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室发生爆炸，致2死9伤。类似事故并不罕见，据媒体统计，仅今年就有3起。作为5年前此类事故的伤者，如今29岁的郭宏振觉得，活下来更艰难。
郭宏振将母校东华大学起诉至法院。今年10月，他等来了胜诉结果：案件终审判决维持原判，学校需赔付他162万余元。判决书写道，东华大学“未尽到安全管理职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面对这一结果，他显得平静，但那场事故早已将他从既定的人生轨迹里抛离。他圆圆的眼睛、清秀的脸庞被强硫酸灼伤，以致右眼失明，左眼视力0.01（正常人视力的1%），脸上、脖子、双手等都有疤痕。
原本，他打算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上海，进入知名药企工作，扶持自己的农村家庭，和相爱的女友结婚。事发后，他做了十多次手术，与女友分手，求职屡屡受挫。今年开始，他经人介绍在深圳一家外贸小公司做运营，月薪五六千元。他独自住在城中村里，房间狭小，床头越出门框，屋内没有装饰，衣物也是暗色。
以下内容根据郭宏振的讲述与公开发文整理。
黑暗
如果事故发生时我没了，那是最好的结果。事发后我经常这样想。
在那之后，我辗转多地求医，并未取得良好效果。我的左眼视力0.01，右眼失明，面部颈部毁容严重。我第一次在治疗后看见我的脸，是被迫看的。它贴满了祛疤贴，眼角有黑色的痂，眼袋都是红肿的，虽然看着模糊，但依然很恐怖。我很震惊，当天没吃下饭。
从24岁至今，我在墨镜和口罩下生活了5年。
这给我造成了很多困扰。我的眼前是白色的模糊一片：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就跟着人流走；去火车站，用手机拍了大屏拿到眼前看，发现没有自己要坐的那趟车，只能感觉到屏幕动了一下时，再拍一张；认路也很难，我搬来城中村那天就迷路了，晚上在巷子里兜了半个小时找不到住处，买了瓶水才好意思问老板，他说就在你旁边啊。
我出门不会摘口罩，还必须戴墨镜，几乎不在餐馆吃堂食，都打包带走。有次我去北京看病，晚上撞到电线杆上，眼镜掉了，蹲在地上找了半个小时。我这视力是没法通过佩戴近视镜矫正的，因为左眼做过角膜移植，上面有疤痕，眼睛不再是球面了。即使我凑近看手机，字体也是模糊、有重影的。
我之前常出去玩，也喜欢打羽毛球、看电影，后来很少出门。有次朋友约我打羽毛球，球掉下来我看不见，就再也没去过。即使是巨幕电影，我也看不清荧幕上的字。最让我反感的是人脸识别。换身份证之前，我刷脸进不去高铁站，人工通道就在旁边，但我看不到。
起初，生理上的痛苦盖过了心理上的难受。事发后近两年，我都没办法洗脸。脸上疤痕在疯狂地长，像肿瘤一样，我的皮肤变得很硬，打麻醉时针头都插不进眼睑下。我每天除了吃饭，都要戴3D打印的硬质面罩，压着不让皮肤增生，嘴唇边垫上硬币，脸都压变形了。这让我呼吸不了，睡不好。
我变得不耐烦，无缘无故朝我妈发火。这种时候我妈都不说话。我对不起她。事发后她赶过来，我只听见她声音是颤抖的。
我没有勇气轻生。医院的窗户也都是封闭的，只能开条缝。有时我站在窗户前透气，知道不远处是上海梅赛德斯。爆炸前一个月，我刚去那里当过志愿者。但我看不清了。
我记不起上次开心是什么时候了。精神最痛苦的是2018年，我独自在东华大学延安路校区附近住了一年半。那时我取下了面罩，就让我妈走了，也和女朋友分了手。我心情不好，失眠了半年。
那段时间我像坐牢一样，焦虑，同届的同学都毕业工作了，而我要延期两年。东华大学是211，我在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学生物工程专业，很多同学毕业后会进入上海一家知名药企工作，然后定居当地。
而我在20平米的小单元房里，过着孤独、无趣的生活，每天睡到快中午，起来写论文，点外卖。偶尔傍晚到公园散步，或去买菜。
论文写得不顺利，修改了20多遍，都是错误的格式和文字。后来再回那个住处时，看到论文资料、上学时做的笔记，我心里还是“咯噔”一声，赶紧把它们都扔了。
