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免税的政治干预现在是世界上极左的超级富豪们的标准做法，它的影响范围远远超过选举。
许多美国人开始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似乎无法控制很多地方事务了：公立学校、我们的就业条件、地方政府、地方选举。最近，随着我的同事莫莉·海明威（Mollie Hemingway）深入报道2020年大选调查的书《舞弊》的出版，最后一个问题再次突显。
那本书和一些很好的独立报道显示，2020年大选的混乱是一项有效且资金充足的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旨在通过操纵竞争环境来帮助民主党获胜。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一项关键策略已成为左派的默认策略，但却常常未被注意到，也未受到挑战。这被称为“倡导性慈善”。
在2020年的选举中，脸书（Facebook）的亿万富翁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使用了这一策略，部署了近5亿美元，帮助民主党活动人士渗透到地方政府的选举机器中，实际上是为选举设备和计票人员的工资买单。这种免税的政治干预现在是世界上极左的超级富豪们的标准做法，它的影响远不止选举。它本质上是一个影子政府，让民选官员为了金钱利益与选民对立。
富人是如何通过“慈善事业”影响政治的
政治文献学教授莎拉·雷克豪（Sarah Reckhow）和梅根·汤普金斯-斯坦奇（Megan Tompkins‐Stange）在2018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大型基金会已经开始“通过支持倡导性组织，投资于重大政策改革的实施，并确保其研究投资的目标是推进具体的政策优先事项，从而更直接地参与政治进程”。这些大型基金会主要由比尔和梅琳达•盖茨（Bill and Melinda Gates）、扎克伯格和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等左派人士运作。
他们的“倡导性慈善”战略是对传统慈善的一种背离，传统慈善仍然主要由“地方绅士”-即更接近当地社区和事业的谦虚捐赠者实施的。
传统慈善关注的是明确、具体的人类需求：食物、干净的水、运动器材、老师、传教士等等。它还为非富人难以及时筹集到的大型项目提供资金，如学校、教堂和图书馆的资本资金。
另一方面，“倡导性慈善”的重点不是将私人资金用于慈善目的，而是利用私人资金影响政府实体的行为。换句话说，这是免税的政治激进主义。
比尔·盖茨是如何推翻数百万张选票的
这一策略的先驱者之一是比尔·盖茨。他广泛地利用这一策略来控制各州和联邦政府如何管理公立学校，有效地利用一个人的数万亿美元来压倒数百万美国公民的选票和声音。他最大的成就是“共同核心（Common Core）”。
10月3日，一直鼓吹绿色环保与地球变暖的比尔·盖茨，对自己长女婚礼的准备现场却不环保与极尽奢侈，可见处处双标。
“多年来，比尔·盖茨把他的教育慈善事业的重点放在改造大型学校和开办小型学校上。他的新战略更加雄心勃勃：全面改革国家的教育政策。”《纽约时报》在2011年报道称：当时共同核心项目已经锁定在联邦层面，“在某些情况下，盖茨先生正在创建一个全新的倡导团体。该基金会还付钱给哈佛大学培训的数据专家，让他们在学区内工作，不仅是为了处理数据，也是为了改变做法。它为许多为记者解读教育问题的华盛顿分析人士提供资金，并为一些媒体机构提供资助。”
该基金会美国项目的总裁艾伦·戈斯顿（Allan C. Golston）告诉《纽约时报》：“我们已经了解到，学校层面的投资不足以推动系统性变革。倡导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明显。”
就像扎克伯格在2020年大选中所做的那样，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花费了数亿美元来编写“共同核心”，编写与之匹配的测试和课程，成功地游说联邦和州官员将其强制执行（包括奥巴马政府内的前盖茨基金会工作人员，这违反了奥巴马自己的道德准则），并创造了一个媒体和激进主义的“回音室”（echo chamber），它把自己伪装成”草根阶层“的声音，包围了整个过程，付费的宣传者们纷纷称赞这一努力。
2011年，研究生研究员肯·利比（Ken Libby）在谈到盖茨基金会的免税教育活动时告诉《纽约时报》：“说出盖茨不支持哪些组织比列出他们支持的所有组织要容易得多，因为他支持的组织太多了。”
就像扎克伯格一样，盖茨通过一些空壳非营利组织筹集了大量资金，利用他们作为“中间组织”来执行他的政治使命。和扎克伯格一样，盖茨也向肯塔基州教育部等政府机构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私人资金，有效地单独指导政府的优先事项，而不是让这些政府机构按照州议会或国会的指示执行选民的意愿。
就像扎克伯格一样，盖茨为国家机构提供党派顾问，帮助他们做他想做的事，完全把选民的声音和意见放在一边。由于这些游说和政策工作大部分都是由非营利组织进行的，所以他们的资金、人员、通讯和会议都是不对公众开放的，这与通过政府实体进行的相同活动不同。
把政府从选民手中外包出去
