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的改革开放如何继续下去，因着贫富悬殊恶化，在大陆引起重大争议。数十家媒体同时刊出极左理论家李光满的“深刻变革论”，响应“斗争”论调，提醒国民有一场重大的革命正在身边发生；即被“环球时报”主笔胡锡进高调反击，指责其危言耸听，叫人不要相信。
此外，中国网络又出现一署名“华山穹剑”的文章，题为“邓小平对中国的十点警告”，强调邓小平生前曾经警告过，国民收入分配，是要令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
此语出自“邓小平文选”。有人翻查邓小平理论，指出邓小平改革的原意与“初心”，并非穷富悬殊。
然而邓小平确实也是一个矛盾的人。“要让小数人先富起来”，这句话流于简单。“少数”是哪些人？“先富起来”用什么手段？先富起来之后又如何？这一切并无详细论述。
邓小平也说过“共同致富”，并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句话同样出自“邓小平文选”。
有人在邓小平的遗言中寻找支持，反驳“中国在走回头路”之说。但邓小平生前的理论，并没有指出中国的改革一旦出现财富不均，到了这个阶段，应该怎样做？
殖民地的香港其实提供了典范。战后英国经济大受创伤，两次世界大战虚耗国库，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凯恩斯成为国家经济顾问，除了主张大力推行计划经济，设立免费医疗系统，钱从何来，则多次越洋访问美国，向美国借贷。
那时香港出现数以百万计的难民，英国政府穷，香港殖民地政府也没有钱。英国人在香港并无“打土豪分田地”，新界居民的丁权权益分毫没有改变，本地传统富豪如何东、邓肇坚、周寿臣、罗旭龢，殖民地的葛量洪政府没有向他们施以重税，还长期维持低税制，也没有强制其奉献财产，而是以皇室勋衔和社会地位为诱因，令邓肇坚、何东等富豪创立慈善事业。
东华三院、邓肇坚医院、何东小学，加上天主教会在香港的接济，殖民地香港政府开创了一个良好的气氛，令华人社会商人认为，办慈善事业是一种光荣。
此时，皇室成为良性互动因素。香港殖民地时代的爵士勋衔，许多是本地商人向殖民地捐献协助改善民生的结果，英国再穷，没有伸手向香港的邓肇坚要钱，而本地富商不必向英国捐献。殖民地政府取之于本地慈善家，用之于本地难民。保良局、仁济医院、博爱医院、公益金，加上电视台的合作，市民并不感到政府有任何干预，富豪也没有受威胁，殖民地政府没有发表杀气腾腾的文告，香港的慈善事业自然产生，而且到今日，许多慈善衍生的医院和学校，制度运作良佳。
这一切，只讲激进意识形态的人不会明白。在他们的认知世界中，一切殖民主义皆是“罪恶”，唯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是理想。殖民地时代的香港，葛量洪没有留下一套葛亮洪思想，麦理浩也没有出版一本麦理浩文摘，香港社会贫富依然有差别，但有社会向上流动力，加上廉政公署，英国人就这样建设成一个和谐的华人社会，三千年来罕有的安居乐业，直到1997年，连同丰厚的储备，交还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