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苏派在三峡工程论证、审查和决策的重要角色与决定作用
一、摘要
2024年是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建设30周年。30年来三峡工程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恶劣影响一点点地显露出来,整个过程就像古代的凌迟一样。是什么人把这祸国殃民、累及子孙的三峡工程推上了马?在撰写《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先生不愿和不敢提及的黑暗一页——周光召是怎样审查生态与环境组报告的》[1]一文时发现,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下设10个专题审查组,其中7个组的审查负责人都是长着中国脸却怀着马恩列斯心的“黄俄孝子”。在三峡工程决策中起决定作用的大部分人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的人,特别是六四之后、三峡工程决策之际的中共领导三巨头:邓小平、江泽民和李鹏,都是留苏派。
许成钢教授认为,中共的“党领导一切”的极权主义不是中国的帝王统治原则,其100%的原则都来自列宁。中共将苏联模式极权主义中国化[2],三峡工程就是一个最好的实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只有二十几座水库大坝工程,不是中国历代皇帝建造的,而是日本人在二战期间在东三省建造的。虽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胡佛大坝的成功开创了世界大坝建设的高潮,但是中共不是从美国人那里,而是是从苏联、从斯大林那里引进了建设水库大坝的发展模式,斯大林的征服自然野心的中国化就是人定胜天或者人应胜天。从意识形态和组织路线来说,中共派自己的子女和年轻学生去苏联学习(包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过严格训练,让他们全盘接受马恩列斯的学说,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为将来接班掌权、包括全面掌控科学教育领域做人才的准备。
1986年开始的三峡工程论证,也许是中共党内的一些开明派尝试引入“科学与民主”的决策机制,引入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对过去共产党的独裁领导下在工程决策中不断犯错的反思。但是当“科学与民主”威胁到中共极权统治的核心,中共又快速地回归苏俄的老路。中共为了把这出三峡工程的大戏唱完,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召集“黄俄孝子”,把祸国殃民的三峡工程推上了马。三峡工程之后中共再也没有启用过这样“科学与民主”的决策程序。
图1:三峡工程开始发挥所谓的防洪功能,图片来源:网路截屏
二、在三峡工程论证、审查和决策起重要角色与决定作用的留苏派
——1980年最早表态支持三峡工程的邓小平是留苏派;
——六四之后正式上台担任总书记并立即表态支持三峡工程上马、在全国投票表决前召开两会党员负责任人会议,要求代表中的党员支持三峡工程的江泽民是留苏派;
——从1984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组组长、借六四的恐怖对三峡工程反对派施加政治压力、三峡工程决策时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是留苏派;
——1990年8月22日起担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在199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做三峡工程议案解释的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邹家华是留苏派;
——参与国务院三峡工程决策的国务委员李铁映是留苏派;
——国务委员、从1986年起就担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副主任的宋健是留苏派;
——参与国务院三峡工程决策的国务委员李贵鲜是留苏派;
——参与国务院三峡工程决策的国务委员钱其琛是留苏派;
——参与国务院三峡工程决策的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副主任、后升为副总理的李岚清是留苏派;
——参与国务院三峡工程决策的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是留苏派;
——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能源部部长黄毅诚是留苏派;
——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机电部部长何光远是留苏派;
——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建设部部长林汉雄是留苏派;
——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地矿部部长朱训是留苏派;
——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委副主任蒋民宽(曾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四川省省长)是留苏派;
——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是留苏派;
——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委员林业部部长高德占是半个留苏派(未正式留学,但从波兰引进全套制糖设备时主持技术和翻译工作);
——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委员、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特邀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是留苏派;
——要求将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提高到海拔180米的原重庆市常务副市长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四川省省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萧秧是留苏派;
——坚决支持三峡工程上马的湖北省省长、后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的郭树清是留苏派;
——坚决支持三峡工程上马的湖北省省长、省委书记贾志杰是留苏派;
——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特邀专家国务院经济技术发展中心马宾是留苏派;
——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特邀专家外贸部副部长兼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李强也可算作是留苏派;
——三峡工程论证泥沙组副组长谢鉴衡是留苏派;
——三峡工程论证地震与地质组副组长刘广润是留苏派;
——三峡工程论证地震与地质组副组长王思敬是留苏派;
——三峡工程论证综合经济评价组副组长李京文是留苏派;
——三峡工程论证第一任移民组组长李雨普是留苏派;
——三峡工程论证生态与环境组专家高福晖是留苏派;
——三峡工程论证航运组专家梁应辰是留苏派;
——三峡工程论证移民组专家傅秀堂是留苏派;
——三峡工程阶段性评估专家组组长沈国舫是留苏派;
——常年参加国务院三峡建委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工作、自2012年担任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组长陈厚群是留苏派[3]……
留苏派要么是掌握实权的领导,要么是戴着桂冠的院士,或者既是……又是……。有报道说,从1950到1965年,赴苏联留学(笔者注:包括留下东欧共产国家)的学生及实习生达1.6万人左右,其中产生了二百多位两院院士[4]。上面提到的参与三峡工程论证、审查和决策的宋健、刘国光、周光召、朱训、谢鉴衡、刘广润、王思敬、李京文、高福晖、梁应辰、沈国舫、陈厚群都是科学院院士或者工程院院士或者社科院学部委员,或者既是……又是……他们在教育和科技界又培养出许多学士、硕士和博士。
以上是在三峡工程论证、审查和决策中起决定作用的留苏派,是笔者收集和整理的。由于掌握资料的局限,一定还有许多疏落,望知情的读者予以补充。
原全国政协委员孙越崎、林华、王兴譲、胥光义、乔培新、陈绍明、罗西北、严星华、赵维纲、陆钦侃在1988年12月《关于三峡工程论证的意见和建议》中指出了三峡工程组织方式不当,不利于科学民主的问题,如由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员十一人,全部为原水电部正副部长,正副总工程师和长办、三峡开发总公司的领导人,他们都是一贯主张早上快上三峡工程的同志。下属的十四个专家组,其中十个组的组长是水电系统各部门的负责人,其余四个组也有水电系统的同志任副组长[5]。当时孙越崎和陆钦侃等还没有认识到留苏派的存在和“黄俄孝子”无底线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