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奎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想走一条过跟过去西方价值不同的路，代表它必须要挑战过去既有的主流观点，进而创造出自己的相关论述体系，它是在打一场“逆风球”，自然非常困难。
黄奎博说，中国想要挑战西方话语权的困难之处主要来自于三方面。首先，大家已经习惯了西方长期以来输出的观念思想。如果按照反殖民派的说法，自殖民时期起，西方就一股脑儿地将他们的观念思想往非西方国家“塞”，让这些被殖民人的想法跟西方趋同，这些人接受了被统治的事实，也认为西方的价值观比自己国家的更为进步，因此接受并相信西方思想。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奎博。（黄奎博提供）
其次，中国的共产主义或“柔和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与绝大多数的西方政体并不相同，中国文化大革命和共产革命输出的形象已经深植人心，对人类生活安全或是人权保障等方面一些留下难以消除的负面印记，也因此，共产主义的形象比不上西方国家几百年下来在世界各地宣传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来的正面。
第三个原因则是语言，英文在国际间的传播便利性比中文强很多，中方文化思想的传播还是必须经过一个“英文化”的转换过程，才能让非华人世界了解。
黄奎博说：“中国大陆就算它再怎么努力，甚至把所谓的儒家思想、中华文化抓回到手上，问题在于所有的根基底蕴还是以中文为基础，所以它要去影响这些外面的、非华文圈的人的时候，就很辛苦了。”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王宏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有一个令人匪夷所思之处，就是它想做的事情往往跟它想要达到的效果有一段很大的差距。王宏仁不相信中国会笨到故意去跟周边国家或跟西方国家搞坏关系或破坏自己的形象。问题在于中国向外宣传时，它所做的实际行为跟它想要达到的目的并不一致，才会导致大家没有办法去相信中国就是它所想传达给外界的那个样子。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王宏仁。（王宏仁提供）
王宏仁说：“我觉得它有一点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因为它那个中国中心主义太强了，以及它们跟外在接触的讯息有时候也太片面了。”
王宏仁说，中国可能的确接触到一些认同他们的国际讯息，比如说长期跟中国友好的国家或接受中国援助的一些非洲国家和中南美洲国家，可是这些国家本来就不那么代表西方，也非民主体制时，那些片面的资讯可能就会影响中国，使它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评量。
智库的角色
《全球雄心：中国推进国际话语体系变革的机遇与挑战》的报告表示，为了重拾中国话语权，应鼓励中国学人、媒体、智库应有志向与雄心影响白宫、克里姆林宫、爱丽舍宫、唐宁街十号。据中国媒体报道，关于智库的讨论特别热烈，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国强就在会议上说，要增强中国智库的传播速度、影响强度与内容质量，以形成一个超越既有传播渠道的“再传播链式”的反应。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奎博根据自身的观察指出：“我也注意到（中国）智库或者是研究单位，它的英语化程度越来越高，甚至我也看到了它们有些涉台研究单位的人，现在可以去国外就用英语在谈两岸关系没有问题，过去老一辈的都用中文，现在他们也慢慢有那种中生代或年轻一辈，可以讲英文直接上场的，就是可以更直接的跟英语或者外语观众去沟通。”
不过，香港时评人桑普提醒，中国运用智库只是一个开了一个头，它会再透过全世界的海外组织，以及这些组织的在地协力者，比如孔子学院等，去重塑全世界对于一些基本文明价值的认知，如果西方社会对此视若等闲，不从组织源头去根绝的话，中国反而会利用西方社会言论自由的这项特点，去伤害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
桑普呼吁西方社会应大力地推动“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将与中国业务往来的组织、团体或个人登记，揭露他们跟中国往来的资金、人员和事务等信息，且这些组织必须接受监管，否则西方世界的话语权将会面临中共不断加码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