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旧址，时为庐山人民剧院
前言
1959年的庐山会议，已经过去30多年了。
庐山之变影响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至深且巨，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从此升级，引入党内，直到中央领导层，终于导致十年动乱的到来。
1980年秋，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时，关于庐山会议，我曾作过一个较长的发言（《简报》刊出两万余字）。当时就有中央领导同志催我，将这段史实尽快详细写出，否则，许多真相后代难以弄清。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者，自己也觉得义不容辞。但由于工作繁忙及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动笔。现在利用在青岛消夏的时间，将已经收集和整理过的资料编写出来。
所写的是回忆录，以自己亲身经历为主，同时也记录了许多史料，尤其是毛泽东的多次讲话，当年并无录音或正式记录（如两次常委会的批彭纪实是我记录的），为传信存真，考虑再三，还是尽可能如原貌都保存下来，以供党史研究者参考（这对于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研究，也是很有用处的）。一般读来或嫌繁琐、枯燥，这也是难以两全，无可奈何之事。
由于人为限制、保密制度和种种清规戒律，当代历史包括党史的研究，还没有真正进入繁荣时期，离自由讨论、科学探索也还很有距离。我这篇史料性的东西，其中引用的不少资料，其实在十年动乱中已由红卫兵散播开来，国外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一直在利用，应该说不再具有机密的性质了。我现在不能说自己所记的一定全部准确无误，但我还相信自己的记忆力和判断力，一生在写作方面也是一个谨慎的人，一字一句我都是负责的。
如果有错误或不准确之处，希望读者指正。
庐山会议虽然是当代至关重要的一段史实，牵涉到许多“敏感”的人事，但毕竟过去30多年了，可以到“任人评说”的时候了。我们许多老同志尤其红军老同志，写了许多有价值的回忆录，这是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遗产。
我们的党史上有许多有争议之事，待做正确结论；不论怎样，直接或间接的当事人，将它写出来，尽管不完善甚或有错误，我总觉得写出比不写出好。否则，人亡事灭，说不定历史会留下空白点或竟成为千古之谜。因此，史学界所谓要“抢救活资料”，是很有道理的。在庐山时，我亲自听到彭德怀说过，“我一生不留笔记与文件”。但为了要澄清对自己多年沉重的种种历史误解（“三七开”，执行立三路线，打长沙，打赣州，会理会议，军分会指示，二次王明路线，百团大战，高饶事件，庐山会议等），他终于在待罪闲居时，写了《八万言书》以为申诉；在伤残囚居时，又如实“交代”了自己一生经历。这就是我们现在何等幸运地读到的《彭德怀自述》。
作为当事人，我提供了这样一份史料性东西，自己也觉得是了却了一件多年来的心事。
再说一句：我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
引论——庐山会议的由来
回顾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就不能不想起在这前后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全民办水利、全民办钢铁等几十个全民大办，以及神话般的农业高产卫星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以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在极短时间内席卷神州大地。但也同样在极短时间内暴露出它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4月上海会议的半年中，不断纠正这些“左”的做法之后，为了进一步纠“左”，克服混乱现象，以便继续鼓劲，继续跃进，才又举行庐山会议。可是，当彭德怀、张闻天等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根源有所批评时，毛泽东就立即将会议的方向扭转过来，要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要动员全党、全民保卫“三面红旗”了。
三面红旗当然不是突然出现的，有其必然发生的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为进人社会主义，毛泽东原来设想的近期目标是15年实现国家工业化和三大改造；至于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则认为需要50年时间。周恩来也说过，中国工业化是10年、20年的问题，欲速则不达，必须稳步前进。但是从1955年下半年批评农业合作化的“小脚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