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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20世纪人类思想最高水平的三场世纪大辩论

激进的知识精英对传统的政教合一、宗教战争深恶痛绝,却对意识形态的政教合一、宗教战争趋之若鹜;正是这些"意识形态新宗教"日复一日地对民众X脑、鼓动人性的败坏,才造就了"20世纪的宗教战争"——"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对阶J敌人毫不留情"……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回望人类历史,每一次经济大萧条、社会大动荡、文明大倒退,几乎都缘于错误思想的流毒——20世纪的历史,尤其如此。发生在20世纪的一战、二战、冷战,是人类先辈们不敢想象的——不仅规模空前、损失惨重,更是一种波及所有领域、裹挟所有阶层的"全面战争"。最令人唏嘘的,是20世纪的多起内战。西班牙内战、越南内战、东西德之间的柏林墙,以及持续至今横在南北朝鲜之间的三八线……其手段之酷烈、仇恨之深重,甚至远远超过古代的异族征战——冲突双方都坚信,自己正在捍卫一种更先进、更高尚的观念。

然而,与观念带来的后果相比,这些导致了剧烈冲突的观念本身,却因为种种原因,长期无法被大众知晓。

20世纪有三场大辩论非常伟大,兰格VS米塞斯,罗尔斯VS诺齐克,萨特VS阿隆,代表着20世纪人类思想的最高水平,涵盖了经济模式、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三大战场。它们不仅深刻塑造了当今的人类冲突,也是20世纪极权历史的病理切片,是我们避免重蹈覆辙的重要参考。

▋辩论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亚里士多德说,人不可能掌握全部真理。但是在整个20世纪,总有人幻想着人类可以达到"全知全能全善",建成尽善尽美的制度——为着这种观念,他们甘愿赌上(所有人的)性命。一战前后,恰逢"第二次科技革命"——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诞生、电气化的起飞,都极大地助长了人类的自负。人们痛恨资本主义的"软弱和不公",盼望以"科学主义"构建出完美的经济和政治,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1917年,苏联在一战的余烬中诞生。随后,旨在"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通过强大的政府,以科学的方法,管理整个国家生产与需求"的计划经济模式,在短短几年时间,缔造了20世纪历史上的苏联神话。就在"苏联神话"让世界侧目时,年仅30岁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发表了一篇石破天惊的文章,对"苏联神话",尤其是"经济奇迹是否可行"的问题,发出有力的质疑。这个话题相当庞大,但米塞斯的论证和逻辑链条非常简洁清晰:1.生产、消费是最基本的经济活动,两者都是靠"经济计算"来达成的。即是说,生产者和消费者在估算一笔买卖时,只能凭借"由竞争产生的真实价格"作出决策。2.价格反映的是消费者的需求程度,以及生产资料的稀缺性和可靠性——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不可能掌握如此庞杂的信息。3.生产资料一旦被垄断,自由竞争一旦被人为消灭,价格会因此被扭曲,失去其尺度功能——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失去了唯一的参考。4.生产者为了虚假的需求做无用功,消费者花高价也买不到合适的商品。最终,整个经济体因为严重的浪费和短缺,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简言之,米塞斯以事实和逻辑证明:任何强大的单一组织,都无法完成经济计算,必然导致混乱、奴役和衰败。这篇文章连同后续的论证,后来被扩充为一本旷世巨著《Sozialismus》。

20岁的哈耶克在读完这本书后,立即决定拜米塞斯为师,并从一名"温和的激进主义者"转向了坚定的市场派。而最能代表哈耶克学术水平的《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一书,正是沿着米塞斯提出的问题,进行的追根溯源之作。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招来严厉的批驳,甚至激烈的谩骂。米塞斯孤军奋战,他的对手却是数不胜数——最著名的是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

如同所有乌托邦主义者一样,兰格指出了市场经济固有的缺陷:1.自由市场的价格体系和自由竞争,必然导致极大的贫富悬殊、资源错配;

2.自由市场的无序竞争,将无药可救地导致周期性的"癫痫"——经济危机;

