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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究竟在干什么:打造进军中共二十大新路线——“大掌舵”经济

对“为什么这一切现在发生?”的问题,“最令人满意的答案是中国的政治日历,特别是定于2022年秋季召开的党的二十大。” 可以窥见习近平当前在“共同富裕”的名义下整顿某些经济部门的官僚主义和政治逻辑。“通过勾勒出一个雄心勃勃但又有些模糊的总体目标,习近平为干部树立了一个标杆,让他们在党的二十大之前表现出忠诚和能力。

资料照片:安徽省黄山市街头有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画像的巨大政治标语牌。(2017年9月16日)

从去年10月突然叫停蚂蚁金服上市、对阿里巴巴进行垄断调查,整整一年来,北京颠覆以往政策的新监管行动持续不断、层出不穷,几乎每月一次甚至数次爆出可成为头条的中国新闻。

“习近平究竟在干什么?”两位美国重要的中国问题学者发出了这一他们认为所有“外国投资者、公司、政府官员和分析师”都在思考的问题。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国际事务主任巴里·诺顿(Barry J. Naughton)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任裘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10月初撰写了题为《政党政治推动习近平》(The Party Politics Driving Xi Jinping)的文章。

“我认为基本答案是,在中共二十大的筹备中,我们看到习近平要提出的基本上是一条新的路线、一个新的纲领。”诺顿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现在正在做的是提出一个非常强大和激进的计划,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利用它来塑造人事,并为他认为有理由继续担任中共领导人的世界提供一个新的习近平计划。”诺顿说。

这一切为什么现在发生?

从对网约龙头滴滴打车的数据安全调查,到视频游戏、教育培训、金融科技、食品配送、加密货币,以及最近的房地产领域,习近平又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共同繁荣“的新口号,似乎要采取行动解决早已存在的严重不平等问题。这些监管活动的最终结果可能需要时间检验,但该篇文章说,“有一个相关难题可以立即提出并解答:为什么这一切现在发生?”

资料照片: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华盛顿州微软公司主园区与中国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握手。(2015年9月23日)

文章认为,数据安全隐忧、监管出现漏洞(靠借贷促增长)、严重不平等(事实上自2008年达峰值后近年来平稳中略有下降)、人口红利用尽,这些全都不是中国的新问题。

因此,对“为什么这一切现在发生?”的问题,“最令人满意的答案是中国的政治日历,特别是定于2022年秋季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文章写道。

“对于我们这些西方人来说,我们倾向于认为党代会是一个做出决定的地方,但是每个了解中国的人都知道,党代会实际上从来不是真正做决定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党代会召开前一年里完成的。“诺顿说。他指出,这解释了为什么要在中共党代会前一年就展开如此密集的政策活动。

诺顿说,党代会前要决定的事情主要是未来五年的政治路线和人事,“被挑选的官员,不仅是最高层的,而且是各个级别的,从乡镇到县、地、省,一直到最高领导层。”诺顿说。

“为了掌握这个过程,精明的领导人经常在党代会前一年左右推动重新调整党的宣传和政策路线。这样做可以让他们在人事斗争中占据优势:强有力的政策指导使领导人在提升他的支持者方面掌握主动权。他可以对官员自下而上地进行基本忠诚度测试:你参与不参与新计划?火车即将离站,你必须上车。”文章写道。

资料照片:87岁的邓小平及其女儿邓楠在中国深圳参观。(1992年3月15日)

这篇文章以1991年至1992年邓小平著名的“南巡”为例:在1989年天安门镇压事件后,党内保守势力抬头,邓小平倡导的经济改革停滞,为了巩固改革议程,他警告当时的领导人,“谁不改革谁下台”,其目的是为1992年底中共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作准备,并提拔一批国家和省级支持改革的领导干部。

文章说,以这段历史为背景,可以窥见习近平当前在“共同富裕”的名义下整顿某些经济部门的官僚主义和政治逻辑。“通过勾勒出一个雄心勃勃但又有些模糊的总体目标,习近平为干部树立了一个标杆,让他们在党的二十大之前表现出忠诚和能力。采取主动并正确解读习近平未来几个月的目标有助于官员得到晋升。与此同时,这为习近平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工具,可以建立直接将其引导到党的代表大会的政策势头,从而积极主动地塑造2022年至2027年的政策主导方向。”

研究中共党代会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和历史系教授吴国光说:“这篇文章的长处在于看到了习近平近来施政举措背后的两大因素:一个是中共政治日程的关键期在于二十大之前,而不是在二十大本身;再一个是强调习近平对于二十大的运作与中共党国官员作为一个体系的互动关系,而不仅仅是着眼习近平一个人来分析中国政局。”(有关吴国光本人对这个问题的深入分析敬请期待美国之音对他的专访)。

今年5月,布兰切特跟澳洲学者马格莱格(Richard McGregor)合写《后习近平时代中共领导人接班的几种可能性》(After Xi: Future Scenarios for Leadership Succession in Post-Xi Jinping Era)报告,认为在任期满10年之际,习近平并没有任何交班迹象,如他真心认为国家领导应该有序更替,那也只可能到2027年或2032年的中共21大或22大上宣布退休。

他要的是前所未有的东西

通过近10年的反腐运动、清除反对派,以及倡导“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习近平被认为已经成为自毛泽东以来权力最大的中共领导人。为什么大权在握的他还需要通过密集的政策重建过程来为明秋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作准备呢?

“首先我要强调我们并不确定他在党内最高层权力有多大,”诺顿对美国之音说。“我们认为他的权力非常非常大,我也认为他的权力非常大,但我们并不确定。当然,他也不能完全确定。”

资料照片:在北京紫禁城入口附近,一名仪仗兵走过巨幅习近平宣传标语牌。(2021年9月18日)

诺顿说,问题的关键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要获得的是一种完全前所未有的东西。“他要求被任命为第三个任期的领导人,谁知道?这可能意味着五年后的第四个任期,也许这意味着终身领导人。你当然知道,这是25年前邓小平领导下中共果断抛弃的东西。”

因此诺顿说,对于这样一个巨大挑战,“尽管我确信习近平和我们其他人一样,预计它会发生,但他不想让它碰运气。”

诺顿说,习近平想要的是一个万民拥戴他破例上位的荣景,“他想创造一个压倒性的场景,即他必须成为领导者,并且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其中。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办法就是制定一个确实有动能且有效的变革计划。”

如果2019年末始于武汉、继而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没有发生,习近平进军二十大的处境也许会好一些。但是,“屋漏偏逢连天雨”,中国目前的外交、军事、政治、社会形势都未给予习近平任何足令其安心的前景。

“想想另一种情况,我的意思是,如果习近平出席党的二十大时,情况还跟一年前(现在)一样,他究竟能指出什么他治下取得的成就、以及他需要超越任期的任何理由呢?”诺顿问。

“我的意思是,我不清楚习近平是否真的取得了非常实质性的成就。但他无疑让世界对中国产生了怀疑。他把中国的和平崛起变成了更具争议性的东西。现在,中国的大多数人可能确实会将此归咎于美国,归咎于特朗普,认为这是中国崛起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但仍然有中国人在说,哎呀,我们真的需要制造一个如此敌对的国际环境吗?”诺顿对美国之音说。

责任编辑: 李韵  来源:美国之音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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