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迈入高龄化社会，其中乡村里60至70岁出头、被戏称为“老二代”的低龄老人，面临上有父母奉养，下帮儿女买房，还要帮忙带孙子的困境，开始受到中国媒体的关注。
▲随着生活水准不断提高，高龄老人数量明显增加，处于中间阶段的低龄老人既要养老，又要帮助儿女养家，压力不小。（示意图）
新华每日电讯报导直指，这些“老二代”面临的难题，反映出当前中国乡村养老难题：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已经弱化，新的养老模式尚未建立健全，政府、市场、村庄、家庭各自发力，但提供的养老服务碎片化，中国乡村养老机制的完善面临多重挑战。
报导以湖南省岳阳县荣家湾镇牛皋村为例，村民赵三来今年将近60岁，家中种稻，但农闲时会在附近工地打零工。目前与86岁的父亲、83岁的母亲及一对孙子女同住，儿子和儿媳则在四川打工。
在奉养父母上，赵三来有4个兄弟，约定按月轮流照顾，其中大哥全家住在广东，只能出钱。如今父母亲每年平均会到县城或镇上住2、3次医院，轮到大哥照顾父母时，即由赵三来夫妇负责陪伴，大哥出钱。他表示，在医保给付下，每次住院自费约人民币2000、3000元，“钱不紧张，紧张的是要有人陪同照料”。
至于儿孙，孙子女从断奶开始，即由赵三来夫妇照顾。但因两人教育程度不高，还要花3000元把孙子女送去课后托育，晚上再接回家。这让赵三来自己只能选在农闲时间，在住家附近不远的建筑工地打零工。
报导形容，赵三来夫妇早已习惯“上有老，下有孙”的生活。自己目前虽然还能赚钱，但每年仍须支付1万多元补贴孙子女的学杂费和生活费，因为儿子寄回来的钱“肯定不够”。此外，儿子准备在岳阳县城买房，以便让孙子女上更好的学校，赵三来因此还要资助，不够的话还要去借。
根据报导，赵三来所在的牛皋村里，多达64户是像赵三来家般拥有“两代老人”。而岳阳县全县72.44万人，60岁以上者比重达18.92%，而80岁以上人口有2.1万人。县府官员表示，类似的家庭常见于全县农村，“以后只增不少”。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雷望红表示，高龄老人数量明显增加，处于中间阶段的低龄老人既要养老，又要帮助儿女养家，压力不小。
雷望红表示，一些农村老人生了重病选择不治疗，死后却留有一定数额的存款。原因是子女要进城买房，孙辈要进城上学，家庭资源有限，加上医疗费用庞大，且若失去自理能力也缺乏照顾和尊严，才会选择把钱留给子孙，自己放弃治疗。
根据报导，中国某县一名民政局长透露，相对于日益加剧的高龄化问题，政府对乡村养老的支持仍然不够。乡镇级养老院运作费用，难以获得所属乡镇政府支应，养老院长只能长期到各单位“化缘”，也只能提供最基本的服务。而实际上，许多公办养老中心因经费不继，最后停止运作。
中国2020年进行、今年5月公布的第7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乡村老人人口比重远较城镇为高，原因是大量青壮年进城就业甚至定居。而中国推动城镇化进程加快，乡村“空心化”进一步加深，导致内部社会支撑系统逐步瓦解，“熟人社会”下的互助养老、人情往来，乃至于对不孝子女的责备等机制都受到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