第一次取下墨镜是2019年。有天我早起赶火车，坐地铁时实在看不清路，犹豫要不要换平光镜。天还没亮，车厢里人也不多，可我一直纠结，把手放到墨镜脚架上，又放下来，反反复复。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跨出了这一步，但全程不敢看周围人的眼光。其实我也看不清。现在我出门都备着墨镜和平光镜，能看见了就马上换上墨镜。
那几年，我在医院和住所间不断奔波，起初是每星期去，后来变成了两周、一个月去一次。我没有认识新的朋友，也没有再回学校。我买了一套励志畅销书，没看完，心里不平静。我打算学编程，但视力不允许，看一会儿眼睛就酸，眼压高，偏头痛。
失眠时，我反复想，第二天一睁眼，我会不会突然就好了？现在走在路上，我还是会这么想。但我知道，这是妄想。
闷响
事发时，我在读研二。那天是2016年9月21日，导师安排研一新生做实验，制备氧化石墨烯，叮嘱两位师弟如有不懂，可向研二的请教。当时我正在做自己的实验，师弟问我，我就给他们示范如何将高锰酸钾加入盛有750ml浓硫酸的锥形瓶中。
在添加了大约30g高锰酸钾时，发生了爆炸。“砰”地一声闷响，我嘴里瞬间含了很多碳粉，眼睛刹那间就看不见了。我心想完了，这辈子差不多就完蛋了。很难描述失明带来的恐惧，我害怕到除了呼救不知道其他。我发疯似的往外跑，找不着门在哪里，摸着墙壁费了好大劲才冲出去，嘴里不停疾呼“救命”。
很多人赶过来，慌成一团，帮我脱衣服，还说我身上在流血。很感谢隔壁课题组一位老师，一直帮我握住腕部5cm左右的伤口。
上了救护车，我紧张得血压都两三百了，医生一直在说你深呼吸，要不然止不住血。有人不断拍我的脸，怕我睡过去。我问旁边的人，我是不是毁容了？他们说，没事儿，就是有些发黑。听到这话，我以为住上十几天院就好了。
但医生给我清洗时，说我的眼睛“像白煮蛋一样，熟了”。第二天做手术，我问医生，我的眼睛能恢复吗？他说了句，“我尽量”。我没说话，也没有哭。后来我才知道，当天我很快被送进ICU。我的手上埋了个针管没法动，且呼吸困难，护士说没办法，已经把氧气调到最大了。躺在床上十天，我知道问题变严重了。
ICU是个噩梦，太压抑了。我的眼睛能感受到光，但是啥也看不见，只听见隔壁床住的是个烧伤的老头，哭着喊爸爸妈妈。后面来了个两三岁的小孩，也一直哭着要出去找爸爸妈妈。我没有哭。
脸也变得严重，起初是通红，后来皮肤不断增生，眼皮拉扯着往外翻，闭不上眼睛。脖子也受了伤，我抬不起头来，嘴巴也张不开，一个馄饨都塞不到嘴里。
我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是我，我毕竟只是帮忙做实验的。
我挺不顺的。我老家在河南安阳农村，从初中就开始住校，学校那时教育条件落后，一个小教室挤了120多个人，双人桌要坐4个人，宿舍3个床板睡上9个人。有的人还没地方住，晚上直接睡课桌上。
我复读了一年才考上县重点高中，全校同届考上的4个人中有3人是复读生。到了高中，我的成绩在班里排前十，但高考太紧张了，考语文时填错了准考证号，接下来都懵了，我感觉完蛋了。
复读一年后还是没考好，我去了广东的一所二本院校读轻化工程专业。我想上个更高的平台，了解到全国只有东华大学研究生有这个专业，我就报考了，但面试后我被调剂到了生物工程。
爆炸后我只哭过一次。2016年11月，我再次回医院复查，医生说我右眼没希望，可能会萎缩掉，左眼也可能失明。在回去的出租车上，我哭了一路，就靠在椅背上流泪，没有出声。哭了半个小时，没想什么，就是觉得无助，感觉比宣告你即将结束生命都难受。
我妈说，这个医生说话太吓人了，我们换别家看。但结果都一样。直到几个月后的一天，我爸扶我上厕所时，我的左眼突然看见了他的衣袖，我顿时十分兴奋。但我不敢看我的样貌。几年来，我做了十几次手术。最痛苦的一次来不及麻醉和推进手术室，直接在病房里做的。那是第一次做完扩张器手术，就是把疤痕边上皮肤好的地方切开，埋个气球一样的东西进去，再不断地往里注水，让皮肤扩张，把旁边坏的部分去掉。当时左右两边脸颊刀口6cm左右，各放入了一个100ml扩张器。
几年来，我做了十几次手术。最痛苦的一次来不及麻醉和推进手术室，直接在病房里做的。那是第一次做完扩张器手术，就是把疤痕边上皮肤好的地方切开，埋个气球一样的东西进去，再不断地往里注水，让皮肤扩张，把旁边坏的部分去掉。当时左右两边脸颊刀口6cm左右，各放入了一个100ml扩张器。
