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周筱赟，一个多月前被盘锦市公安局大洼分局的警察从广州寓所带走了。
他先是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来变更为刑事拘留。期间，除了警方一纸语焉不详的通告，多数关心他的人都不知道，他究竟犯了什么事。
我没有能力去抠那些法律条文，也没办法为周筱赟打包票，认定他没干违法的事。违法不违法，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何况我这种和他联系不多的人。
所以，我只想聊聊我和他之间的一些交往。说起来，这时间长度跨越了十几年，虽然值得说的事情，似乎不多。
1
先说我是怎么得知周筱赟“进去”的事情吧，这事情本身就挺邪门的。
周筱赟多年前是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的博士生，所以平时大家叫他“周博”。又因为他有一个群，里面有四百多人，大多是媒体从业人员（以及曾经的媒体从业人员），他是一个勤快的群主，平时除了跟大家聊天，遇到法定假日必发红包，所以群里成员又直接叫他“群主”。
周筱赟被抓的消息，就是从群里传开的，而且一开始并不确定，是一步步被群友“扒”出来的。
大概是7月30日深夜，有一位群友突然冒出一句：“你们有没有发现，昨天中午之后，群主就没再说过一句话……咋回事？”
这时候，大家都不以为意，有人还开玩笑：“小心等会群主回来就把你给”鲨“（原文如此）了。”
但是，周筱赟并没有因此出现。直到第二下午，才又有人问“群主为何还在失踪状态”，并且有人找到了他在群里最后一次发言的时间（7月29日12：26），指出“群主已经消失超过48小时了”。
大家一边觉得奇怪，一边还在开玩笑是不是要选临时群主。
不过，这时候开始有人给周筱赟打电话。让人纳闷的是，手机是接通了，但没人接听，后来则变成关机状态。（此时，手机应该已在警方手上）
于是，群里的人都意识到不对劲了。有人开始给周筱赟所在的律所打电话，给他的助理打电话，但是都没有人了解周筱赟的情况。
一通手忙脚乱的操作下来，到了7月31日晚上8点多，依然没有人知道周筱赟究竟是怎么了。
这事情的突破口是，有人翻出了周筱赟的联系地址，发现上面是一个代收件地址，联系人是他的住处楼下的食杂店老板。
有人给这个食杂店老板打电话，诡异的情形出现了。
这个食杂店老板开口就说：“我知道的事情就是，他是很安全的，其他的事情我也不能说，我也不知道……”
自始至终，这个老板都保持这种神秘的口吻。
不过，当打电话过去的群友试探性地问他，到底周筱赟是不是被约谈了还是怎么了，他说了一句：可能你们都猜对了。
事情到这里，已接近真相。这时候，群友们都明白，群主“出事”了。这是7月31日晚上9点多的事情。
第二天，群友终于联系到了周筱赟的家人，看到了一份抬头为盘锦市公安局大洼分局、落款时间为2021年8月1日的通知书，告知周筱赟因涉嫌寻衅滋事罪于2021年7月31日18时被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至此，“群主失踪案”告破。
后面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警方通知的周筱赟被抓时间（7月31日18时）之前，群友其实已经打他电话没人接了。
2
我记不太清是哪一年因为什么事情跟周筱赟认识的了。如果印象没错，应该是2005年我还在《东方早报》的时候，他主动来联系一件事。
当年七八月份，国外有机构发起了一个“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活动，国内诸多机构如《读书》杂志、《天涯》杂志等，以及诸多名人如汪晖、戴锦华、韩少功、高耀洁、王安忆（后被证明她本人并不知情）等都卷入其中，香港岭南大学刘健芝教授是该活动的中国（和蒙古）地区负责人。
这是当年轰动国内文化界的一桩事件。
这事情应该不假。说起来无非是根据诺奖的评选规则，向诺奖推荐人选。只要有推荐资格的，都可以这么做。
问题是组织工作做得太差了，过程中出现种种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向被推荐的人选收取到丽江开会的差旅费，甚至要求被推荐人出赞助费。
这让高耀洁老人起了疑心，宣布退出这个活动。结果，主办方很硬气地表示，一经推荐就不得退出。这下子惹火了不少人。
《东方早报》评论版介入此事，应是从10月14日发表同济大学老师王晓渔的一篇质疑文章开始的。当时，该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名单已经揭晓。这篇题为《“批判知识分子”的超级幻想》的文章里，王晓渔指出了该活动的种种荒谬之处，称之为一场“闹剧”。
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快，汪晖教授本人也向《东方早报》投书回应此事。稿子是报社其他同事转来的，我们拜读后决定原文刊发。不过，汪晖教授并没有谈到推荐和组织过程的问题，而是再次重申了这项活动的意义。