3.自由市场的这一致命缺陷,必然导致"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周期轮回……自由市场真的是弱肉强食、混乱无序吗?计划真的可以弥补市场吗?那些美好的乌托邦愿望,真的能实现吗?……围绕这些问题,米塞斯与兰格等人爆发了旷日持久的大论战——它被称为"两种思潮、两种意识形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兰格提出了一个"完美方案":把经济运行的理论模式引入市场机制,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充分利用高效率增长的经济运行模式。简言之,就是"用计划指导市场,弥补市场的不足"。米塞斯毫不客气地反驳:计划经济无法弥补"市场的弱点",计划的弊病会扩散到其他领域,导致巨大的社会灾难。1.计划经济没有价格激励,创新和互助都会走向衰竭;2.计划经济的决策者,不用承担破产、退场的后果,因此其错误将会不断扩散;3.计划经济的成果分配,是靠中央计划的强制命令,而不是价格贡献,其结果是更严重的不公和贫富差距……米塞斯对计划经济的质疑和预判,每一点都切中要害,也几乎改变了世界的思想版图。尤其是当兰格辩称"即便没有价格参照,我们也可以更细致地计算生产要素"时,他其实已经承认了米塞斯的预判:计划经济的确摧毁了估算商品的"唯一标尺"——每个外行人都能看懂的"价格"。遗憾的是,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论战的天平发生反转,反对市场、支持计划的观点很快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各国央行的通胀政策引发全球性的错误投资,泡沫在1929年爆炸,大萧条横扫世界,各大经济体哀鸿遍野。而苏联由于所有生产资料归政府所独有,靠着控制贸易流量、掠夺私人经济,它躲过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再加上新技术革命的红利,其经济几乎一枝独秀。尽管米塞斯早就预言了大萧条,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认为是"兰格驳倒了米塞斯"——这场论战因此被称为"兰格论战",这套"计划指导市场"的模式也被称为"兰格模式"。于是,苏联计划体制借着知识精英的背书,戴着"关心劳苦大众"的冠冕,迅速成为摆脱萧条、弱国变强的"救世良方"。致命的病毒开始在全球扩散:当时的纳粹德国、中国国民党政府,甚至美国罗斯福政府和阿根廷政府,都争相学习苏联的"成功经验"……▋辩论二:平等神话,分配正义与共富亚当·斯密说:"所谓正义,就是让一个人得到他应得的东西"。然而,古今中外的天才幻想家们,为了实现"人人平等的地上天国",总喜欢以上帝自居,自行设立正义的标准——为了让一部分人得到"不应得的利益",他们宁愿让另一部分人得到"不应得的下场"。1971年,罗尔斯在《正义论》开篇写道:"如果说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是真理,那么社会制度的首要目标,就是正义。"罗尔斯主张,所有的社会基本价值,包括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实行"平等分配":1.平等自由原则:社会的基本结构要平等自由,即每个人获利的方式,应该符合基本的社会规范。2.机会公平原则,结合差别原则:在实现机会公平之后,如果还"不够平等",就要遵循"差别原则"——天赋高者得利多,就有义务帮助弱者。天赋高者得利多,为什么"不正义"呢?罗尔斯提出了"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天才富贵,弱者贫困,国家该不该督促天才帮助弱者?角色不同,答案自然不同。如何找到"最正义"的答案呢?

假设我们事先都被挡在幕后,不知道自己将会得到哪一种身份——在那种场景下给出的答案,就是人类理性的最大公约数,也是"最公正的"。于是,从"分配正义"的目标出发,罗尔斯设计出一整套制度架构:权威、社群(国家、教会或别的集体)、法律等都要积极发挥作用,督促富人"负担起帮助穷人的义务"。这本绿色封皮的书引发轰动,一时间洛阳纸贵,掀起的讨论热潮被称为"绿魔"。罗尔斯备受追捧,讲座场场爆满,甚至被人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3年后,哈佛大学的同事、诺齐克教授发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质疑所谓"分配正义",并就正义来源、个人权利、国家权限等问题,与罗尔斯展开论战。

诺齐克认为,真正的正义是"持有正义",包括:

1.取得的正义原则。如果每个人的持有都是正义的,那么持有总体也是正义的,反之则不然。祖传的遗产、野地里捡的金子、诚实经营所得的利润,不需要矫正。2.转移的正义原则。自愿的交换、赠送,属于此类。3.矫正原则。前两个原则受挫时,需要做出纠正。法院判决的赔偿,属于此列。诺齐克坚持,不能把天赋、勤奋、幸运所带来的收益,看成"社会"的共同资产——它们都属于"最基本的个人权利";不能以"社会正义"的名目,使个人遭到无端的侵害——不正义的手段(局部),绝不能带来正义的目的(整体)因此,所谓"分配正义"(包括权力主导的"福利"国家),其实质是对个人权利的践踏、对正义原则的歪曲。

罗尔斯的设计,最终是做大国家权力,侵害个人自由。这种"分配正义"越多,国家权力就越横暴,个人自由就越卑微,真正的正义也会因此消亡。对于国家的功能、权限,必须予以高度警惕——与其做大国家,不如重申国家的限度:国家必须是,也只能是保护个人权利的工具;这种保护必须是"被动的"、"最小的"、"守夜人式的"。这样的国家才是正义的、持久的,才可能为个体公民提供中立性的保护。诺齐克进一步指出,相比追求"平等"的分配正义,保障个人权利的努力通常更紧迫、更艰难。20世纪的一系列乌托邦体制,都打着"平等"的旗号,把国家权力扩大到极致,导致了无数的人祸。▋辩论三:意识形态与宗教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如果没有上帝,那么所有事情都可以被允许"。在"上帝已死"的时代,人们肆无忌惮地践踏一切道德伦理,渴望砸碎一切"自由的枷锁"。然而当他们宣称"人类理性已经消解宗教蒙昧,我就是自己的上帝"时,却蓦然发现,自己已经身陷宗教战争。法国是启蒙运动的大本营,也是各种无神论意识形态的发源地。数百年来,法国思想家不遗余力地创造各种"新信仰"(意识形态),以此抨击教会、讴歌理性。在意识形态几乎全面统治人类的20世纪,法国思想家保罗·萨特,是当之无愧的意识形态先锋、左翼思想领袖,而他的好友雷蒙·阿隆,因为与他尖锐对立,成为"20世纪和法国人中的双重异类"。萨特是天才的剧作家,也是激进的革命者。二战前后,他一边组织乌托邦主义运动,一边写哲学《存在与虚无》。萨特的哲学与其说是无神论,不如说是"反有神论"。他认为:人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彻底否定上帝、否定"先于存在"的人性,直至否定当下的自己(虚无)、"自己创造自己",否则就会落入"宿命论"和"任人摆布"的境地;每个人都要争取自由,于是每个人都只能看见自己,在孤独、挣扎中成就自己的自由……基于这样的意识形态和人性假设,萨特非常推崇"斗争哲学",积极鼓动、亲身参与国内外的阶级斗争。1960年,萨特会见格瓦拉盛赞古巴"是一种直接的民主制......这是革命的蜜月"。

1968年5月,因美国介入越战,法国爆发骚乱——史称"五月风暴"。大学生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资本主义",占领工厂学校,筑起街垒对抗军警。为声援学生,全国1000万人发起罢工游行。戴高乐总统逃往德国避难,法国几乎爆发内战……堪称法国版"武斗夺权"。萨特等人前往大学发表演讲,支持学生暴乱。他还以执行主席的身份参加了一个法庭,审判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罪行——法庭的名誉主席则是大名鼎鼎的伯特兰·罗素。面对此等荒唐和激进,雷蒙·阿隆批评学生"以自杀行为追求绝对自由",严厉谴责萨特误导青年,"以意识形态的演说,替代切实可行的政治计划。"

对于"意识形态宗教战争",阿隆的洞察堪称经典:当一种政治主张借由"科学、理性"的名义,成为不可质疑、不容证伪的意识形态,它就会蜕变为一种新的宗教,并且比所有的传统宗教都更霸道、更排外。宗教曾被当作"人民的鸦片",雷蒙·阿隆则针锋相对,把"意识形态宗教"比作"知识分子的鸦片",把知识精英传播意识形态的行为比作"二手烟"——民众接受的是二手知识,因此这种二手烟是更严重的"双重毒害"。

阿隆尖锐地指出:激进的知识精英对传统的政教合一、宗教战争深恶痛绝,却对意识形态的政教合一、宗教战争趋之若鹜;正是这些"意识形态新宗教"日复一日地对民众X脑、鼓动人性的败坏,才造就了"20世纪的宗教战争"——"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对阶J敌人毫不留情"……

