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她终于到了这里，拉雪兹神父墓地。我只知道她的小女儿会办告别仪式，我猜一定会在这里，但是我去不了巴黎，在微信上终于看到廖萍萍写的文字和贴图：
‘今天在拉雪兹公墓的圆顶厅图
送别我们在巴黎最亲爱的谭雪梅老师
50年代初，民族歌舞团歌唱演员
巴黎七大中文老师
认识谭老师，是我们一生的荣幸！
贵人，亲人，朋友，
绵延30年的深情！
谭老师，一路走好！！’
出席告别式的人们都带着口罩，我竟一个人都认不出来。只有躺在棺木里的这个人，是无需辨认的。
（一）
我最后一次看到她，在四年前。那次我去日内瓦，忍不住拐了一趟巴黎，她很久没从巴黎给我们打电话了，我怕她已不在人世，很想去一趟巴黎。到了巴黎也是叫优步，快抵达她住的那栋楼时，给她打电话：
‘是我呀，我来巴黎看你来了！’
‘我不信……’
她听不出来我是谁了，那是颇哀伤的一次拜访。
她已在玻璃门内侯我，曾经何等艳丽的一个妇人，依然经不住岁月的雕琢，却仍然将稀疏的头发染得乌黑，是她不屈服的明证，只有血红的唇膏，平添了时光的无情。
我随她坐电梯上到最高一层她的居室，一切像静止的，却毫不凌乱，她坐进那张沙发，可知坐了很多年的，对面是电视，“我早就不看电视了。”她说。旁边是电脑桌，我试了一下，那电脑上不了网络，显然也是闲置的。只有她沙发左手边堆放的一叠书，不知道她还读不读？
‘你每天还出去走走吗？’
‘只去买吃的。’
‘还走去你儿子雁雁那栋楼前吗？’
她看了我一眼，说：
‘我每天在等一个人。’
‘谁？’
‘一颗星星。我跟他说一会儿话’
她狡黠地笑笑，眼睛望着天上。
这是我来巴黎最难过的片刻。我其实是来跟她告别的，她连续十八年给我们写信、打电话，问候我和傅莉的生日，这个世上除了家人，再没有其他人像她这么亲近我们了。
眼下，她已经超越一切，看淡一切，只静静地从容等待离去，在巴黎的某个闹市中心……。
四年后我被瘟疫阻隔，去不了拉雪兹神父墓地送送她。
（二）
然而，“六四”流亡者的一个梦想，不是也埋葬在拉雪兹神父墓地？
三十年前我流亡到巴黎，就住在拉雪兹神父墓地不远处﹐靠近它的那座教堂钟声﹐常常在清晨残梦中传来﹐令我会有人生原本不幸﹐只是我多侥幸﹐而侥幸只是一场春梦﹐梦醒了无路可走之伤感。
几天后忽然收到寄自香港的一封信﹐厚厚一叠﹐抖开滑出几张照片﹐儿子一张紧绷的脸﹐没有笑容﹐傅莉却沉静如故﹐看不出变故的一丝痕迹﹐只有妈妈更见其苍老﹐令我落泪。此信系由一个在北大留学的美国学生转寄。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家书抵万金”。
就在拉雪兹神父墓地，我终于也被拍进电视，同几位流亡者，按英国女导演的镜头设计，俯身将“六四”的鲜花，放在一百多年前的法国徇难者灵前。
BBC的电视导演露茜来找我拍片子。她到巴黎寻访了许多大陆流亡者，逢人就问：
“你们要的民主究竟是什么？”
人们大凡会对这位导演大讲一通如今连西方人都不大听得懂的民主理论，那情形好像是我们中国人在启蒙盎格鲁·撒克逊人。露茜每每听得极认真，但末了还是不懂。
不过她总是知道不要让这些中国人失望，装出一副很能理解的样子来。尽管露茜多次向我夸耀，她奶奶本世纪初在上海待过，但她对中国的知识仿佛只限于那座天安门，尤其令我惊讶的是，她竟知道那地方在七十年前发生过一场“五四”运动，也知道那场运动也是一群大学生折腾出来的。中国对她来说，大概除了末代皇帝、毛泽东和邓小平，就剩下从“五四”一下子跳到“六四”这样一种扑朔迷离的历史断层。