随后，事件的当事人之一高耀洁老人也在《东方早报》评论版上发表文章，解释她为什么要退出这项活动。
如果我记忆无误的话，高耀洁的文章应是周筱赟联系和推荐过来的。那段时间，周筱赟在某家出版社任职，编辑出版了高耀洁老人的一本书（《中国艾滋病调查》，周筱赟是该书编辑）。
那时候，我也才偶然知道他是葛剑雄教授的博士生。葛老师是《东方早报》评论部的“老熟人”，经常给评论版撰稿，上至国家大政，下至身边小事，无所不谈，笔锋甚健。
葛老师一贯不用手机，交流想法都是通过打电话，有时候电话里聊数分钟，没过多久他的大作就发过来了。评论部的同事都很喜欢葛老师，往往他的作品发过来，大家都会就着相关话题展开讨论。
有这一层关系，我对周筱赟自然也有亲近感。在高耀洁老师的文章发表后，紧接着我又约周筱赟写了一篇文章《为何历史总是如此相似》，从总体上评价这个活动。这是周筱赟第一次在《东方早报》评论版发表作品。
他对评论感兴趣，以及后来入职《南方都市报》评论部，不知道是否从这个时候有了端倪。
3
我和周筱赟的第二次合作，仍然与高耀洁老人有关，是在2006年4月。那时候，我刚离开东方早报，入职杭州日报。同时，我还在关天茶舍当版主。
关天茶舍是国内一个民间思想聚集地，论坛上藏龙卧虎，集齐左中右各路人马，平日里十分热闹，争论也特别激烈。
我是在2002年短暂当过关天茶舍版主后，这时候又通过推选当了版主，而举行的这次高耀洁医生访谈，是上任版主后比较重要的一次论坛活动。
这场活动虽然是线上访谈，实际上全依赖于周筱赟的辛劳付出。我们在关天开了一个访谈主贴，在主贴下面由网友提问，然后再由周筱赟打电话给高耀洁老人，由她在电话里口述，再由周筱赟整理发在论坛上。虽然如此，访谈还是取得了很大影响。
高耀洁老人也很重视这次访谈，当时她遭遇老伴新丧，心情十分悲痛，但她还是认真回答了网友提问，对国内艾滋病防治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同时，高耀洁老人还拿出100本《中国艾滋病调查》，免费赠送给网友。
我跟高耀洁老人没见过面，也没有交往（似乎打过电话，或者有电子邮件联系），但有一年我还收到了她寄来的明信片。再后来，她就去了美国。
从这两件事情可以看出，周筱赟是一个热心、专注的人。他是高耀洁新书的编辑，但他做的事情比一个编辑做的还要多，几乎成了高耀洁的个人助手。由此，也可以让人感受到周筱赟对公益和公共话题的热情。
这似乎也是周筱赟在天涯社区的“首秀”。不过，他其实没怎么在关天茶舍活动，反倒是后来在天涯杂谈十分活跃，多次参与公共讨论，甚至影响一些事件的进展。
比如在中石化广东公司天价酒单、中非希望工程、郭美美、嫣然基金等事件中，他以爆料人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揭开其中内幕。这些事情已经有人写了，这里不再赘述。
不过到这时候，我和周筱赟都还没有见过面。我跟他第一次见面，是有一年浙大召开新闻舆论监督相关研讨会活动，他受邀参加，我们在龙井的一家餐厅匆匆见了一面。
就像跟其他熟悉的网友见面一样，我们彼此并没有什么陌生感。毕竟在网上交流较多，也多有交集互动。但那时候，我对他在做什么事情，其实已不甚了了。
也因为对一些公共问题举报的次数多了，周筱赟不得不开始戴起口罩，轻易不以真面目示人。我倒是问过他，为什么要戴口罩，故意搞得神秘兮兮的，他很严肃地告诉我这是很有必要的。只是他哪里能想到，这一层薄薄的口罩，怎么可能护他周全。
后来，我跟他的来往，只限于他偶尔来杭州的时候，约我一起吃个饭。还有就是，在他发起的群里，交流几句。私下，我们也很少交流，他有时候会来问我财新网的某篇文章有没有权限可以看到（我有财新网会员），让我转给他。我有时候也会犯嘀咕，怎么不自己买个会员。
这次他出事后，我才知道他一直单身租住在广州，养着一只猫，看来他在生活上也不是很轻松。
今年2月份，我刚和他又见过一次。席间，我们还谈起某位大家都认识的人，感觉他有些行为比较“危险”。
殊不知，危险正朝着他走近。
4
周筱赟被抓，已经一个多月了。他“进去”的时间越来越长，越发让人感到不安。
这可能意味着，他真的“有事”了。
回想起跟周筱赟这十几年来浅浅的交往，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的骨子里其实还是一个书生。周筱赟最早有一个网名，就叫落魄书生。
他对公共问题的热心投入，应是源自于一种强烈的书生情怀。从出版社到报社再到转行当律师，似乎都是受到这种情怀的驱遣。别人不问，他从来都不说自己的事情，平时所谈都是公共话题、社会大事。
在周筱赟之前，像他这样为公共利益死磕的人有不少，但是以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恐怕很难再见到像他这样的人了。
期待他早日平安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