但术后大出血且引流不畅，为此我前后经历了三次手术。第二天凌晨开始，我的脸部不断出血，左边脸颊肿胀，开始发高烧，不停说胡话。当时情况危急，心电图等各种东西都监测上了。
早上，医生直接来到病床前抢救。先是拆线，用手挤压，把扩张器从伤口取出，直接把手插进去摸里面的血块，但取不出来，换手术钳夹棉球在伤口里搅动，还是没取干净，就往里边注射双氧水，最后重新埋好、缝线。
脸颊两边各进行了一遍，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我紧紧地闭上眼睛，双手都在抖，感觉自己脸上切了个洞，皮肤被分层了，他们拿着棉球在里边搅来搅去。我一直在大声地喊，不是因为疼，而是因为恐惧。隔壁床的病友事后说，我的叫声像杀猪一样，整栋楼都听见了。
让我妈回去后，我都自己一个人去做手术。有时会有些心酸，有次刚做完手术，医生叫患者家属来一下，我就自己过去，对方愣了一下。
我觉得打麻药让我记忆力下降，认知也不行了，有3次处理脸上疤痕时，我都坚持非全麻。起初医生不同意，说你受不了的，我说我受得了。那次处理了七八个伤口，我双手握着拳，疼得全身都是汗。
后来我每次经过医院，就感觉浑身发抖，各种不舒服。
起诉
事发到现在，我最生气的一次是学校说停止支付一切费用。
那是2019年7月，我刚做完一个手术。我当场就崩溃了，他们之前不断地承诺，会负责到底，结果我毕业才20多天就不管了。我从医院打车到学校，直接去了校长办公室，校长不在，有人说你再不走就叫保安了。后来一些领导来了，打了几个电话后说同意支付费用。
我回去后直接睡倒了，浑身没有一点力气，从傍晚6点睡到第二天中午12点。很快，校方说解决我的工作问题，让我办理残疾证，之后不用上班，每月领上海市最低工资2000多元，也有社保。
校招我是没有勇气去的。那时我每天在各个招聘APP刷简历，专业相关的工作不敢再找了，我投的都是教培行业。读本科时，我就开始做兼职，在辅导机构教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还在一个职高代过政治课。可当时一直找不到工作，HR打电话时，我都会如实说我的视力很差，然后就没有后续。
从小我父母就去广东打工，一两年才回来一次。他们在五金厂工作，什么脏活累活都干。我去过那里打寒假工，手经常被铁上的刺刮得流血，环境也差，各种机器整天“咚咚咚”地响。干了12天，我只挣了1100块。
父母这么多年也没攒下什么钱，除了在老家村里盖房，剩下的都是给我弟弟报辅导班。他不喜欢学习，现在在广东读职高。父母不懂学习上的事，我上学他们就没有管过，考大学时就说过一句，“你可别考个学费好几万的学校”。
我想给家里减轻负担，而且我觉得我能工作，可以通过努力工作赢取生活，自然不同意学校的安排。
继续支付费用的事也没有解决。校方律师建议我走司法程序，说我们无论给你多少钱，你都会嫌少。2019年8月，我起诉了学校。
我觉得他们应该要负法律责任。事故发生前10天左右，东华大学化工楼就发生过强酸灼伤学生面部的事故，但没能引起重视。导师在QQ群提醒注意安全，别的什么都没说。
我认识这个学生，伤得不严重，我就觉得机缘巧合罢了，怎么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也知道浓硫酸危险，研一做这个实验时，师兄就给我拿了双黑色橡胶手套，再没有别的防护。大家都这么做，我以为这就够了。
这几年，我通过病友认识了一些有类似遭遇的学生，其中有学生也因为没戴护目镜，液体喷发出来，把他一个眼球弄没了。有武汉高校的老师因为穿了防护服，戴了护目镜，爆炸时人完全没事。但我之前压根儿不知道护目镜这个东西，实验室没有，我们理所应当地认为我们所做的实验不需要它。
这几年，每个大学实验室爆炸事故我都有关注，每次看到我都头皮发麻。南航发生爆炸后，有人又在网上讲学校制定了实验规则。可关键是落实。
我们学校2014年6月制定了研究生手册，我2015年入学时并没有收到。手册里关于实验室安全管理的若干规定，大部分都没有落实。比如新生进入实验室要进行安全培训，我们那会儿刚见过导师，老师说你以后周末就来实验室吧。关于危险品管理制度，那个实验室很随意，危险药品向来就是随用随取。实验室之前是杂物间，三个通风橱两个是坏掉的，两个水槽中的一个不出水，我们简单打扫后就投入使用了。
