2006年版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城市增加至106项指标，农村没有相应的增加，从20项减少为14项，2018年中国又批准新的《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其中水质指标只剩下2项，第一个是用眼睛看水没有杂质，第二闻起来没有特殊味道，这就是中国农村水质标准的现状。
“1969年我到黑龙江、北大荒去插队，村子靠的是井水，没有杂质、特殊味道，那个时候就已经达到标准了。”王维洛说，农村饮水标准成了“障眼法”，“在解决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上，中共的办法是不断降低标准，习近平提出的脱贫任务就完成了。”
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欧阳新宜认为，农村的水质劣于城市的水质，大概是世界普遍的现象，不过喝了水要不生病，那才是世界普遍的标准，依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测量饮用水的标准，有大肠杆菌、总落菌数、臭度、浊度、色度，以及砷、铅、镉、镍、汞各种影响健康物质等等，大陆的幅员广大，地质不同，土壤的污染程度不同，要保持全国一致的饮用水等级，可能不容易，但是水管是可以改善的，从远端拉好的水到偏乡，也是世界普遍的标准。
中国的农村和城市被分割成二元社会，“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对于“让部分的来人先富起来”这个说法，一直有一个思想上的误区，总认为先富起来的人，特别是城市里的人，就可以享有生活上的特权，就可以凌驾那些还没有富起来的农村的人。“欧阳新宜犀利指出，“譬如说教育、医疗，别的国家都说No one left behind，可是大陆在教育、医疗和喝水上面，却都还有先富、后富的差别，这是很不对的。”
农村饮用水不断“被降级”，也折射出污染问题愈来愈严重。王维洛表示，80年代以前，中国的工业污染主要集中在城市，因为农村没有工业，后来到了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成了世界加工厂，这些污染工业从城里大量向农村搬迁，譬如说中央电视台、燕郊的住房区原先都是北京的化工厂所在地，现在化工厂都分散到农村去了，由原来的“点污染”变成大量的“面污染”。
水污染和癌症划上等号
随着工业污染大量流入农村，居民生病或罹癌的风险大增。（路透社）
拿浙江绍兴来说，绍兴是作家鲁迅笔下村民在河边淘米、剥豆子的悠然水乡，“现在绍兴地区集中了中国三分之一的纺织印染产业，所有的河流都被印染的化学物质污染了，那真的是一片黑河。”王维洛叹了口气，“钱塘江水域被污染了，所以杭州自来水里面的全氟物质是超标的，农村地区生病的、特别是得癌症的人也特别多。”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全球癌症数据，2020年全球新发癌症病例为1929万人、癌症死亡病例为996万人，其中中国新发癌症为457万人、癌症死亡人数为300万人。“今年元月《人民日报》报导中国癌症发病率世界第一、死亡率世界第一，当中列出十个原因，其中环境污染是第一个原因，最重要的有水污染、空气污染和土壤污染。”王维洛说，“这应该说是中共官方媒体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来承认癌症高发、癌症死亡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欧阳新宜表示，如果拿大陆人的健康跟同文、同种、同文化的台湾人做比较，就可以看出像水这种“软建设”对国民健康的影响了，2020年台湾人的平均总体预期寿命是80.96岁，而大陆整体是76.1岁，再以省市来看，北京市是82.2岁，比台北市的83.9岁，低了1.7岁，上海市是全大陆最高的，达到83.63岁，这跟台北、日本差不多，而以淮河流域的合肥市为例，只有76.56岁，那就跟墨西哥差不多了。
淮河流域是中国癌症村的大本营，水污染吞噬沿岸居民的健康。王维洛说，前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杨功焕在2013年完成一个科学报告，她用数据来说明淮河流域里面8个县的癌症村和水污染在物质、空间和时间上有直接的关系，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用官方发表的论文，证实了水污染和居民罹癌之间直接的关联性，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科学家也只敢提供宏观层面的研究，不敢深入具体的案例，唯恐触犯某根红线。
