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与习近平的电话会谈才刚挂线，旋即传来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同意台湾驻美机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更名为“台湾代表处”（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的新闻。此为继7月台湾宣布经双方政府协商同意，将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设立以“台湾”命名的代表处，以及9月初欧盟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通过提案，建议欧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将“欧洲经贸办事处”（Europe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更名为“欧盟驻台办事处”（European Union Office in Taiwan）之后，在近期欧美欲提升与台湾关系的氛围下，一连串“正名”动作的又一举措。毋庸置疑，此举无可避免地又将再次触动北京的敏感神经。
众所周知，降低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阻止台湾国际地位的提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政策的“核心”议题。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地位，翌年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力量——美国和日本先后与北京的关系出现了迈向建交的突破性进展。如此国际情势的骤变，致使台湾海峡两岸的国际地位急速地发生了“不可逆”的历史性逆转。此后，北京步步为营地要求邦交国的政府，必须恪守与台湾的关系只能维持在“非官方”层面交流的承诺。就此次华府的动作，中国驻美大使馆也一如既往地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立陶宛模式”在欧美的延烧
随着21世纪初以来中国所呈现的崛起态势日趋明显，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也确实在不断提升，北京也更积极地扩大其国际话语权。与此同时，两岸的力量对比日益悬殊。然而，尽管吸引了众多西方国家的企业纷纷或到中国投资，或缔结更为紧密的经贸关系，北京急速上升的国家影响力，还是未能阻止欧美及其他国家更积极地强化与台湾的关系。
近年来，西方国家（包括日本）涉及台湾的“正名”动作，此起彼落：先是2017年元旦日本对台机构“交流协会”（Interchange Association；本部设于东京，另设有台北事务所及高雄事务所）改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Japan-Taiwan Exchange Association），2017年5月台湾处理日本事务的机构由“亚东关系协会”（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Relations）易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Taiwan-Japan Relations Association）；2019年6月台湾“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改称“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Taiwan Council for U.S. Affairs）；2020年4月“荷兰贸易暨投资办事处”（Netherlands Trade and Investment Office）换上“荷兰在台办事处”（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的招牌；前述的今年立陶宛同意台湾将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Taiwanese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Lithuania），至于立陶宛的驻台机构名称则未确定，可能使用“Lithuanian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aiwan”（立陶宛驻台代表处）；以及欧盟拟将“欧洲经贸办事处”更名为“欧盟驻台办事处”等。
上月笔者在评论北京之所以罕见地对“不听话”的小国立陶宛下狠手，又是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又是“驱逐”甫抵达北京的立陶宛驻中国新大使，是为了以儆效尤，防范“立陶宛模式”在包括波罗的海其他两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中东欧一些国家出现骨牌效应。只是仅约一个月，即发生更为震撼的欧盟与美国拟同意“台湾”正名的动态发展，突显了当下北京在进一步挤压台湾的国际空间、阻挡邦交国强化与台湾关系方面的努力，遇到了不得其门而入的瓶颈。
“台湾”——国会的背书与白宫的“决断”
其实，美国谈不上是受到“立陶宛模式”的影响，反倒可以说是立陶宛等国嗅到了华府已在积极支持就“台湾”正名及鼓励强化与台湾关系的气味，而大胆地“先走一步”。
美国国会就“台湾”的“正名”动作，确实早就已在酝酿。还是特朗普时代的去年12月17日，美国众议院78位议员就联名致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就美台关系提出3项建议，其中就包括台湾驻美办事机构应更名为“台湾代表处”。7个月之后的2021年7月，美国众议院外委会通过了“抗中”的“老鹰法案”（Ensuring American Global Leadership and Engagement Act，简称E.A.G.L.E. Act），最瞩目的内容，正是要求为美国政府就台湾驻美代表处“正名”展开协商。此次白宫之所以得以公开表示正在“认真考虑”，主要背景就是因为此项建议已获得国会方面的背书。
平心而论，当初台湾驻外国代表机构之所以大多不以“台湾”而是以“台北”冠名，其原因颇为复杂，并非单纯是北京的“打压”所致，既有对象国基于本国国家利益的考量，也是两蒋时期台湾自己对“汉贼不两立”的执著所致。
在1949年之后，尤其是经历了1970年代“断交潮”的“阵痛”之后，台湾在与前邦交国酝酿重新建立“非外交关系”，并讨论设立代表机构时，基本排除了“台湾”作为代表处名称的选项，理由是不愿意将“中华民国”“矮化”为“台湾”；而之所以更倾向于接受使用“台北”一词，是因为在国际外交世界中，常用一国首都之称来代表该国或该国政府，譬如“华府”可用来代替美国政府，“伦敦”可用来替换英国政府。
中国崛起“台湾”能见度不降反升
至于台湾方面后来为何又要求把“台北”改回“台湾”？其中涉及了“代表权之争”落幕后的效应以及台湾社会“国家认同”意识的变迁。
随着前述1970年代两岸国际地位的逆转，自1949年以来两岸究竟谁能合法代表中国的“代表权之争”宣告落幕，曾经自称“自由中国”的台湾，已愈来愈难以在国际社会上号称自己是“中国”了。事实上，国际社会的认知也已开始普遍视“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台湾最重要的“友邦”美国社会和日本社会。在此国际情势变迁的脉络下，作为与中国大陆的区隔，台湾民众，尤其是许多社会菁英，也开始倾向以“台湾”来定位自己。
另一个主要原因，则是台湾在1990年代迎来了政治民主化，台湾社会的本土意识亦随之跃动起来，国家认同的结构因而迅速发生了变异。在此过程中，人们更倾向认同自己是“台湾人”，更赞同以“台湾”来设定自己身份归属的对象，驻外机构“正名”的呼声，亦随之兴起。常年致力于游说美国国会通过一个又一个“友台法案”的“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FAPA）早就将台湾驻美机构的“正名”作为重要议题来推动。
至于欧美日本等西方国家地区，为何积极支持“台湾”的“正名”，主要基于三大因素。其一，高度评价台湾社会民主发展的成效，认为与台湾共同享有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其二，对崛起中国“输出专制”，蔓延至香港，并计划扩大至台湾的危机感，而作为“挺台”的一环；其三，对新冠疫情爆发后台湾在民主社会中的应对与表现相对出色的认同。
在“新冷战”氛围日趋诡谲的当下，北京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愈发重视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尤其是极为忌惮拜登上台后积极联手民主盟友应对中国的策略。不过，从习近平与拜登的通话，亦不难窥视出北京并无意与华府进一步走进“新冷战”深水区，因此即使白宫确定将“台湾驻美代表处”予以“正名”，恐怕北京也不会像“惩罚”立陶宛一样，断然召回新任驻美大使秦刚，并拒绝美国刚提名的驻中国大使伯恩斯（Nicholas Burns）上任了。
为何在中国崛起时代，却无法有效阻挡作为国际社会主导力量的欧美国家对台湾的支持，包括对“台湾”的“正名潮”，恐怕是当下中国外交政策与对台政策的制定者及研究智囊亟需深刻反思与检讨的重要课题。
林泉忠:东亚国际关系学者、东京大学法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