我读研一做这个实验时，初期老师会在关键步骤进行指导。到了研二，导师一共带了8个学生。那天，两个师弟来问我，我建议他们先去导师处看教学视频，他们回来后说导师在忙，拒绝了。
错失
2020年4月底，一审在上海长宁区法院开庭，当月月初学校停止支付医药费、生活费。第二次开庭后，法院判决学校未尽到安全管理职责，存在重大过失，要赔付我162万余元。学校不服，上诉（编者注：判决书显示，校方认为郭宏振存在过错并应承担责任，他知晓但忽视了本次化学实验的危险性）。因为没有对以后治疗产生的医疗费用判决，我也上诉了。
校保卫处曾跟我爸妈宣读调查结论：“郭宏振违规操作是此次爆炸发生的主要原因。”我没有看到事故调查报告，事后仔细回想，应该是两名学弟没有监控好温度（实验要求，温度需要控制在5℃）。
我觉得我应该有责任，毕竟是我在操作，跟我有关。但我又挺委屈的，我明明是在老师的授意下好意帮他们，所以我又觉得我是没有责任的。
两个师弟一个重伤一个轻伤，总体比我轻，都基本恢复了，正常毕业。打官司时我找重伤的师弟作证，他说他有苦衷，我就算了。我再找实验室关系好的同门帮忙，他原本答应，很快又说不记得了，两人关系就淡了。我不敢再找人，怕没有朋友了。
我错过了黄金急救时间。爆炸发生后，实验室通风处侧边被炸出一个窟窿，我全身数处被玻璃划伤。被强硫酸灼伤，原本我们需要用大量的水不断冲洗，至少半个小时。当时我几乎哭喊着说我要水，有人端过来了一盆水，我就洗了个手，有人给我擦了下脸，很快救护车来了。但上午10点半左右发生的爆炸，因种种原因，我下午三点多才住进医院。
我之前对两个师弟确实有怨言，但时间长了，不能老揪着不放。我们后来在医院碰到过几次，简单聊过天，交流哪家医院哪个医生好。我从不怪导师，之前我们像朋友一样，事发时她都快吓哭了，她也很愧疚，在毕业论文上帮了我很多。
今年10月，二审判决书下来了，维持一审判决。学校连个道歉都没有。我很平静，我累了，不会再上诉。
我很感谢我的律师，在她之前我还找过三位，都拒绝了我。她是法律援助，没收我一分钱。赔的钱我就用来治疗，但也不够支付我去国外做人工角膜手术——医生说国内做不了。
这几天我还在和学校沟通后续治疗费用的事。我每个月医药费要2000多元，脸上修复伤痕的药膏一支要800多元，太贵我就停了。
父母就更辛苦了，他们现在仍然在工厂打工，一放假就到酒店当服务员，劝不听。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我一直跟他们说我没事。直到事发3年后第一次回家，长辈才看到我的脸，当场就受不了，说好好的一张脸怎么变成这样。我没跟他们说我的眼睛看不清了。
“残疾”这个词，我现在看起来仍旧很刺眼。残联不时给我发短信，让参加盲人电影、运动会以及领取一些福利，我都没去。我希望别人把我当正常人，不要同情我。
家里还很着急我的婚姻大事，给我介绍对象，我只加过一个推脱不掉的女生微信，加上后我就把情况跟她说明了，自然没有后文。一个姑娘各方面很好，要是突然爱上了我，这是电视剧。
前女友我不想多谈，她快结婚了吧。该失去的肯定会失去，你没有能力阻挡。今年年初，我捡了一只流浪猫，我一伸手它就过来了。它很黏人，晚上就睡在我旁边。养了十个月，它最近意外去世了，我很难过。
我现在就想靠自己，努力工作，拼一把。现在的工作是朋友介绍的，在一家小外贸公司做运营，写文案、给国外客户发英文邮件等，什么都干。员工有几十人，大多是专科学历。我上班时也不摘口罩，没跟任何人讲过我的事。
有工作需要在同事的电脑上操作时，我都得将鼠标灵敏度调下来。我自己网购了个24寸屏幕，可以左右转动着看，鼠标指针是明显的亮黄色，键盘还有灯。别人离远点给我打招呼我看不见，后来人家就不理我了。工作交流时，我在微信上经常打错字，他们叫我“错别字大王”。有些同事问我近视多少度，我都不回答。
我现在住在城中村，一个月房租、水电等近两千。而我月薪是五六千元，我想在上海的同学可能上万都不止吧。工作强度接近996，但不加班我更焦虑。我希望能把交代的事情做得更好，自己的收入也可能会多一点儿。
我会在这里待下去。但是人最宝贵的那几年已经过去了，我的24岁到28岁“嗖”一下就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