▋当观念之争遭遇"政治正确VS正确"

兰格VS米塞斯,罗尔斯VS诺齐克,萨特VS阿隆的三场大辩论,从出发点上看,兰格、罗尔斯和萨特,都是人类某些"普遍价值"的忠实信徒:兰格担忧"自由市场的无序和冷血",罗尔斯热爱"正义和平等",萨特敢于"向一切不平等、不民主的组织开炮"——在今天很多中国读者眼中,这些都是很"右"的价值观。

他们还制定出完备的理论(方案),竭力消除"一切蒙昧、不公和束缚",试图让人类"掌握自己的命运"。

但是,自由、平等、正义、和平,这些美好的价值,为何却成了20世纪三场大辩论中六位思想家所捍卫、但却彼此冲突的价值?

其中,某些高尚的理想、完美的方案,为何却将人类导往地狱呢?高喊普遍价值的,到底谁是左,谁是右?要回答这些问题,恐怕要跳出观念本身,追溯产生这些观念的思维方式,而思想家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提出的"圣化构想"VS"悲观构想"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恰似为破解以上难题量身定做。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索维尔认为:知识分子间发生的所谓左右之争,完美与修正之争,现代与未来之争,战争与和平之争,其实都是伪问题——冲突爆发的根源,是他们头脑中两套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其底层冲突正是"圣化构想"和"悲观构想"这两种思维的冲突。圣化构想,认为任何社会问题都有一个抽象的"理想型",一切思考均需围绕这个理想型展开,他们并不在意现实条件,就希望把意念中的理想模型强行推广到政治制度或社会生活中。持有"圣化构想"的知识分子,罔顾人性的复杂,喜欢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在头脑中构建出一整套完美的社会蓝图;他们对未来无限乐观,认为依靠人类理性,依靠某些组织或强人,通过某个"一揽子解决方案",最终就能建成人间天堂。与"圣化构想"对应的是,对人类制度的研究,总是一种对"最可容忍的不完美制度"的研究,即悲观构想。

就出发点来说,罗尔斯、萨特等人兼具善良和聪慧,堪称"人类良心"、"知识教皇"。但是,越是高尚的理想,其迷惑性越强、危害性越隐蔽;越是完美的方案,实现难度越高,权力对人性的强制就越多,个人权利也就越卑微……这恰恰解释了一个更吊诡的现象——那些看上去越高尚的理想、越完善的理论,带来的后果就越糟糕:

兰格的经济理论,导致反市场的计划思想在全球扩张;罗尔斯的正义观,导致美国的民粹政治、身份政治(如"黑命贵");萨特的思想,成为二战后欧美左派"暴力夺权"的理论武器(如"安提法")。与之相反,他们的对手米塞斯、诺齐克、阿隆——这些"永远的少数派",终其一生都奉行的,是被索维尔称为"悲观构想"的思维:他们从不敢苛求完美,也拒绝给出任何"包治百病"的药方;他们只是运用逻辑和事实,指出明确的悖谬和"最不坏的选择",告诉世人"什么可以做,什么绝不能做";他们的诚实和谦卑在当世当时遭人唾弃,然而,文明的维持、人类的尊严,却总是因他们发出的"杂音"而得以存续。沿着索维尔的思考,我们判断左与右的根本区别,还不在于是否高喊自由、民主、平等、正义这些普遍价值,而是其观念与行动,秉持的到底是圣化构想还是悲观构想。再进一步,今天我们反思灾难的源头,不能停留在谴责某些政客的肆意妄为,必须追溯到那些怀揣"圣化构想"知识分子所制造的精神鸦片。而这些,不只是20世纪主要冲突的根源,也是当今世界价值撕裂,秩序失序的根源。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身处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我们如何看待知识分子这一问题,无疑面临着更大的挑战:知识分子既要批判现实,传播真理,又要超越"横渠四句"的修齐治平,避免陷入索维尔所批判的"圣化构想"。

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不仅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最新锐的系统阐述,也是识别左与右、洞悉当今社会冲突根源的绝佳之作。

全文完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孔雀往哪飞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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