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很想聊”节目讨论第三次分配是否为共同富裕路径。(截图自节目)
中共打压民企马不停蹄，一些民企和富人响应习近平提出的所谓“共同富裕”的号召捐出大笔财富做慈善，这一连串作为被解读成“劫富济贫”。在本台“亚洲很想聊”节目中，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认为，所谓“第三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这是谎言欺骗。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明居正指出，中共掠夺式抢钱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备战、打仗。
蔡霞在节目中认为所谓的“劫富济贫”四字是很大误导，从来不是道德行为。蔡霞解释，中共在1950年“土改”(土地改革运动)，把农村土地分给农民，所谓“劫富济贫”就是让农民都有土地耕种。实际上是形成抢劫风气，败坏中国民间社会道德的土匪式做法。蔡霞认为，改革开放后“国富民穷”，共产党、政府富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大撒币很大方，但社会底层大部分并未富起来。
蔡霞：“去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6亿人月收入在1千元以下；没有收入达到560多万人是赤贫阶层、人均月收不到2千元达到9亿多人。暴富的是中国共产党，而赤贫的是民众。另一个暴富的是贪官，中国共产党自称18大以来共查处408万贪官(中共中纪委公布查处时间为2012年12月到今年5月)。”
蔡霞批评，中国政府花钱人民无权监督，政府不把钱挹注在民生问题而是用到“维稳”。把钱拿来招辅警，变成国家警察队伍一分子。蔡霞说，2019到2020年中国全国多招收一千万人，把钱大量用在警察保安，或是高科技监控人民。
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解读中共“共同富裕”新政。(截图自节目)
蔡霞：“真正要解决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从民企去抓钱，而是要从制度变革开始。如果从‘民企’着手做‘第三次分配’，所谓‘第三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这是谎言欺骗。实际上给政府合法的、表面看是正当，用公共权力讹诈民企，迫使他们拿出钱来。”
蔡霞指出，很多民企不得不花钱保平安、买身家性命，这只会造成民企不敢投资，外企进一步退出。她说，“中国只能走上经济萧条，市场没有活力，最后大家还是走向’共同贫穷’。所谓财富再分配，其实是极权制度下掠夺人民的借口。”
劫富济贫是社会主义的理想？
“亚洲很想聊”节目主持人戴忠仁进一步追问，“中共的做法完全是土匪式、掠夺式，还是有包含一点社会主义的理想化成分？”“我真的不认为有什么社会主义理想。”明居正提出他的看法。
明居正分析，中共目前打压大企业、整顿演艺圈、让一些人捐钱，目前不脱三种说法，一是整顿秩序、第二是搞文革，第三是割韭菜。但是，明居正认为，“是部分对、不是全对”。
明居正带着大家从中共内部看中共，他们看到内外都碰到非常大的挑战，他用“灭顶般恐惧”来形容。明居正指出，中国经济情况远比外界理解的更差。国家如果财政困难缺钱印钞票，过去靠黄金支撑，现在靠外汇储备、进出口贸易量，但是中共在这几个方面现在都出现问题。
明居正：“最新发展是美英澳同盟(AUKUS)，他看见内外交逼，外部要颜色革命，内部是有人要借这题目挑战习近平、党中央，他基本观念是必须备战。中共斗争性强，他的思维是时时刻刻都在斗争，现在好像逼在眼前。他抢钱手段不合法，真正抢钱目的是备战、准备打仗。”
贫富差距恶化民怨反扑中共维稳经费大于军费
改革开放后，中国贫富差距急剧恶化，明居正解读，当两极化越来越严重，对体制越来越不满，底层只看到自己的生活不公、受到欺压，当他要求公平、法律不能保障他，就会产生极大的民怨，这也是为何中共出现“维稳”的现象。
明居正：“1980年代大家开始富裕起来开始抢钱，民怨越来越累积时，‘维稳’经费需求越来越高。尤其是1989年以后，裁军裁的是武警、轻装师，武警不是警察，所以他实际上是用军人‘维稳’。这么大笔钱从哪里来？是剥削而来。”
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明居正指出，中共掠夺式抢钱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备战。(截图自节目)
中共“群体事件”统计停留在2010年18万起2012年后空白
民怨累积到一定程度将会爆发“群体事件”，蔡霞提到过去北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每年会有跟踪社会情况发展报告，但是在2012年就不允许再报，但是统计一直持续。根据蔡霞估计，每天在中国这块土地至少发生250起“群体事件”，一年365天就是10多万起，以至于中国会发生“维稳”经费超过军费的现象。
蔡霞：“他不是真正去解决问题，他是把提出问题的人解决，就是镇压。中国大陆对公民社会成长越来越严酷打压，所有公民组织都被迫解散，连互相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大家一起吃饭，就能把你抓起来，说你聚众、阴谋颠覆国家政权。”
明居正提到几年前有中国大陆学者到台湾来开会，明居正向该学者表示，中国“群体事件”一年18万起，但是来访的学者告诉他真实数字更大。“大陆学者告诉我，你的数字错，我跟公安部有合作，有个项目我每年都在做，公安部给我的内部数字至少比你说的大一倍。”
明居正进一步指出，中国修改过“群体性事件”定义，最早公安局的定义是有至少18人参与的事件，包括打警察、掀车子或丢火把或烧房子或打人。后来数字太大，干脆把定义放宽到100人。明居正推估，照这规模中国每年的“群体事件”绝不会少于20万件。
根据台湾官方智库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中共社会研究小组召集人王信贤在2019年主持的《中国大陆群体性事件发展及中共维稳作为》的报告中提到，按照北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估计，2010年中国大陆共发生18万起社会抗议事件。在官方未进一步发布权威数据下，每年至少发生10万件抗争事件，应该是学界的共识。
报告指出，中共党国仍具绝对优势，社会部门也缺乏有效的组织，使得社会抗争一直是局限于小区域的“骚乱”，且具有不跨阶级与跨议题的特征，也未对政权造成威胁，形成“平稳但不平静”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