“共同核心”（Common Core）和“扎克美元”（Zuckbucks）的选举，不过是目前普遍存在的私人数十亿美元资金阻挠地方和个人自治政府的两个例子。2017年出版的《解构行政国家》（Deconstructing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列举了大企业和大政府利益集团构建倡导性组织的大量案例，这些组织谎称自己代表“利益相关者”，来掩盖公民的声音，让少数人的观点主宰公共事务。但是，正如盖茨资助了在州立法机构支持“共同核心”的大多数人一样，公共事务中的大多数所谓“利益相关者”实际上只是由相同的特殊利益集团在幕后制造和控制的傀儡。
这种对公共讨论的私人垄断是典型的，例如，交通项目、住房、教育和商业发展项目，阻碍了地方对明显属于地方问题的实际控制。从始至终，从政府合同中获得巨大利益的私人利益集团-在这一点上，也就是大多数非营利组织和数百万所谓的私人雇员-与政客和机构合作，拒绝真正的公共辩论和地方自治。
自从”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的法律变化使政府活动的有效私有化成为可能以来，国会和州立法机构就一直使用一个类似的方法，迫使州和地方政府无视他们的选民。就像那些亿万富翁一样，为了完成宪法禁止立法机构做的事情，他们就通过将政府外包出去来绕过美国人的权利：他们用向私人利益集团支付公共资金来做这件事。
所有这些政府和“私人”利益之间的这种乱伦行为有效地剥夺了美国人的宪法权利和代表权，并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学者菲利普·汉伯格（Philip Hamburger）的新书《购买服从》（Purchasing Submission）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详细的探讨，重点探讨了当今的行政国家是如何将政府私有化的。
汉伯格写道：“当政府绕过宪法规定的监管途径，采取私人方式时，它所推行的政策，可能出于很好的理由，却无法通过宪法更正规和更公开的程序。”
如果没有律师，你就没有权利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来说明法西斯主义的本质。这叫做“起诉与和解”（Sue and Settle）。“起诉与和解”是奥巴马政府大规模推广的一种法律战策略。这是由亿万富翁资助的左翼活动人士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的又一途径，同时也避免了令人讨厌的政治问题-说服选民选举愿意这样做的人。
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在一份关于这一策略的报告中解释道：“有时候，监管机构过分乐意地对待对友好‘敌人’的合谋诉讼，这些诉讼旨在迫使政府采取原本很难或不可能采取的行动。”“监管机构不是为这些案件辩护，而是以一种被称为‘起诉与和解’的现象来解决它们。”
现在我们仅有绕了一整圈，因为这个“起诉与和解”的策略是民主党在2020年疯狂使用的另一个策略，目的是让法院基本上暂停州选举法。这造成了彻底的混乱，损害了数百万美国人对选举结果和我们整个政府体系的信心。
为什么民主党人希望选举出现混乱？莫丽在她的书中也给出了更深入的回答，但以下是我自己的看法：左派推行所有这些策略来绕过选民和宪法完全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不相信自然权利，不相信法治，甚至不相信选举。他们相信不受限制地行使无限的权力，他们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得到它。
那些声称要捍卫我们的权利和宪法规定的生活方式的民选官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现实，并开始带领我们走出困境，而不是花几十年时间向捐助者和电视摄像机承诺这样做，而事情却变得越来越可怕了。现在是时候了。
后记
应该坦白一下，在”比尔·盖茨是如何推翻数百万张选票的“这一部分中，”它把自己伪装成‘草根阶层’的声音“这个短语是意译，原文是非常简洁的”with Astroturfed“，直译就是”用‘人造草皮’“。这里说的就是比尔·盖茨和那些极左富豪们用数亿的金钱制造了许许多多的”倡导性“非盈利机构，假冒草根民众，向政府游说，推销他们的左派议程。
这种做法非常有效，实际上使得联邦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决策者们已经不在乎真正的民意，而宁愿把这种虚假的左派”人造草皮“当作民意，并以此作为制定政策、法规的依据。
扎克伯格更是在2020年大选前公然斥资近5亿美元，通过为选举设备和计票人员的工资买单，干涉、影响了大选的公正性。
这是对公民民主权利的剥夺，是对美国人民自治原则的践踏。左派富豪们已经用他们的金钱操纵了美国的政治，严重的影响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
1776年7月4日公布的《独立宣言》包含了基于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宪政思想的三项基本原则：自然权利、政府的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被统治者改变政府的权利。根据这些原则，洛克认为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时，社会契约才会成立，如果缺乏了这种同意，那么人民便有推翻政府的权利。
因此，国会应该立法禁止超级富豪们用金钱虚构民意、干涉政治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