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从7月起，将开展为期2年的计划经济最后残体的“供销社”的试点工作。图为毛时代一群中国青年走过标语牌。（JEAN VINCENT/AFP/Getty Images)正体简体
上世纪30年代，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一批奥地利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与以奥斯卡·兰格为代表的拥护“市场社会主义”的西方经济学家之间，围绕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货币论》和正在蓬勃兴起的前苏联经济模式，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经过这场论战，计划经济的不可行性得到了强有力的理论说明。
之后，虽然计算机的出现曾再度鼓舞了计划经济的思想，但是理论和实践都一再证明以为靠计算机技术就能让计划经济优于市场经济的想法终究仍然是幻想。
现在，大数据的出现，又重新引起了这样的幻想。
那么大数据能弥补计划经济的根本缺陷，让计划经济重新变得可行吗？
“中国企业报”公众号日前发表的中央党校原马克思主义理论部主任周为民在第二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上发表的演讲，对此做了明确的否定。
周为民认为，今天关于大数据技术能够让计划经济重新变得可行的观念，实际上都是早已被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所否定的陈旧观念。
应当看到，大数据本身就是市场的产物，它是在市场环境中由市场的作用而带来的技术创新，它不可能克服计划经济的固有弊端，成为计划经济的根据，因为它不能弥补计划经济的根本缺陷。
中国市场化改革以来，一直到现在，有不少人还是有一个疑问好像解不开，他们认为，计划经济为什么要否定？过去的毛病是因为没把计划经济搞好，所以改进的方向应当是完善计划经济，怎么能否定计划经济？
不少人都有这样一个疑问。
周为民针对这个疑问回答说，计划经济的实质不在于有计划，不在于讲计划，而在于它是一种管制经济，命令经济，是一种类似战争体制、战时管制体制的那种一种组织方式。和市场经济以人们的自主活动为基础根本不同，计划经济的实质是对个人、对个人之间的组织也就是企业的独立性、自主性的否定。这是计划经济的要害，也是它的根本缺陷。
由于这个缺陷，所以产生了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种种弊端。大数据技术不能改变计划经济否定人的自主性和人的自主活动这个性质，所以它不可能帮助计划经济克服它固有的那些弊端。
接着，周为民从以下五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大数据不能弥补计划经济的根本缺陷，让计划经济重新变得可行的理由。
第一，大数据技术仍然不能帮助国家计划当局获得充分的、无限的信息，特别是知识。
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不能集中收集、集中控制、集中使用在分散的市场决策中为个人所独有的那些信息和知识。
尤其是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的个人所独有的那种直觉、灵感、想像力、决断力和冒险精神，是不可能由计划当局靠大数据技术就能集中起来使用的。
这些为不同的个人所独有的知识只有在市场的分散决策中才能产生，才能发挥作用。
实际上，计划经济本身就注定是排斥“大数据”的，因为这种集中控制方式必须以简单、同一、平均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动为基础，而大数据却是日趋复杂、多样、差异化的市场活动的结果和表现。
第二，大数据同样不能帮助计划经济解决内在动力机制问题，也就是说它不能帮助计划经济形成对个人和企业的符合经济效率目标的有效激励。
这是因为，计划经济的实质决定了它必须以否定个人和企业的独立利益主体、决策主体的地位为前提，所以，缺乏由自主利益动机而形成的内在动力机制和有效激励，是计划经济搞不好经济的基本原因之一，而这个弊端是无法靠大数据技术来克服的。
第三，计划经济由于它的性质，由于它否定个人和企业的自主性，所以即便有了大数据，它仍然一定会压抑企业家的作用，而且甚至可能因为有了大数据而更加压抑企业家的作用。因此它一定会抑制创新活动。
例如乔布斯，他大概是从来不去调查搜集什么需求信息的，为什么？他的理由是他要创造的产品世界上根本没有。
他特别喜欢引用福特的一句话，福特说，如果去调查，你无论找多少人问他需要什么，他肯定不会说需要汽车，都会说需要一辆更好的马车。
所以像这样的创新不是靠现有的数据搜集能去实现的，要靠企业家的创新作用。而计划经济的性质决定了它做不到这一点。
计划经济固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计划经济的一个主要特点，但是，第一，它能办的大事一定只是在已有的产品及其技术、设备上的模仿式赶超，而不可能是熊彼特所谓“创造性毁灭”意义上的创新；
第二，它的集中力量一定同时意味着不计成本，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因而它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不可能是经济行为，而总是“重大的政治任务”，所以在凡是以经济效率为目标、存在市场竞争的那些领域，这种方式都是缺乏效率，缺乏市场竞争力的，都是不适用的。
而这两个问题也同样无法靠大数据来解决。
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已越来越需要以创新驱动，同时，长期、整体的经济发展已处在全球化的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所以，计划经济方式更是远远落后于时代的了。
第四，大数据技术不能使计划经济保证它的集中决策总能按照符合社会利益的方向来配置资源。
这是因为，计划经济的集中决策可能有特殊的偏好，有特殊的目标，而这样的偏好、目标可能不是符合社会利益和经济效率标准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数据有助于满足这些偏好，实现这些目标，那么它越是有用，就越会使集中决策背离正确方向。
我们讨论过产业政策，特别提到过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什么问题？是大量资源被错误配置的问题。
而大量的资源错配，原因主要还不在于缺乏数据及其处理能力，而在于过多掌握资源控制权和集中决策权的政府部门和官员的特殊偏好、特殊目标，这些偏好和目标往往不取决于经济效率目标，而取决于掌握权力的部门和官员的特殊利益及其它诸多因素。
第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需要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直接控制的体制来和它配合。
这是由它的逻辑决定的。实际上，计划经济体制不仅仅是经济体制，而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在内的一种集中控制体制。
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必须是全面的改革，为什么没有其它方面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不能真正成功，其成果也不能保持的原因。
周为民最后说：“如果因为有了大数据，就以为可以重新搞起计划经济的话，那么，不光是经济体制，而且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的体制就都不能按照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不能朝自由、民主、法治的方向发展。
所以概括起来说，大数据不管‘大’到什么程度，它也不能弥补计划经济的根本缺陷，因此它不可能成为计划经济的有效工具。
这个道理、这个逻辑很清楚，如果大数据能够克服计划经济的根本缺陷，也就是能让计划经济来承认、肯定个人和企业的自主性、自主活动、独立的利益主体的地位和作用的话，计划经济本身就没有必要存在，它也就不会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