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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中的大瘟疫与东西方分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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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以来近代世界史的连番变革,其实就是14世纪欧亚大鼠疫之后一场漫长的灾后重建与再生。在这个重建与再生之中,自由的西方与专制的东方分途而去,越走越远。

不少国家随著多数人口已经接种疫苗,和疫苗能防止重症和死亡极之有效,已经放弃追求零感染的抗疫政策,而转到与病毒长期共存,取消种种旅游限制和人流管制措施。

当世界不少国家生活重回正常时,疫情对世界政治经济带来的长远影响,才开始慢慢显现出来。瘟疫带来死亡和衰退。但环顾世界历史,疫症过后,往往也是机遇创新大爆发的年代。

13世纪因为蒙古人统一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迎来欧亚大陆的贸易繁荣,马可孛罗也是承当时打通了的新贸易路线东行抵达亚洲。但贸易繁荣也带来疾病的传播。黑死病或鼠疫,便是沿着当时的贸易路线传至整个欧亚大陆。

黑死病与其他传染病一样,在人口越稠密的繁荣社区,带来特别多的感染和死亡。在蒙古帝国人口最集中的行政中心,统治阶级和国家权力的文武精英大量死亡。疫情令单靠高压统治的蒙古帝国的控制力大减,引发了帝国崩塌的快速连锁反应。历史学家对于黑死病乃是蒙古帝国在14世纪瓦解的主因,已无悬念。

反观欧洲,罗马帝国没落后,经济和政治生活一早已由去中心化、弹性活泼、以商贸金融链接成的城邦网络主导。鼠疫对欧洲的繁荣城邦,当然也带来恐怖灾难,但瘟疫过后,去中心化的准资本主义城邦网络,快速反弹并掌握疫症后的新机遇,浴火重生。

首先,原本的贸易金融枢纽(如意大利的西恩那Siena)因为人口大量死亡而没落,但有机弹性的贸易金融体系,总可以让没落旧城附近疫情没有那么严重的小城(如Siena附近的翡冷翠Florence)迅速崛起取代旧城,令城邦体系在城起城落的交替中永续扩张。

瘟疫令城邦体系的成年人口大量死亡。疫情过后,手工业和农业劳动力萎缩,仍健在的工匠和农民对于统治阶级的议价能力大增。随之而来的,便是14-15世纪农奴制度瓦解、工资上涨、地租下降的长期趋势,令劳动阶层生活水平和消费力大增。这些趋势也刺激统治阶层通过组织与技术创新抵消工资上升地租下降带来的利润压力。

而熬过疫情最黑暗时刻的家族企业,也在疫情后迅速扩张抢占过剩的土地资源和乏人经营的贸易网络,成为强大的第一代跨国公司,如翡冷翠的美弟奇Medici家族。

当东亚的小农流氓(如朱元璋)趁蒙古败走而在自家地盘重建专制帝国,强控人民闭关锁国时,欧洲的中世纪准资本主义,已在灾后新世界创造了自由繁荣的城邦新天地,更有馀力资助无数的天才艺术家,和君士坦丁堡被回教徒占领后西行避难的古典人文知识分子,点燃了绚烂的文艺复兴。商业繁荣带来寻找新航路的需求,刺激了哥伦布与达伽马在15世纪的蔚蓝冒险,结果创造了不能再回头的新世界。

16世纪以来近代世界史的连番变革,其实就是14世纪欧亚大鼠疫之后一场漫长的灾后重建与再生。在这个重建与再生之中,自由的西方与专制的东方分途而去,越走越远。

21世纪初的全球化,为人类带来东西方分途六世纪之后同归一体的幻象。但2020年的大瘟疫,加速将中国推回闭关锁国的专制内卷之路。自由弹性的西方世界,则在mRNA技术突破、大辞职潮带来的劳工短缺、全球供应链断裂推动再工业化的种种创新与阵痛之中整装待发,再创新路。这次瘟疫的历史冲击,不会如14世纪欧亚鼠疫那么巨大,但将开启冷战结束后未有的世界新局,则几近肯定。

 

责任编辑: 赵亮轩 来源:RFA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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