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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光:文化中国的终结

—在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余英时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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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这两轮大劫之后,今天的中国还有多少可以称之为文明和文化的东西呢?文字已经败坏到什么地步!文学还有什么愉悦和提高人的灵魂、诉诸人的精神的产品?还有教育的败坏,这些都不必去讲了。不仅是毛时代的镇压,还有邓时代的腐化,现在是镇压加腐化。这就是文化在中国本土的百年祸乱与灭亡!

余先生走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感觉一种无底无涯的大悲哀。为什么有这样的大悲哀呢?有一些个人的因素。我也是在普林斯顿读书。事实上,在博士项目入学的同时,我也接到了余先生的邀请,加入中国学社,当时我选择了去读学位,因此我并不是中国学社的成员,参加的主要是学社的联谊活动。我在政治系读书,余先生是在历史系和东亚系,作为学生,学业又非常繁忙,鲜有机会亲炙余先生学术上的教导。在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创办之后,有机会和余先生做比较多的接触。以后也一直得到他的关心和帮助。去年余先生还抱病为我一位朋友的书写序言,对我们在八十年代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和今天去激活这段回忆的努力,给予很高的评价……

但这些都不是我大悲哀的主要原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大悲哀呢?我的感觉是:余先生去世标志着文化中国的终结。

中国本土这一百年来不断在经历文化的祸乱,到今天,我大胆一点讲:中国文化在中国本土已经灭亡。毛的革命,借助他对西方思想的一知半解,特别是借助俄国的东西,来毁灭中国的知识和知识人。从1949年到1976年,特别是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是他祸乱中国文化的高峰。他用假神(就是他自己)来毁灭中国人的人性,他用暴力来毁灭中国的知识和知识人。之后就是从邓小平的1989年一直到现在的再次毁灭。这次和毛用假神来毁灭人性的不同在于,它是调动人的动物性、兽性(其实我用"动物性""兽性"这个词时在心里是不忍的,动物可能都比中国现在的基本人性要高尚些;我就沿用这个习惯说法,大家应该明白其中的意思),或者叫劣根性,或者借用孔子的说法,就是最原始的食色之性,就是裤腰带以上的胃和裤腰带以下的那个玄机啊,用这个东西来腐化中国的人文文化。在经历了这两轮大劫之后,今天的中国还有多少可以称之为文明和文化的东西呢?文字已经败坏到什么地步!文学还有什么愉悦和提高人的灵魂、诉诸人的精神的产品?还有教育的败坏,这些都不必去讲了。不仅是毛时代的镇压,还有邓时代的腐化,现在是镇压加腐化。这就是文化在中国本土的百年祸乱与灭亡!

余先生在1949年后很快就离开了中国,为什么他仍然具有对中国文化的这样的象征意义呢?我认为,中国文化自古以来不仅存在于政治中心,也不仅存在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和本土的中国。当年陈寅恪先生挽王观堂(王国维)先生诗里讲:生逢尧舜成何世,去作夷齐各自天。尧舜一般被称为盛世,当然在这里是讽刺,什么盛世啊,什么世道啊!我要讲的是第二句:去作夷齐各自天。伯夷和叔齐在那个古老的时代,是离开权力中心去保存气节、保存道德、保存文化传统的例子。也就是说,"流亡"是中国文化本来就有的保存文化精义的一种方式,不是今天才有的。余先生是1949年毛革命流亡的那批中国知识人;1989年,由于我们这一批勉强称得上知识人的人的流亡,余先生又在照顾、引导、教育我们这一代知识人中发挥了最大的作用。他本人就是两代流亡者的象征。余先生在海外保存和弘扬了中国的文化。他弘扬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余先生立言是不用讲了,作为一个学术的大家,他的著作摆在那里。那么立功呢,我个人的看法,他在海外建造了一个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中心。包括他对中国学社、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投入,都是这个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具体作为;他对包括我们这些人的帮助和教诲,都是这个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小故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并不是说离开了中国,就没有中国文化了。这就是大家经常引到余先生的那句话:"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中国的存在是以文化传承为特点的,不是以皇权传承为特点的。皇帝可以是蒙古人,可以是满族人,也可以是斯大林的信徒,但是文化中国在,中国就还在。文化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这是余先生立功的这一层,就是在海外、在流亡当中为文化中国建造一个精神中心。

立德,我想余先生为1949年迄今中国的读书人树立了道德的标杆和典范。我们知道,传统上,中国的道德、行为规范,中国的文化规则,是由"士"来传承的,"士"因此也是中国普通人的道德典范和道德标杆。余先生更是"士'的道德典范。这个"德",特别是在中国文化百年来不断被毁灭、乃至走向灭亡的过程中尤其显得不寻常。也许本来中国传统当中每一个值得传颂的中国读书人都是余先生这种风格,都是余先生这种高风亮节,但是,中国文化在余先生这一代人已经走入末世,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我认为就已经灭亡了,余先生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树立了这样一个道德标杆,他是中国知识人的典范。所以,在余先生他走了的时候,对中国文化终结了的象征意义是很强的。

我还想讲第三层想法,就是:余先生在流亡过程中,在远离故土的情况下,还能够弘扬中国文化,还能够建造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中心,还能够为中国人做出典范,那是因为有西方自由民主的这样一块土地。如果没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余先生做不到这个。中国文化的复兴,从19世纪末以来,大家也是追求把西方自由民主的因素带入中国,能够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的、好的因素发挥起来,建造一个道统和正统能够相互积极互动的氛围,这样一个新世界。那是我们憧憬的中国,我们憧憬的世界。

但是今天,文化中国灭亡的同时,是物质中国的崛起;道德中国灭亡的同时,是暴力中国的全球肆虐。中国在毁灭文化中得到的东西,就是它的这样一个巨无霸一样的物质和暴力的力量;这样一个力量现在已经不仅用镇压和腐化在本土毁灭中国的文化,它也在全世界范围内迫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不断地退却,不断在妥协,不断被腐化。今天的流亡者再找自由民主的一块净土已经很难了。我常常感叹,犹太民族在流亡当中,上千年没有故土,但他们保存了他们的文化精神,产生了无数非常了不起的知识人,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些在"流亡中"的中国人,能不能也像犹太人一样做起这样一件事情来呢?我想余先生本来是在做这样一件事情,但是现在西方也越来越不容许我们有这样的空间了。这就是我要讲的:余先生的离去象征着文化中国的灭亡,我们在海外也没有办法再把中国文化继承和发展下去。讲到这里,我还是想引之前引过的陈寅恪先生挽王国维先生的两句诗:"齐州祸乱何时歇,今日吾侪皆苛活"。是啊,我们已经没有可能再继承余先生的文化事业了,文化的中国已经灭亡,物质的中国有可能凌驾于全世界之上,把他那套带给世界带给全球,我是没有王国维先生那种毅力去投湖自尽,但我的心是完全死了。现在余先生又走了,除了悲哀我没有其他东西和各位分享。谢谢各位!

责任编辑: 江一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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