难题来了。“怎么什么事都发生在这个天安门？”露茜的蓝眼珠子充满了好奇，“怎么什么事情都是中国大学生闹的？你得向西方人解释清楚这些问题！”
我舔舔嘴唇（这是我的一个毛病），惊异露茜能够如此抉刀斩乱麻地把中国人熬了七十年的苦难史，简约到这般精粹的地步。我心里在揣摩，过去我们对西方人讲中国的事总是过于曾弯绕绕，不得要领；循着他们的思路，或许倒能谈得明白些。横竖这片子是拍给西方人看的，不必像我们在大陆搞“启蒙”那样，凡事都得从古希腊民主制、卢梭和伏尔泰讲起。露茜如此快捷的思路一一从“五四”到“六四”，颇像我们搞电视片时的江洋恣肆一一从蓝田人头骨一下子侃到黄河漂流勇士。我预感我们的合作准能默契。
（三）
我认认真真地准备了剧本。三个星期后，露茜领着摄制组从伦敦匆匆赶来。天公不作美，巴黎那几天凄风苦雨，没一天好日头，弄得我心情极坏。
露茜穿了件黑色毛料连衣裙，干起活来很疯狂，每天把我们弄得精疲力竭。我为每一位叫到镜头前面来的人都设计好了“台词”，但露茜却全然不理会我让他们按本子讲了些什么，她默默坐在摄像机旁边，等一拍完，她就会跳起来，让摄像师重新打开机器，向每个人连珠炮似地发出一连串问题：
你当红卫兵时，在天安门广场上真觉得很幸福吗？
毛泽东死的时候你多大？当时什么心情？
在不能说真话的社会里，你意识到自己是天天在说谎吗？
民主难道就是选择一个好领袖吗？
民主对你们来说，是不是有点像宗教？
中国老百姓真的拥护你们的民主吗？
邓小平为什么觉得没有退路？学生是不是太不给他面子？
做翻译的南希小姐已经面露愠色。她对我说过，一个翻译的有效时间是两个小时，露茜却毫不留情地让她五、六个小时不歇一口气。
我在一旁也很恼火。原来露茜根本不要听我们讲民主的大道理，她压根儿认为我们天天挂在嘴上的那些理论，BBC的观众不会感兴趣。而她要的那些东西，我们总觉得很“肤浅”的，仿佛同我们流了血、死了人的那桩煞是悲壮的天安门义举不大搭界。但露茜根本不管我是否高兴，缠着每个人刨根问底，并且一再让南希提醒他们：
“请用最简单的意思表达。你就只当我露茜是个白痴。你是在对一个英国的白痴说话！”
我的天，我这才发现，我们的世界离他们的世界隔得多么遥远。
我们七十年来所拼命追赶他们的那个目标，竟然是我们向他们理喻不清的一件事情。难怪去年五月份北京天安门广场如火如茶之时，美国《时代》周刊上有篇文章发出这样一个皱着眉头的“傻冒”问题：
“中国人要的民主究竟是什么？”
我们和他们，究竟谁是白痴啊？
不但露茜，对每一个普通的西方观众来说，要想让他们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让人这么崇拜？（我还自作聪明地用拿破仑来做一个蹩脚的比拟）“文革”是怎么回事？林彪干么要坐飞机逃跑？（这事在西方人看来就像上帝的弟弟跑了一样）大跃进炼的那些钢都哪里去了？（我只好说那时是把整个社会都扔进炉子里去炼的，露茜满脸灿笑）天安门广场从哪里杀出来一支摩托车队？（我一急，说那是“小万润南”即个体户，露茜高兴得蹦了起来）如此等等，纵使我绞尽脑筋，到头来发现好像都是在荒诞的层面上才足以同露茜沟通。当她明白了的时候，我却糊涂了。
一礼拜下来，露茜要走了。我很忧虑地告诉她，这片子如果让英国人看得懂，那么中国人就恐怕看不懂了。她听了以后若有所思，接着说：
“本该如此。”