“水质的好坏和健康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WHO制定测量饮用水标准的指标包括细菌数、化学物质、味道、酸碱值等，任何一项违规，都会影响人体健康，甚至致死。”欧阳新宜说，“当年台湾嘉义、台南发生的乌脚病就是饮水中含砷造成的问题，至于淮河流域的癌症是不是某一种水污染或微金属造成的，学界可以进一步考察研究。”
王维洛的中国朋友圈不断传出罹癌的噩耗，“从2019年开始，我老是收到不好的消息，当初下乡到北大荒时关系密切的9位杭州知青，其中4位得了癌症，在富锦插队时的3个朋友，有2人因癌症去世。”他露出不舍的口吻，“农村的医疗保险条件比城市差很多，农村只是大保、没有小保，哪怕是习近平说脱贫了，只要有一个人得癌症，连带所有的亲属都会重新进入贫困。”
农村饮用水始终是中国难解的习题。王维洛指出，中国水污染的最大祸端是工业，因为污染强度很大，而且释放大量的致癌物质，矿产资源开采和农药化肥也严重污染土地和水体，生活垃圾也是污染源之一，中国河流、地表水里面的抗生素、避孕药含量超高；此外，中国河流的自净能力还受到严重破坏，而水电站交换的、牺牲的就是河流自身净化污染的功能。
不意外，瓶装水企业顺势搭上造富列车，2020年9月农夫山泉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你能够想像吗？中国现在最富的不是阿里巴巴的马云、不是腾讯的马化腾，而是卖农夫山泉瓶装水的商人钟睒睒。”王维洛说，“中国能够把瓶装水做到这个规模，你看饮用水的问题有多么严重。”
使不上力的水治理行动
专家认为，中国的环境立法和水治理缺乏民众参与和监督，成效大打折扣。（路透社）
事实上，中国早在1984年就通过了《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治理却是愈治越严重。欧阳新宜分析，这里面存在科学认知和明知故犯两个问题，大陆常有“有法不依”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政治文化，官员只做看得见的建设，只做有业绩、会被奖赏的事情，而那些看不见的“城市良心工程”就没人关心了，这牵涉到大陆的行政体系和监督机制，另外还有法律会不会保护人民来对抗政府？还是会跟过去一样，以党领政，以党领军，甚至以党领法，也就是法律的判决结果也是党说了算，如果水质量出了问题，人民健康出了问题，到底是谁要负责？这些就是大陆政治改革的议题了。
王维洛指出，中国的环境立法起步并不晚，甚至早于德国，不过《水十条》、《空气十条》都是大话的多、空话的多，因为环境保护是一个民众运动、草根运动，要依靠民众的参与和监督才能完成，而中国的环境法在不断的修正过程中，把民众的参与和监督排除在外，民众没有权利告、环保组织不敢告，所以现在中国的环境立法等于是空立。
中国生态环境部今年将展开新一轮的水污染治理行动，印发实施《十四五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欧阳新宜认为，如果大陆的水治理不改变“治标不治本”的态度，那么无论过去的《水十条》或《十四五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或者未来出台的其他方案，就会跟“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以后可能还会“返贫”一样，那些已完成治理的2313条黑臭水体河流，还有可能“返黑”或者“返臭”。
欧阳新宜提醒，大陆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有所谓“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摩擦的问题”，那个摩擦花了将近20年，在大陆加入WTO之后才逐渐消除，现在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的19%，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产生了一个新的运行机制的摩擦，那就是“看得见的工程和看不见的过程的摩擦”，譬如军事武器、太空探险、5G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都很先进，不过，这些硬体发展的过程、人员的素质，还有使用这些硬体的道德良心却都不配套，跟不上一个文明大国应有的水准。
“这种新摩擦，距离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但很大，还可能相反、会越走越远。”欧阳新宜语重心长说，“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目标是顾富不顾穷、顾硬不顾软，顾戎不顾祀，也就是只顾霸道不顾王道，只顾GDP不顾人民喝的水，那样的复兴不但不伟大，还是对中华文明莫大的侮辱和对祖宗遗产最大的糟蹋。”
王维洛也同感说，在世界老二的亮丽表象下，背后的阴暗面是对民族的破坏、山河的破坏，我们的子孙后代肯定会把这一代骂得狗血淋头，因为我们破坏了他们生存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